本章试图从回族伦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它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阶段。
回族伦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与回族的发展过程相一致。这一过程可分为萌芽、形成、缓慢发展、曲折发展、蓬勃发展五个时期。
一、回族伦理文化萌芽时期
这一时期是指从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的唐朝至明朝中期。
唐宋时期是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为回族伦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唐宋时期，来中国经商或通使的阿拉伯、波斯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在中国定居后，把本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包括伦理道德观在内的思想意识带入中国，伊斯兰教及其伦理观对回族伦理文化的萌发产生了深刻影响。
元代，以杨受益撰写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为标志，回族先民除了“自守其固俗”外，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把他们所遵行和恪守的伊斯兰教伦理观念同中国固有的儒家纲常伦理及道德学说联系起来相比较，从而成为后来回族穆斯林学者、伦理思想家们构建本民族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回族伦理文化的良好开端。元明之际，已经逐渐出现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宋明之际流行于大江南北的理学思想与伊斯兰教相渗透、相结合的趋向，这从山东济南府清真南大寺的《来复铭》碑和泉州清净寺的《重修清净寺碑记》碑文中可以看出。山东济南府清真南大寺的碑，虽然出自于回回掌教陈思之手，但从碑文的内容来看，儒化的倾向性已很明显。《来复铭》碑文从头到尾皆是谈儒之语。在时间上晚于《来复铭》近一个世纪的《重修清净寺碑记》，把清净寺的内部构造和造型描述为与太极、两仪、四象、六合、八卦、九天相一致的实体。碑曰：“文庙青龙之左角有上下层以西向为尊，临街之门从南入，砌石三圈以象天三，左右壁各六合，若九门追琢，皆九九数，取苍穹九天之义，内圆顶，象天，上为望月台，下两门相峙，而中方取地方象。入门转西级而下，曰下楼，南极上曰上楼。下楼右壁，门从东入，正西，一座曰奉天坛，中象太极，左右两门象两仪，西四门象四象，南八门象八卦，北一门象乾元，天开柱子，四天门柱……”明代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的影响已达到如此的程度，不仅在泉州如此，在其他地方亦是如此。这说明在明代伊斯兰教宗教人士中，基本上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八卦及无极、太极之说，并以此来说明和解释伊斯兰教的教义思想，以汉文来弘扬伊斯兰的精神。《重修清净寺碑记》中，作者还将伊斯兰教与佛教的禅宗和儒教等思想观点进行了对比，以为伊斯兰教与儒教相近，碑曰：“儒有声色臭味安佚不谓性之说，禅之教近之，故不有其眼耳鼻舌身意，而空之于一切，但言性而不言命。儒有仁义礼智天道不谓命之说，净之教近之，故有其君臣父子夫妇而归之于事天，但言命而不言性。之二者，习之而善，各有得，习之而不善，均不能无得。乃今之习净教者何如也？”这就在伊斯兰教和儒教之间找到了许多相同之处，这种思想观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对后世学者影响也日见突出，不仅为明末清初以儒家思想来解释伊斯兰教的教义打下了基础，而且也更加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
元末明初，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在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回族。明代回回人已经有了独特而共同的民族感情，在宗教上，明代回回基本上都信仰伊斯兰教，这样，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就有了一定的联系，特别是他们绝大部分都有被压迫东迁的遭遇及到中国后受到的某些相同的政治待遇，因而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共同的感情。同时，由于共同信仰伊斯兰教，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因而在当时被统治的环境下，伊斯兰教就成为回回共同的心理特征，他们的民族感情产生了。明代史籍称道，回回“党护族类”，“行赍居送，千里不持粮”，他们“同类则相遇亲厚，视若至亲”，他们“自守其固俗，终不肯改”。随着回族的形成，史籍中有“回回大师”“归属回回”“寄居回回”“回回堡”等记载。此时“回回”专指一个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即现在的回族。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唯回回自守其固俗，终不肯改”，表明伊斯兰教已是回族全民族信仰的宗教。
特别是定州《重建礼拜寺记》和《来复铭》的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伊斯兰伦理道德及其道德修养方法同中国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学说进行比附，从而为回族伦理文化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元明时期，一些回族优秀思想家，秉承伊斯兰伦理精神，继承儒家优秀的伦理道德，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社会问题，发表了许多政见，提倡社会公允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追求，为世人所称赞，也为后人提供了效法的榜样，对回族伦理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赡思（1277—1351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伦理思想家，当时任陕西行台监察御使和浙江肃政廉访使司事，在任期提出了“安置流民”“秉公执法”和“平反冤狱”的具体意见，打击了贪官污吏。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按法制办事，不滥用职权，不讲私情，表现了高尚的道德品质。
元代进士出身的萨都剌，长期担任低级官职，在其所著《雁门集》二十卷中，他写下了“飞马将军朝出猎，打门县吏夜催徭”“南北橹声争上下，月中闻鼓避官船”“悲啼泪尽黄河干，县官县官尔何颜！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闻民间难！”的壮丽诗篇，揭露了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尔虞我诈、生活上的荒淫无耻，提出了铲除黑暗势力、实现人间平等的奋斗目标，反映了其崇高的道德情怀。
海瑞（1515—1587年）一生历经明朝的武宗、世宗、穆宗和神宗四朝，先后任过知县、户部主事、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等多种官职。他的伦理思想在许多方面值得称道，如他在任期间平冤狱、断疑案，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深受人民敬重。在其所著《尊师教戒》中，强调人生在世的目的和意义，强调做人的道德标准，鼓励人们要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境界，此书被后人称之为“讲人生哲学的伦理佳作”。在其《治安疏》中，强烈反对阿谀逢迎和说假话的恶劣作风，反对用人唯顺，对明世宗的昏庸无道公开进行反抗，冒死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抨击，表现了为国为民而舍身的大无畏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怀。
李贽（1527—1602年）作为明朝中后期的哲学家和伦理思想家，在前后经历21年的仕宦生活的同时，专心致志著述《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潭集》等，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等伦理道德思想。他反对宋明理学“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指出人的欲望是正当的，人们的道德修养离不开生活的满足。他反对封建社会的等级偏见，对圣人有德、凡人无德的观点给予了有力的批判。他还从人伦关系上肯定了妇女和男人对人类社会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主张婚姻自主、夫妻恩爱、寡妇再嫁，从而彻底否定了旧礼教的男尊女卑观，其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回族伦理文化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是指明末清初时期。
从唐代至明代中叶，“即从7世纪到15世纪，这800年间伊斯兰教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典籍及著作，亦无汉文译著，是个侨民的宗教，或外来民族的宗教”。明中叶以后，随着回族的形成和穆斯林对伊斯兰学理的研讨发扬，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回族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末清初，以汉文译著伊斯兰教教义的活动在江南大为活跃。汉文译著采取了以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教教义相结合的方式。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概念来翻译注释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用儒家思想阐发伊斯兰教教理，也用伊斯兰思想发挥儒家天人性命之说。一方面被儒化，另一方面也在化儒。也就是说，明末清初，伴随着回族的形成，深受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和中国儒家道德伦理观影响的回族伦理文化形成了。其主要标志是，一大批回族穆斯林学者有意识地开展了把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学说与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相结合的汉文译著活动，涌现了一大批回族伊斯兰教学者、伦理思想家及其充满浓重伦理道德气息、兼具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特色的代表作品，如张中的《归真总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马注的《清真指南》，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马伯良的《教款捷要》，金天柱的《清真释疑》等。这些回族伦理学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伊斯兰教道德观的论述吸收了儒家伦理思想，通过把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融会，概括和描绘了回族伦理文化的基本规范，建立了回族自己的伦理文化形态，提出了“二元忠诚”“五典”说等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又有别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学说，促进了回族伦理文化的最终形成，为回族伦理文化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
王岱舆的伦理思想深受中国封建社会传统人伦关系的影响，他对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三纲五常”有进一步的发挥。王岱舆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敬主、忠君、孝亲，他在《正教真诠》上卷《至诚章》中说：“夫人生有三要：‘敬主’也、‘忠君’也、‘孝亲’也。”他在《正教真诠》下卷《至孝章》中说：“经云：‘尔等拜主，尔等孝亲。’是故事主以下莫大乎孝亲。孝也者，其为人之本欤。道德所以事主，仁义所以事亲。真忠者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两全，方成正教。”这里把宗教伦理的“敬主”说、社会伦理的“忠君”说、宗法伦理的“孝亲”说三者相统一，以完成宗教义务、社会义务、宗法义务，在当时这种道德操守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王岱舆把孝亲当成做人之根本，敬养双亲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做到身孝、心孝、“性命之孝”，为父母常思孝养、多行善事，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王岱舆还十分注重人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要人们从正心入手，通过克己自律，以达到“不以名利动其心，荣辱夺其志”的高尚情操。王岱舆的《正教真诠》下卷，内容涉及伦理学的诸多方面，其中尤以人伦纲常、道德修养为重要篇章，它要人们远离淫恶的邪念，提倡用道德的力量控制自己的行为，要人们公正行事，奉公守法，反对强暴，“以和为美”，要人们不要损人利己，要“克己济人”，反对追名逐利，指出扬善避恶的关键在自己，明道而洁身心，随时把高尚的德行表现出来，失德如失至宝，应超然无己，才能表现出真正的德性，反对舍德行而图富贵。
马注的代表作《清真指南》在回族伦理文化上有重要贡献，他在阐明伊斯兰伦理与儒家伦理相融相通的基础上，对伊斯兰伦理作了较为系统的发挥。他把“三纲五常”“人道五典”进一步给以伊斯兰化的解释，在《清真指南》卷五《忠孝》中说：“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纲由兹而始，五伦由兹而立，九族由兹而分，万民由兹而出。”他进一步发展“人道五典”的伦理观，对孝亲思想再次加以界说，要求人们崇敬双亲并加以赡养，对双亲的恩爱要加倍报答，并赞扬双亲的业绩，帮助双亲矫正过失。他在《清真指南》卷五《忠孝》中，把身孝、心孝、命孝用“全其养”“尽其善”“赎其罪”加以概括，从而对孝道内容进一步加以注释，为回族穆斯林提供了具体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他在《清真指南》卷八《教条》中说：“其伦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民则士、农、工、贾，其教则认、礼、斋、济、游，其训则事主、孝亲、忠君、信友，与人恭、接物义、持身廉、反躬耻，其化则劝善止恶、悔过自新，其赏罚则顺升逆降、地狱天堂。正心诚意，修身治平。理得其下而不倚，道得其平而不争。”在这里，对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师生应当遵守的伦理原则规定得极其具体，涉及到方方面面、各行各业，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适用性。
刘智从“三纲五常”出发，对人伦关系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为伊斯兰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在《天方典礼·原教篇》中说：“敦崇五典，人道尽矣。五典，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之教也。天方又谓‘五成’。盖君臣成其国，父子成其家，夫妇成其室，昆弟成其事，朋友成其德者也，皆有当然不易之礼。五典修完，而人道尽矣。”刘智要人们修五典，也就是要把人伦关系的五方面关系的准则处理好，即做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在《天方典礼·五典》中，刘智用大量篇幅对五伦进行了阐述，讲到夫道要体现爱，妇道要体现敬，父道要体现慈，子道要体现孝，君道要体现仁，臣道要体现忠，兄弟之道要体现义，朋友之道要体现信，这就要求各个社会成员各行其道、各尽其责，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伦理观。刘智十分重视人生价值和人生物质生活的需要，他在《天方典礼·民常篇》中说：“居、用、服、食，民之常；安、利、卫、养，民所享。”这里，充分表达了刘智的人道情怀，他把人们合理享受现实生活的权利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为回族穆斯林提供了执行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强大动力，为现实伦理道德的执行产生了极大的精神支柱。
马德新作为后起的伊斯兰学者，坚持苏非主义的宗教功修，毕生努力弘扬伊斯兰文化和回族文化，其伦理观也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他极力要求人们抑制私欲，用社会秩序和社会礼仪约束人们的行为。马德新在《性命宗旨》中对儒家的仁、义、忠、孝等伦理规范和准则作了积极的响应和发挥，要求穆斯林用“礼”导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培养高尚的德性，担当重建社会秩序和道德的责任。他在《大化总归》中，要人们更好地修炼善功，希望通过劝善戒恶，导人至善，积极弘扬伊斯兰的宽容和儒家的“和为贵”的精神，打击杀人劫掠、伤害天理的行为，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的“两世说”强调现世生活的延续性和超越性，借助于奖善惩恶的设想，用一些道德观念作为约束穆斯林的行为规范，强调道德的教化意义。
汉文译著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学术探索和文化创新，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学术领域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傅统先认为，此“实为回教徒以中国文字阐扬回教学术的开端”，“有凿山开石之功绩”。日人桑田六郎则说：“此时期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时期。”它对回族伦理文化形成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