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犯罪活动，已成为目前社会治安工作中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孳生和迅速蔓延的社会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犯罪文化是产生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众多的法学研究者都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点。何秉松先生说：“我国传统犯罪文化非常复杂，大部分来自下属社会，这是由武侠、艺人、术士、强盗、绿林以及帮会、秘密教派等所谓游民或江湖人物及其活动产生的犯罪亚文化，可以统称为游民文化或江湖文化。”35 有些学者则称它为“流氓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亚文化。周良沱指出：流氓阶层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源远流长，他征引陈宝良先生勾画出有关先秦时期的惰民与游侠、秦汉时期的恶少年、直到清代的无赖棍徒等“不工不农不商不仕之流民（游民）与流氓”，尖锐地抨击今日黑恶势力“信奉的是道地的流氓文化：‘义’字当先的结盟意识，有奶便是娘的雇佣意识，杀人抢掠的土匪意识，与古之流氓恶势力何其相似”36。王顺安等则进一步论证传统社会流氓文化的主体是流氓无产者，“从无业游民，流氓地痞，泼皮无赖到侠客巫师、土匪大王等，皆属此类”37。李锡海甚至详尽地分析了黑社会犯罪组织的传统文化背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伦理道德，主要来源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比如，‘仁、义、礼、智、信、忠’……‘仁’，变成组织成员之间要讲‘仁爱’，一个成员‘栽’了，对其家庭要施‘仁’，即养了起来，‘义’，变成组织内部的伦理核心，其所有成员之间都必须讲‘哥们义气’……‘忠’，变成对组织头目不可有二心，要绝对忠诚。这种腐朽的伦理道德思想，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为其实施犯罪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38
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浓厚任侠之风，也是当时社会治安工作的棘手难题。《韩非子·五蠹》就将侠划为五种社会蛀虫之一，并主张严厉打击。虽然时移事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存在的任侠之风与今日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不能等量齐观、同日而语。但是任何社会的变迁都是有着历史联系的，任侠之风的生成与盛行对今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根本上讲，它们的本质特征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
第一，两者都采用暴力的手段达到他们的各自目的。游侠、刺客、勇士等绝大部分有一技之长、依武恃勇，进行有目的的社会活动。《韩非子·五蠹》言：“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荀悦《汉纪》：“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颜师古注《汉书·季布传》“任侠”云：“任谓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挟辅人。”都是暴力达到目的的意思。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采用的犯罪手段绝大多数都属暴力范畴。前引事例对此已有所说明。如张君集团招募和选择成员时，就将实施暴力的能力作为条件之一。“中国第一号刑侦专家”乌国庆说，张君集团是他所见到的最凶残的犯罪集团。39因此，有人说：“暴力手段，它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起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保障。”40我们还可以从黑社会组织的名称中读出暴力的霸气和血腥味来，如山西运城有“狼帮”；上海有“神鹰帮”、“天龙帮”、“飞虎队”；广东有“白鲨帮”、“菜刀帮”；深圳有“飞鹰帮”；湖南益阳有“黑虎帮”、“鹰帮”；海南有“手枪帮”；辽宁有“东北五虎”；河北有“三剑客”；福建有“斧头帮”、“血兽帮”等。莫洪宪极有见地地指出：“暴力成为加入犯罪组织的必要条件，是组织内部拥有权势的个人资本。因此，权力的分配标准是使用暴力的能力；与国家司法机关抗衡取胜的能力；为其实权人物所承认的能力，使人敬畏；并得到下属拥护的能力。”41
第二，两者的本质都属非法控制，是国家政治的异己力量形成组织化的系统，并以非法的形式参与国家利益的再分配。
韩非抨击当时的侠是“行剑攻杀”、“活贼匿奸”。他们敢于私斗、杀人、抢劫、窝藏罪犯，倚恃武力，干犯朝廷的法律、政令，扰乱社会治安，造成社会动乱。这与现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行为几无二致。《韩非子·诡使》说这些人“难致谓之正，难予谓之廉，难禁谓之齐，有令不听从谓之勇”。他们混淆视听、明里暗地与朝廷对着干，明显地站在了现存政权的对立面上。《显学》：“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按：象人，即俑人）。未知祸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可见，儒与侠不通过建立“军劳”，而能达到“显荣”的目的，说明他们以非法的形式参与了国家利益的再分配。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无视现行国家统治秩序，试图建立国家控制之外的隐匿统治，形成合法（主流）社会以外的非法（秘密）权力组织。如山东宁阳农民李廷赟组织的黑社会——“中华民族救国会”招募成员的标准就是：有过违法或有专与政府对抗经历的；因计划生育受到处理而对政府不满的；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或受过公安机关打击的；揍人不要命的。北京大学的犯罪专家康树华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代中国黑社会80%的成员不工、不商、不农、不学，是终日四处游荡、不务正业的无业游民。42他们企图以非法的形式参与国家利益再分配。实质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与政治腐败的结合，如某些学者所言，也属“一个权力转换的问题，即将政府的部分权力转化为黑社会的权力，使其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为所欲为的通行证”43。
（二）改革开放以来侠文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时至今日，与传统社会相比，我们的社会性质、政治体制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伴随着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加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最基本的社会特征是由小农经济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侠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作为社会隐性文化的一部分，依然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并且，不仅延续了传统的侠文化的特征，而且也有了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在当代，侠文化在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电脑网络游戏等领域都有着积极的表现。对侠文化在影视与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甚至无需赘述，因为这一直都是民众非常熟悉的东西。我们随便打开电视，走进电影院，去书店或者图书馆，或者是打开网络，以侠文化为主题的作品数不胜数，并且其中产生了众多为群众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如金庸、古龙、梁羽生）、演员（成龙、李连杰、甄子丹）等。以国产电影为例，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并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此后，从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导演的《无极》，到冯小刚导演的《夜宴》等，中国的大导演似乎都无一例外地开始钟情于武侠题材的电影。同时，这些年来，武侠电视剧也可以说是充斥荧屏，基本上所有的武侠小说都被搬上了电视荧屏，这些都会给民众一种感觉，中国的武侠文化有着越来越兴盛的趋势。
另外，当代的电脑网络游戏也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武侠小说和侠文化的一些元素，并有所创新，其中提炼出被人们广泛接受并应用的一些模式化、程式化元素：如少林武当、峨眉青桐的门派；如传统武术中的各种太极拳、八卦掌等。我国国产游戏的两个代表性的公司，一个是金山西山居所制作的剑侠情缘系列以及网络游戏，另一个是大宇软星公司制作的仙剑奇侠传系列。这些游戏很好地传承了中国的传统侠文化，充满历史典故。以仙剑奇侠传系列来说，是围绕着蜀山剑仙的民间传说来展开故事，编写游戏。游戏中的故事充满了侠的精神，并能上升到舍身以救天下苍生的高度。其中有战国姜国的公主以不惜跳入铸剑炉，以自己的血和生命来帮哥哥铸剑，以期剑成能解国家危亡之急，这和先秦的游侠精神非常相像。云天河为救一方百姓，以后羿射日之弓射下琼华派，以致自己双目失明。此外，故事中每一代女娲的后人都会不惜生命来保护天下的苍生，等等，这些都是当代文化对古代侠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但是同时，电脑网络游戏在对传统侠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之外，也继承了传统侠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包含了过多的血腥与暴力成分，对游戏玩家的身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80年代开始，我国武侠小说再度兴盛，当时曾有一段时间，上到中青年，下到几岁的孩童，都在看由金庸小说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在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武侠文艺作品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如今是社会民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各行业中的主要劳动力，也是社会中言论与行动最活跃的群体。而且武侠文化的爱好者群体们，不是单纯地分布在某一年龄段，而是跨越了几个年代的人。如果说70年代出生的人和80年代出生的人在很多观念上会有所不同，但是对于武侠，或者侠文化的喜爱，是一致的。可以说侠文化从80年代复兴起，一直到当下，对几代人都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大到可以引发不同群体与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的集体共鸣，或者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可以勾起民众的集体回忆与幻想。
90年代以后，尤其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电脑游戏的发展，很多青少年沉浸其中，网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并取代了之前的电视与小说。伴随着国产电脑游戏的发展，侠文化在新的领域，也就是在电脑游戏领域得到了更多的以及新的形式的发展，或者可以说侠文化在电脑游戏领域获得了新的生命。虽然在电脑游戏中，由于技术方面的局限、游戏设置方面的需求、游戏设计中对西方文化的借鉴以及电脑游戏的商业性目的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侠文化的主题产生了一些变异，但是侠文化正是通过电脑游戏这样的新形式，对民众产生着新的持续的影响。如今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电脑游戏对玩家会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比如更倾向于暴力、斗殴等行为。
但是侠文化不论以小说、影视或者游戏，不论以何种载体传承与发展，都对民众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对民众侠义精神的塑造，同时也有着对暴力倾向的助长，这是不可回避的存在，也可以说是侠文化对民众影响的两面性。在前面我们简要地介绍过侠的两面性，具体可以参见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述，此处就不赘述。由于“侠”所具有的两面性，因此侠文化不免也具有两面性。在颂扬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避免不了侠的流氓性和行侠过程中存在的血腥暴力等负面因素，也避免不了偏激与片面的民众心理，如仇官仇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并且还有一些文人通过夸张的文学手法将这些负面情绪扩大化，延续相传下去，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些我们都不陌生，仅仅《水浒传》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很多的文字文本中都有这样的流露。在民众心态的惯性下，容易将生活中的遭遇，归因为贪官、富人或者制度的不完善，这种心态会产生出一种盲目的不假思索的行为心理，而当一定数量的民众由于同一件事唤起这种共同心态时，就会产生从众与偏激的集合行为。我们能看出，在这种心态下，民众的心理以及行为在轨于社会秩序与越轨之间摇摆，在理性的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和任气而为的冲动行为之间摇摆，而这恰好符合侠的两面性这一本质特征。民众的心态与侠的两面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影响。这些侠文化在宣传正面的侠义精神及对公平正义的理想与理念，文人观念中的公平正义的同时，也会将一些负面的东西同时传递给同代及后代的民众。因此，让民众在对侠文化的传承与接受上始终带有两面性。
我们顺着侠文化的两面性来探讨侠文化对民众的认知以及行为方式的影响。侠文化中的正面影响对社会文明以及社会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侠文化的正面影响对社会文明有着积极的意义，如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并且可以通过正义的“私力救济”方式作为法治的补充，还可以有助于增加社会资本，增进社会和谐。但是，在侠文化中负面的因素的影响下会导致民间的私斗，冲犯法制等，这些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产生越轨犯罪行为，损害损伤社会人与人的关爱与信任，对社会资本造成负面的影响。侠文化的正面影响对社会的积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不必进行过多的论述，然而侠文化对民众认知以及行为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可忽视。民众从自身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出发，去追求理想中的社会公平正义，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产生了很多的任意行为，往往出现了过激行为或者越轨行为。一方面与法律相违背，另一方面放大了侠义的精神，其结果是由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演化成了一个违法的行为。甚至有时候，行为的初衷是为了追求公平正义，然而在过程中，却不自觉地使用了非法与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在一个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社会中，或者说在一个法制健全、执法有力的社会中，侠义行为作为一种法律公力之外的力量与行为，毕竟是不容于法律的。近年来，随着社会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不可避免的显现，例如当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民众面对社会变革，会产生心理失衡，当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会通过一些方式，如一些极端的行为来加以解决，最后演化为极端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中以血性的行为为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从古代至现代，总会有暴力抗法等案例发生。比如前面提及的杨佳，本是个热血青年，却从一己所认定的正义观出发，为了维护其个人的公平正义不受侵犯，最终采取了暴力的手段；同样，受侠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很多的民众竟认可、认同他的这种行为与做法，称其为“柳叶快刀杨佳”，并仿照史记文风，为其做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