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时发展分析了回族的心灵之道后，我们就不难看出回族心性中的两大亮点特征了，第一是“忍辱负重”，第二是“自尊自强”。
“忍辱负重”是回族心灵之道中的基础美德，信仰伊斯兰教的所有回族都深知，真主是喜爱坚韧者的，“真主是与坚忍者同在的。”（2：249）“唯坚忍者，获此美德；唯有大福分者，获此美德。”（41：35）而且在《古兰经》里，宽容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难怪回族的民间对联中有“心为良田，百世耕则有余”的名联。也就是说，《古兰经》称精神状态的源泉为安静的心灵，为了求心灵的安静，纯净，所谓的“心灵泉涌”即心灵的容量要博大，而博大就要宽容，修炼心性，锻炼博大为怀的心胸。这种空间上的宽大容量，也要有时间上甚至长达百世的不断修行。在全国许多回族清真寺或回族家里的对联上，忍让宽容成为主要内容。例如：
各地回族的这些民间对联，几乎是回族为人处事的座右铭，从中能代表整个回族的心理审美。“寡欲”“忍事”“忍人”“让人”也好，“涵容”“谥退”也好，都是为了“清心”“平心”“养心”以便“心心向真主。”
回族的“忍辱负重”不仅仅是为了在异国他乡大民族夹缝中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他们信仰真主，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教导而做，同时，也是学习儒家思想伦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修身之需要。千百年来，回族对同伴谅解宽大，忍让和蔼，恩不求报，德不沽名的优良品德历来为人称道。信仰真主的真理的力量和“忍辱负重”建功立业的人格的力量结合起来，成为打开回族心灵之窗后的首要内容。
但是，回族的“忍辱”也不是无限度的，他们深知《古兰经》是非常重视适度的，过度，他们就不会再忍。这个“度”就是对精神信仰的尊严之维护。回族可以忍受生活上的艰苦，尤其像在“贫穷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回民，“这种可以活在穷乡僻壤可以一贫如洗却坚持一个心灵世界的人道精神，造成了一种如一片岩石森林般的人民”。这种艰苦和这样的民族，“只有犹太人的分散和受难才能和中国回民的境遇近似，或许犹太才是中国回民的参考”。
千百年来，他们无不是从最底层的民房、最贫瘠的土地上开始艰苦奋斗，忍受物质生活上的艰苦，社会关系上的歧视，都可以算作“度”内。可是如果侮辱他们的精神信仰那就会突破“忍”的界限，忍无可忍之后便是强力爆发，而且一旦爆发，回族就会以高度的凝聚力（“回回心齐”往往表现在这种关头）和强烈的反弹力，“一发而不可收”地坚持斗争下去，并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战斗到底。正所谓“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又像回族对联的所写的那样：
不移不屈，可谓铁之铮铮；尽忠尽义，乃为人之佼佼。
回族这种“忍辱负重”后为精神信仰而自尊自强的斗争气概，特别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尊严而又弱不胜强却要拼死相争的撕心裂肺的心灵呼声，不仅能让世人怦然感动，也着实能在人间之外“惊天地，泣鬼神。”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描写的回族哲合忍耶命运的酸甜苦辣，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苦难、坚忍、不屈的奋斗历程，特别是他们为了保护精神信仰不受侵犯，为了心灵的纯净不被玷污而用鲜血与头颅铺就的历史震惊。同样，这种“忍辱”后的“亮剑”，是一种悲壮的美，是一种震撼心灵的颂歌。也正像《穆斯林的葬礼》是把心撕碎了给人看，是为人的心作传，为人的心谱曲，是一本任你在伤心之处却仍感幸福的作品一样。这种忍辱后的抗争，其实不在于物质实力的强与弱，即使“寡不敌众”，只要把心底里坚忍顽强的精神毕现出来，也就足以给强势方以巨大的精神威慑了。仔细回味起来，清代的西北回民起义，如果没有清朝地方贪官污吏过分的民族压迫，特别是对回族精神信仰的侮辱，是不会把起义的火焰烧得越来越旺的。直到最后，清朝派重兵镇压，还是未能彻底胜利（让白彦虎率领回族部众撤离了中国，在中亚偏安一隅）。仔细回顾历史，千百年来，回族从没有过分裂国家，闹过一方独立的野心，所谓的大小回民“闹事”，也多与别人嘲弄他们的精神信仰，甚至戏弄他们的心灵尊严有关。
总之，回族可以忍受生活苦难，可以忍受社会冷遇，但绝不能忍受精神信仰的受辱，尤其是不能忍受纯净的心灵之道的受侮。
四、心得
回族在千百年来形成和发展中所透悟的“忍辱负重，自尊自强”的心灵世界，所造就的笃信忠义，勤劳温厚的精神品格，不仅是回族本身生生不息，代代相袭的传家宝，而且也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在与汉族等其他民族长期互动互学中，不断提炼和优化，已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之一。比如回族“先忍后强”的民族品格，虽然没有大汉族“先礼后兵”那样的实力，但在精神层面和内涵情志上却是同一的，甚至因回族的历经磨难而使这种精神实力更显得“百炼成钢”。再如，回族在与其他民族相处中“内刚外活”“宽容让人”的心地容量，正好和汉族几千年来形成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境界不谋而合，两者甚或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重叠优化的程度。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凝聚如磐，众志成城，之所以能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是与各民族所提供的精神财富分不开的，更是与各民族之间潜移默化地的相互影响分不开的。这也许就是研究回族心灵之道对当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启发。
（第四节）回族二元一体的道德律——由回族二元一体的文化结构所想到的
本节从“回族二元一体文化结构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发展”生发开去，重点从回族伊斯兰教精神信仰与儒家思想伦理的结合上阐释其道德律，分别从“内功与外功”“真理与伦理”“心法与宗法”三方面分析伊儒相通，德德相济的二元结构，最后论述到回族二元一体道德律对当前践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启发。
一、回族二元一体文化结构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马启成、丁宏两位回族教授曾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概括伊斯兰文化：“所谓伊斯兰文化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长期的信仰实践和生产、生活实践中，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本原则，以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为原质特点，并取希腊、罗马、印度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普遍为人们所效法和认可的各种规范、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的综合体。伊斯兰教只不过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对伊斯兰文化的总体概括，与此同时，他们又在论及中国10个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文化的亚文化形式时强调了中国汉族主体思想儒家文化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比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中挖掘一些切近、适用的思想资料，作为自己注释、理解伊斯兰文化的思想基础；将中国儒家哲学的内省认识和宋明理学中的推理方法纳入伊斯兰文化的认主学结构中，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宗教哲学体系；把儒家的纲常伦理纳入宗教信仰实践中，充实和完善了自己信主命、重三纲、守忠孝、以“五常”（五典）诠“五功”为内容的社会伦理观。
进入21世纪的第六年，回族史专家杨怀中先生在“文明对话与文化自觉——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回回民族二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论文，创新性地阐述了中华民族养育了回回民族，也使回族的文化具有了儒学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二元一体的文化结构特点，这种二元文化结构，构建了回回民族的精神世界。二元文化结构说不仅科学地定位了回族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存和生命的智慧以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原因，而且也昭示了回族对发展伊斯兰文化的巨大贡献。正像汉传佛教是佛教在异地发展的榜样即“生于印度，昌于华夏”一样，中国伊斯兰文化也是伊斯兰文化在异地发展的典型之一。
本节想在分析回族把伊斯兰教精神信仰与儒家思想伦理有机结合后所形成的“道德律”上，作一集中论述，让人们了解到回族的“道德律”在今天全国人民践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借鉴作用。
二、内功与外功
回族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使节、工匠等定居中国与汉族妇女通婚后的后代。但他们在全中国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中，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从异国他乡带来的精神文化传统，即以真主降示《古兰经》和穆罕默德圣训为精神支柱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各地的回族对联上都写着：“宣扬古兰真理，恪守圣训道路。”这种信仰是回族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心灵源泉，也是他们在荣辱曲折，跌宕沧桑的发展道路上的精神支柱。甚至是在历史上有时遭到灭族之灾的危难时刻，回族靠着这种内心的信仰而挺过流血牺牲，顽强生活下来，发展壮大。伊斯兰教成为回族精神上和心灵中须臾不离，挥之不去的内功。信仰对于回族来说，就像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前言中所说的穆斯林葬礼上的祈求辞那样：“啊，安拉！在我们当中，你让谁生存，就让他活在伊斯兰之中；你让谁死去，就让他死于信仰之中！”也像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描写的那样：“信仰是唯一能抓得住的，信仰至少可能帮助度过死亡。”“为着心灵的信仰流过血，死过人，被逼迫得走遍了中国一切角落。”
信仰伊斯兰教是回族的内功，这个内功是他们最过硬的民族文化特征。具体地说，他们信安拉、信使者、信经典、信天使、信后世、信前定，并用五功来落实六信，即身有礼功、心有念功，性有斋功，财有课功、命有朝功。这是近主之法，也是通过苦修行善止恶，追求灵魂洁净的内功。每日在清真寺里做礼拜前和入睡前，回族的大小净，也不仅仅是为了洁净身体，更主要的是要洗掉心里不清洁的污秽，洁净心灵，使内心至善。《古兰经》讲：“行善者，将在主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没有忧愁。”（2：112）真主的意旨彻底地影响人的心灵，“完成真主的意旨成为人生的真正目的。”回族把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具体到自责、自制，使行善止恶的规范宗教化，即作为遵行安拉之命的宗教责任。
由于回族千百年来苦练这种内功，使他们具有了“爱国爱教，劝人行善，宽以待人，追求知识，重视灵魂清净，鼓励清廉”等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道德。杨怀中先生称之为回族的“内在基本条件”。
杨怀中：《回回民族二元一体和文化结构》，《回族研究》，2006年第1期。
回族是带着这种精神内向的文化特性来到异国他乡、汉文化的海洋——中国的。穆罕默德说：“你们应该到遥远的中国去求学”，“要学习新知识，哪怕是在遥远的中国”的圣训，给了来到中国的伊斯兰信徒以极大的获取新知识的鼓舞，加上适者生存，入乡随俗以及与汉族妇女结婚生子的定居需要，回族及其后裔又把代表中国主体文化体系的儒家思想作为第二个做人伦理规范来学习。他们“以儒为正”，认同儒学，学习儒学。唐人陈黯曾作《华心》一文，说大食人李彦升等“生于异域，而行合手礼仪，是形异而心华也。”杨怀中先生解释说：“华心者，人非华而心则华也。”他又举数例介绍历史上的回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情结。“大食、波斯人入居中国，深怀中华情节，仰慕中华文化，努力学习之，确有出类拔萃者，文质彬彬、俨然君子。”元代的“诗人戴良说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淋浴休光，被龙泽，与京国内臣无异。积之既久，文轨日昌，而子若孙遂舍弓马而事诗书”。“明清时代全国各地有大量的回族读书人参加科举，取得功名，展示出明清以来回族与儒家的紧密关系。儒家思想文化对回回民族精神世界的熏陶，悠久而深邃。”
可见，回族学习儒学思想可以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可以改变自己的心灵取向，可以改变自己的民族情结，可以改变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他们为人处事，建功立业的外功上。
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尤其“仁者爱人”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回族的道德伦理。“仁”又可分“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为天下为仁矣”。恭即庄重，自尊；宽即宽厚，对他人宽厚对自己严格；信则诚实，讲信用不说假话；敏即勤快，认真；惠即帮助他人。这五条都做到了，就是真正实践了“爱人”的信条。回族把儒学思想作为自己与外族和谐相处，在汉族等多民族大社会上安身立命的伦理之所。他们把孔子的“仁爱”，把儒家的“五常”，经过千百年的学习、消化，吸收，并与自己信仰的伊斯兰教的内功相结合，产生了回族自己的“五典”做人之则，即爱主仁，公全义，敬全礼，学全智，交全信。如果说“六信”是回族的精神信仰，“五功”是具体行为，“五典”就是伦理规范了。因此儒家为人做人的伦理道德也就成了回族的外功。
作者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访谈回族（2006.12）
回族坚定伊斯兰教信仰并能到创造性地运用《古兰经》中的优秀思想，练就了精神富足和心灵洁净的内功，又在此基础上吸收儒家文化的纲常伦理，练就了与人相爱的外功，即伊斯兰信仰的坚信和儒家伦理道德的坚守。从最初的伊斯兰教传承和儒学思想的学习并行不悖到后来的两种文化的重叠交汇，优化为一体，精神内向，为人外向，形成了一种集内功与外功为一身的守伊通儒的复合型人格。因此，回族从历史到今天，既能有坚定的伊斯兰教信仰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心灵慰藉更加充实，更加超脱，又能在积极入世建功立业（无论是为国家立功还是为生意奔忙），既能忠主又能忠君，既能在清真大殿里摆放皇帝牌位，又能在清真寺外房角雕刻有汉文化的吉兽。既能在内为伊斯兰教尽心，又能在外为国家效力。内刚外活的处世技巧，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使得回族成为中华各民族中最能把爱国爱教又爱族爱业高度统一起来的民族，因此，回族不断出现为保家卫国，为中华民族精神而献身的历史人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真理与伦理
回族的内功与外功的结合，细致分析起来，是回族把伊斯兰教的真理与儒家思想的伦理结合的结果。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理”。伊本·巴哲认为：“肉体的行为使他成为一个人，部分的精神行为使他成为更完备的人，完全的理智行为使他成为至高的，神的实体。”《古兰经》作为真主的真理，对穆斯林来说不仅是一种信仰制度，还是一种心理上必须遵守的社会制度，它要求所有穆斯林都要在精神上服从这种“理”。中国的回族也没有例外，他们也按照伊斯兰教的真理行善止歹，做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内练功修，切不可阳奉阴违，而且贯穿生命始终。正如杨捷生博士所说：“与规则、制度的中原文化相比，信仰作为深层文化，除它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以外，它的一个作用就是以它为基础而形成了伦理空间。”
李振中，王家瑛主编：《阿拉伯哲学史》，第322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