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曾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①这个土匪，就是任侠者的影子和历史衍生物。那么，中国古代的侠风起于何时？它又是基于怎样的社会文化要素产生、发展乃至流变的呢？这些任侠者和墨家的根本区别又有那些？要较为全面、详尽地回答这些系列问题，必须先从侠的起源问题说起。
一、有关侠的起源的几种代表性说法
“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② 有关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任侠风气兴起的前期研究，著述颇丰，成果也层出不穷。但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放置在历史的具体大环境中进行考察的却并不占主流。简言之，众多学者研究的聚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史书所记载的最直接、最明显的游侠群体上，尤其关注故事细节和发展，正如常金仓先生所言，这些“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史出于对细节的追求引发了重材料轻理论的倾向，出于对过程的追求必然引起对‘起源’的浓厚兴趣”③。对游侠起源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大体说来，各家说法可归纳为六类：
1.侠起源于士阶层。这种观点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意见认为侠是士阶层中武士与文士分途后，逐渐从武士中发展演变而来。顾颉刚、冯友兰、吕思勉均持这种观点。④这种说法带有普遍性，屡见于各类教材书刊。第二种意见认为侠不过是士阶层中最下等的“恶霸”人物。范文澜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⑤
2.侠起源于某一学派。章太炎等认为侠起源于儒家的一支。他说：“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⑥梁启超说：“漆雕儒”是“后世游侠之祖也”。⑦另外，有许多学者认为侠起源于墨家。鲁迅、闻一多、吕振羽、侯外庐等都持这种观点。⑧ 但察于史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有些学者在反对这种说法的同时，努力调和二者意见。譬如钱穆道：“故谓侠出于儒、墨则可，谓儒、墨分文、武，而以墨擬侠，则皆不得古社会流品之真相也。”⑨蒙文通也说：“墨固侠而儒亦侠。”⑩
3.侠的起源跟儒墨无关。郭沫若便说：“又有的朋友说：墨家并没有亡，后世的任侠者流便是墨家的苗裔。这也是乱认表亲的办法……然而儒墨自儒墨，任侠自任侠，古人并不曾混同，我们也不好任意混同的。大抵在儒墨之中均曾有任侠者流参加，倒是实在的情形。”11
4.侠的兴起是变革社会中民间社会秩序进行调整的结果，属于“新型人际结合关系的性质”。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就是这样认为的。12
5.当代部分学者将游侠的兴起，归因于“传统文化大系统中两个相反相成的文化子系统”的出现。简单地讲，即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对存在导致的结果，而侠的产生是根基于下层民间文化的需要。张未民、陈山皆如是说13。
6.郑元春认为，“侠起源于原始氏族的遗风”，“原始正义观念是侠意识观念的渊源和基础”等。14
上述这六种具有代表性的提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关于游侠起源问题的研究状况。侠的产生，绝不仅仅限于某个阶层或学派，也不完全是民间社会秩序变动带来的直接后果。要知道，任侠现象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这体现在社会各个层面。同时，任侠者的身份也极为复杂。上有卿相之侠如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下有操持贱业以求生计，活动于市井之中的“闾巷之侠”，如魏国大梁夷门监者侯嬴、属狗者朱亥、赵国的博徒毛公和卖浆者薛公、燕国的屠狗及善击筑者渐离、节侠田光、卫国论剑者荆轲、杀人避仇逃往齐国的鼓刀屠者聂政，以及织网贩草鞋的齐人北郭骚等。简单地将侠的产生归于两种相对文化子系统的出现，实际上是借西方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误读。不难看出，这六种看法除对历史作了一点似是而非的解释外，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特定时代产生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研究缺乏真正的历史感。在今天看来，关于侠士起源问题之所以意见如此分歧，大抵由于研究方法的简单肤浅导致了片面的结论，未能将这一特殊群体纳入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作具体的分析考察，这是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水平低下产生的必然后果。20世纪学者对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任侠风气的研究，存在着以下两大思想误区：
1.对这个时期的任侠风气的考察仅限于其中的部分人物或个别群体，没有将他们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宏观地、全局性地把握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我们认为：现象是社会成员，至少是某地区、某阶层、某团体成员行为中显示出来的共相，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事件，抑或某人或某几个共同参与的一个独特事件的过程。同时，基于现象本身的相对稳定性、普遍性，使得我们能够对它进行科学地处理，从而从那些反复重现的现象中归纳出事物的原理来，即通过对现象的科学分解，去发现历史的通则、原理或规律。15
2.前人多喜欢对任侠者的行为进行价值和道德的臧否评判。梁启超撰写的《中国之武士道》，即是代表作品之一。他在该书的《自叙》里这样写道：“吾故今搜集我祖宗经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叙述始末，而加以论评，取日本输入通行之名词，名之曰《中国之武士道》，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云尔。呜呼，我同胞，兴！兴！兴！！汝祖宗之神力，将式凭焉，以起汝于死人而肉汝白骨。”16他希望借助古人的任侠尚武精神，激发起消沉麻木的中国人的斗志，达到救国救民的政治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被梁氏大力表彰的游侠群体，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又成了众矢之的。吉书时先生曾对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关于游侠研究的大部分文章作过统计与分析，并且指出：这些文章的论点“集中于游侠的阶级属性”分析，不是称侠是儒的帮凶，便说侠是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17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以教化或训诫，乃至影射为目的的政治史学，不但对史学研究无补，而且试图假历史维持世道人心又显得过分苍白与无力。就像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批判的那样：“有些人借口编历史，像法官似的到处奔忙，到这里来判刑，到那里去赦免，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历史的职责……这样一些人一般是被认为缺乏历史感的。”18正是这种研究的错误导向与研究方法的非科学性，作为特殊时期特殊文化表象的任侠风气，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科学研究。
二、早期任侠风气生成的文化要素分析
任侠之风兴起于春秋战国，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根据文化要素分析的观点，某种文化现象并不是由某个杰出人物或某些人群有意创造设计出来的，而是从人们面临现实生活所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中综合而成的。那么，任侠之风赖以形成的文化因素是什么？概括地讲，主要有三：
（一）侠士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
时代较早的材料表明，统治阶层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是任侠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当合法的方式无法满足政治需要，或为攫取新的权力，又无法按正常秩序进行时，便常诉诸于非正规的、不合法的暴力形式。这时，游侠、刺客类的人物便有机会粉墨登场了。这种来自社会上层的行为，无疑助长了社会生活领域的暴力倾向。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如此剧烈的政治变动，给任侠风气的蔓延提供了机会。《谷梁传》哀公四年说：“春秋有三盗：微杀大夫谓之盗，非所取而取之谓之盗，辟（避）中国之正道以袭利谓之盗。”在这三种盗中，除了少许指代窃人财物之“盗”，犹如僖公二十四年所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左传》所提及的大多指第一种，即“微杀大夫”者笼统称为“盗”。“贼”，《左传》僖公九年引《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杜预注：“贼，伤害也。” 文公十八年引周公作誓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杜注：“毁则，坏法也。”可见，“贼”的最初本义是一种破坏行为。而宣公二年鉏麂所说的：“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 此处所讲的“贼”，则是指故意杀人或伤害他人。昭公十四年也说“杀人不忌为贼”，杜注：“忌，畏也。”指不受法律约束的杀人者。事实上，《左传》中的“盗”和“贼”，就是刺客类的任侠者。
《左传》开篇所记的第一位诸侯鲁隐公，就是被大臣羽父指使的“贼”所弑，而这个无名无姓的“贼”就是政治阴谋家指派的杀手19；桓公十六年，卫宣公后妻宣姜派“盗”将急子与寿杀于道涂，目的是让自己的儿子公子朔成为卫国的储君；文公十四年，楚庄王即位，子孔、潘崇打算袭击舒氏，派公子燮和子仪留守而进攻舒蓼。这两个人发动叛乱，加筑郢都城墙，又派“贼”去刺杀子孔，无功而返。宣公二年，晋灵公使“贼”鉏麂刺杀大臣赵盾之事，充分说明，身为国君的晋侯，为了摆脱大臣的直言强谏，不是通过正当的政治措施来解决，而是采取了派人刺杀的非法手段，由此可见“盗”和“贼”作为政治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政治权力场对这一选择方式的默认，乃至嗜好。具体事件过程，《左传》作了详尽的记述：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腼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贼”的鉏麑已初步地表达了任侠者所秉承的职业精神。即在他看来“贼民之主，不忠”，认为这不是一个任侠者应该做的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如果他不这样做，则又违背了任侠者“守信”的职业原则和道德，即“弃君之命，不信”。这种矛盾的“尴尬二重心理”，最终导致他不得不选择了“触槐而死”的自杀方式。事实上，“诚信”的原则，是春秋乃至已降整个传统时代任侠者秉承的根本原则之一。譬如，《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称赞游侠信守诺言的品德说：“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而“季布一诺，千金难求”的时谚，则更是道出了汉代任侠者守信用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实际上，“盗”、“贼”普遍地活跃于当时社会，已引起了社会成员的关注。成公十五年，伯宗之妻援引时谚告诫其夫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可见“盗”的活跃状况及被社会大众的接受程度。而襄公十年发生的郑西宫之难事件，再次说明了政治权力场对“盗”的倚重。具体事件如下：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尉止获，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遂弗使献。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书》曰“盗”，言无大夫焉。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蟜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奔宋。
这是郑国国内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乱。暴徒劫持国君，血洗朝廷，当政三卿死于一朝，尽管这次叛乱最终被平定，但杀戮极重，“盗众尽死”。在叙述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作者插述一句：“<书>曰‘盗’，言无大夫焉。”也就是说，根据《春秋》的记载，此处称“盗”，说明没有大夫参与这次叛乱事件。杜注：“尉止等五人皆士也。”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盗”的地位和在政治权力场斗争中所处的从属位置。而此后战国任侠之风大盛，士阶层便成为任侠者重要的来源之一，以致后世许多学者认为侠就是起源于士阶层。例如顾颉刚、冯友兰、吕思勉均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侠是士阶层中武士与文士分途后，逐渐从武士中发展演变而来。20这种说法也带有普遍性，遍见各类教材书刊。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由于郑国执政者为政策略和措施的失误，导致国内群“盗”的组织化和规模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恶果，并最终通过国家“兴徒兵”的方式予以剿灭。
（郑）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按：指郑子产），不及于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杀尽之，盗少止。
同样一件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称“郑少年相率为盗”。而“少年”群体就是任侠者的预备队，是从道德和行为全方位慕侠的群体，是任侠者紧密的追随者。21
春秋时期，这些受人指使活跃于政治舞台的“盗”、“贼”等，是伴随社会变迁、政治失范带来的产物，也是政治体制不成熟、不健全的直接后果。《左传》中的“盗”、“贼”与勇士，无论有无姓名，绝大多数都是有主人的被豢养者，处于依附的状态。这一时期的诸侯、卿大夫们都公开豢养勇士。譬如齐庄公有勇士殖绰、郭最、贾举、卢蒲癸、王何；22晋栾氏有力臣督戎、州绰、刑蒯；23而鲁襄公豢养了八个“勇力之臣”，即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并且都在“崔杼之乱”中战死。24齐景公的“三勇士”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25；就连伍子胥亡命吴国，仍求得“死士”专设诸（即《史记·刺客列传》所载“专诸”），为吴公子光宫廷政治斗争作工具型准备，以期为其父兄报仇。26在这次政治刺杀的过程中，专设诸的言行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任侠者的另一重要原则，即“以躯借交报仇”。
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专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设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光曰：“我，尔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光伪足疾，入于堀室。专设诸寘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弒王。阖庐以其子为卿。
当公子光表达“我，尔身也”时，专设诸深以为然，这也是他为什么毅然决然抛弃老母幼子的原因。“以躯借交报仇”这一任侠者秉承的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大，几近成为任侠者信守的不二原则。及至汉代，此风更甚，《史记·游侠列传》所载侠魁郭解便是以此方式发迹的典型代表。《汉书·游侠传》记载汉成帝时，侠魁萭章、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都以大量豢养刺客类任侠者替人报仇解怨为专门营生。更有甚者，东汉时洛阳出现了组织化很高的“报仇公司”——“会任之家”，职业性的刺客数量极多，且还深受侠魁的盘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