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威本人“特承恩奖，解褐拜左武卫郎将……迁左领军卫大将军，仍充长乐州游弈副使，将统戎族。辑宁沙塞，戎人务于东作，虏马蓍于南向”。所谓郎将，此乃实职，正五品以上。所谓“游奕”《通典》中是指军中选骁勇谙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逻候于亭陣之外，捉生问事者为“游奕”。慕容威生于唐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死于唐至德元年正月五日，享年62岁，终于长乐州私馆。
慕容威死后为何不葬于凉州（武威）而葬于安乐州呢？究其原因，盖因凉州早已被吐蕃族侵占之故。
墓志中提到的“安乐州、长乐州”地当今何处，下文始作初探。
先引已故考古界老先生李志清选自《通鉴唐纪十八》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载：“二月庚午，徙吐谷浑于鄯州浩直水南。吐谷浑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狭，寻徙灵州，以其部落置安乐州，时以灵州鸣沙县地置安乐州。”《新唐书地理志》、《威州》谓：“威州本安乐州……”又曰：“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诏为威州。”
综上所引，吐谷浑所居安乐州先是在灵州鸣沙县（今中宁鸣沙镇）地，后于唐武宗大中三年（849年）收复，改居威州，以其首领诺曷钵为刺史，世袭其职。何谓安乐州？史书记载“欲其安而且乐也”，故名安乐州。据《太平寰宇》记载“安乐州在灵州（吴忠市）南稍东一百八十里，近长乐山。《元和志》卷《灵州·这乐》谓：“长乐山，旧名达乐山，亦名铎洛山，以山下有铎洛泉水。”
唐代，在威州、下马关境内曾出现过安乐州、长乐州之名与安乐山、长乐山之谓，又安乐川、长乐川之称，是两州一名，还是一州两名？两川又在哪里？笔者根据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推测：所谓安乐州治就是指今韦州镇区内的西夏古城址。1984年文物普查时，于城内发现了大量的唐、宋、西夏遗物，有陶瓷残片、铜镜、古钱币等。可以证实西夏时期的威州古城是在唐代安乐州的旧址上改扩建而成。综观威州历史、地理，可以看出，唐代的安乐州（威州）乃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冲，故在宋郑文宝《城古威州议》中称道：“故垒未圮，水甘土沃，有良木薪橘之利，约葫芦临洮二河，压鸣沙、萧关两戍。东控五原，北固峡口，足以襟带西凉（今甘肃武威）咽喉灵州城之便。”确定了安乐州的州治设在威州，那么安乐川就应是今韦州向北延伸到中宁，惠安堡的百里长川谓之安乐川。而韦州东20里的青龙山应是文献记载中的铎洛山、达乐山、安乐山。至今民间还有叫铎洛山或安乐山的，是否确切，有待今后考证。
所谓长乐州、长乐山、长乐川之地域，据考证应是文献记载中的“长乐山”、“蠡山”、“螺山”，即今所称之罗山。罗山脚下的红城水古城应是长乐州州治。西汉时，这里曾是三水县治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城，城北有温泉。”后经魏晋时期发展，这里依山有水，自然环境优美，在军事上又是易守难攻之地，故唐王朝将吐谷浑部落安置于此，设长乐州以治，是合乎情理的。况且慕容威墓志中“仍充长乐州游击副使”，“终于长乐州私馆”而葬于“州南之原”记载是最好的佐证。勘察今下马关红城水上塬村有一座保存较完整、规模宏大、占地约500亩的古城遗址，不但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陶瓷、青砖、五铢钱，而且还发现了唐代的大陶瓮、瓷片、铜镜、唐三彩瓷片、“开元通宝”等文物，这就进一步证明了长乐州治是在汉代三水县古城址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
长乐州治确定了，那么长乐山、长乐川也就清楚了，即长乐山就是今罗山，长乐川就是今红城水向南到下马关白家滩、大郎顶直至马高庄乡的百里长川。
慕容威夫妇合葬墓的发现，为研究唐朝时中央政权辖区的周边，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处理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墓志铭是一方不可多得的国家一级文物。其中尚未揭晓的历史之谜，期待今后更多专家学者的考证。
三、西夏古建筑韦州康济寺塔
康济寺塔，坐落于同心县韦州镇古城东南隅的康济禅寺废址内，今寺毀塔存。宋代党项贵族创建西夏政权时，曾在此地筑城藏兵，建宅安民，作为与北宋长期抗衡的军事要地。因党项、吐番、蒙古族均崇信佛教，故这一地区当时曾立浮屠（佛塔）、修禅院蔚然成风。康济寺塔地修建和塔内出土的文物。就是这一地区历史的见证。
塔史溯源
康济寺塔始建于何时，现存的塔又为何年修葺，长期以来尚未定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在1963年2月23日审定公布康济寺塔为第一批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暂断为明代。随后的介绍文章，也大都以明塔立论。为了彻底搞清康济寺塔的年代，1984至1985年间，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同心县文物管理所结合加固修缮工程，对此塔进行了认真的勘察和发掘。从收集到的资料和修缮施工过程中出土的文物分析，康济寺塔始建于西夏，明代曾两次重修过塔身上部和刹顶，但其形制仍保留了西夏密檐式佛塔的风格。那么，断定康济寺塔为西夏时所建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
据史书记载，明初太祖朱元璋派西平侯沐英统领各路兵马，荡除西北残存的元朝武装。途经韦州古城时，曾见到东南隅的康济寺内有一塔。又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皇十六子朱为庆王而居韦州时，常从王府到寺院内观赏古塔，并赋诗抒怀。据塔前现存明万历十年（1582年）《重修敕赐康济禅寺浮图碑》记载：“明太祖立国之初，康济寺内已有浮图九级末及完。”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发生地震，使丁亥年（1527年）已修复的四级“倾颓若昔，前功用虚”。此碑记说明了原来修建的九级浮图。虽经地震摧残，终未损坏，而倾废的只是明代嘉靖六年（1527年）增修的九级以上部分。
1985年，在加固和修缮残损的塔檐时，发现塔身第九层以下与第九层以上所用砌砖的规格、泥浆和砌筑方法与以往不同，这说明第九层以上是后来增砌的。第九层下塔身所用的长砖（31.5厘米×15.5厘米×7.5厘米）和方砖（33厘米×33厘米×6厘米）背面都有一手印痕，这与银川西夏王陵、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和宏佛塔等西夏建筑遗存所采用的手印痕砖相同。另外，在翻修第九层叠涩挑檐时，于两块砖上发现了西夏文墨书题记。
从以上资料可知，康济寺塔的始建年代应早于明而晚于唐。因西夏文字创造于元昊立国之后，经查史志、碑记和修缮时发现的遗迹遗物，均无元代的记述和实物，故此塔只能为西夏立国之后所建。
西夏立国之初，元昊穷兵黩武，与北宋征战不息。他在韦州建筑军事据点，又在兴庆府和贺兰山东麓广建宫室，耗尽人财物力，故无可能在韦州建寺院和立浮屠。西夏中晚期，宋与辽、金矛盾尖锐，而辽、金与西夏趋好，故西夏的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为了缓和矛盾，施行教化，西夏统治者崇奉佛教，引入经典，聘请高僧，在其境内修建了许多佛寺禅院。确切地说，康济寺塔应是此时所建。史书还记载，“宋重和元年（西夏雍宁五年，即公元1118年）春二月，熙河、环庆、泾源地震旬日不止，坏城壁、庐舍居民压死者甚众，人心慌乱”。“西夏天庆四年（宋绍兴十三年，金皇统三年即公元1143年），首都兴庆府地区又发生大地震，经月不止，人畜死亡者数以万计”。接着，夏州地裂泉涌，“出黑沙，阜高数丈，广若长堤，林木皆没，毁民居数千”（《西夏书事》卷三五）。这两次较大的地震对西夏东南部地面建筑和人畜造成严重损害。康济寺塔应是在这两次强烈地震之后的西夏仁宗（1140年～1193年）后期所建，否则，将遭受毀坏而不复存在。
几次修葺
康济寺塔建成后的第一次修葺是在明嘉靖六年（1527年），这可以从1985年在加固和修缮此塔时所发现的《金刚经》和《陀罗尼经》卷上捐修人大明嘉靖六年初九日修葺的题款中得到证实。这次修葺是在西夏时所建的“九级之上更增四级，升顶缀铃，凡三载乃成”。明嘉靖六年增修的四级及宝顶，又被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地震毀坏，前功尽弃。
第二次修葺是在明万历九年（1581年）。这次修葺仍在西夏所建的九级塔身之上又复增四级，升顶于巅，缀铃于角，并勒石立碑以志其功。保存在塔前的明万历年间石碑和1985年从塔顶佛龛内发现的20块刻有大明万历九年四月二十日重修宝塔施财功德主姓名的方块砖可以说明，这次大规模修葺仍是民众捐资。从塔内没有发现明万历以后的遗物来判断，保存至今的塔体是西夏建后和明万历九年以前增修的遗迹。第三次修葺是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这次修葺，可以从塔身第三级东壁上的“乾隆三十年重修”题记得到佐证。这次修缮仅是粉装，即采用砖石、草泥将底层损坏部位填塞修补，并在塔身八面塑造了23尊护塔罗汉像。
1964年，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为了稳固康济寺塔塔身，防止继续损坏，当地文化部门采取应急措施，用青砖、白灰在底层塔身圈砌了护塔台座。1984至1985年大规模地加固修缮工程是在国家文物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由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同心县政府密切配合，组织文物专业人员实施完成的。1984年，同心县人民政府正式划定了康济寺塔的保护范围，并由县文物管理所主持完成了拆迁和保护整修任务的各项准备。1985年，在国家文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怀英、杨玉柱的设计和指导下，区文管会制定了施工方案，聘请云南大理市古塔修缮队组织施工，将塔身、塔檐的残毀和损坏部位进行挖补修复，重新制作了塔檐角木铁铎和金属刹顶，装设了避雷器。为了达到抗震的目的，在塔身的隐藏处采用了加固措施：拆除了底层台座，在底层沿塔四周围浇注了50厘米×70厘米的混凝土墙一道，并与底层塔身损坏部位所填补的高压灌注的聚合物水泥砂浆连接在一起；每隔两层，在叠涩腰檐上部剔出一砖厚的深槽，浇注15厘米×15厘米钢砼圈梁一道。在塔心室内壁每四层加钢砼圈梁一道，并装置了双道十字横梁，以达到整体加固的目的。
建筑结构
康济寺塔是一座平地而起的八角形密檐式十三层空心砖塔。塔原高39.2米，加固修复后的高度为42.7米，由塔身、刹座、相轮宝顶三部分组成。塔的底层较高，第二层以上被层层密檐平座紧箍，往上收分与刹座宝顶有机结合，形成刚劲有力的拋物线外廓，显得宏伟、凝重，体现了我国早期密檐式佛塔的风格。
塔身通高35.58米，塔体是在夯实的黄土地上用黄泥浆将长31厘米、宽15.5厘米和边长33厘米、厚7.5厘米的长方形、正方形砖混合往上平砌，并按一定尺寸和收分比例，在塔身上砌出叠涩腰檐和平座，用以增加塔身厚重、密实、多变的形体。除了底层南面有通往塔心室的余卷和第十三层塔身各面砌装有垂柱帐形砖雕假门龛及角柱，其余各层塔身均为素面，无门龛。每层檐角均装有角木，挂有铁铎。塔心室高33.8米，随外形往上内收至十三层合拢。内壁共砌出四道台檐，并在其间装有四道交叉梁。
塔刹基座是一个八角形两级束腰须弥座式砖砌体。基座底面直径3.66米，顶面直径1.3米；座底为八角形，边长1.52米；座顶亦为八角形，边长44厘米；基座通高3.62米，用长方形和各种异形砖与塔身连接后平砌而成。基座原来砌装有中心柱木，用以固定宝顶。其中凸腰肚下东南西北各斜面留有高33厘米、深1.43米的方洞，通往塔的中心柱，外口用单砖封掩。
宝顶在维修前已塌毀，残留有黑色和棕色釉的瓷片，说明该塔宝顶原是用陶瓷构件套装在塔柱上的，其形制无法考证。现在的金属宝顶，是1985年加固修缮时重新设计制作的。新装宝顶由相轮、宝盖、宝瓶三部分组成。相轮九级，底轮直径1.5米，顶轮直径89厘米，通高2.24米；宝盖直径1.5米，厚36厘米，与宝瓶焊装；宝瓶高80厘米，直径50厘米。
出土文物
1985年，在加固和修复康济寺塔的施工过程中，除了有前文提到的第九层以上与第九层以下塔身砖质与砌法不同，第九层塔檐两块方砖上有西夏文墨书题记，第三层塔身东壁上有“乾隆三十一年重修”题记，底层残破塔身八面有23尊泥塑罗汉。第十三层塔身五个側面的假门龛内室及第一层塔檐转角的朽木洞中，还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
佛教和道教造像：共发现佛教和道教铜质造像27尊，其中释迦牟尼佛11尊，弥勒佛3尊，菩萨像7尊，弟子像4尊，无量祖师像1尊，老子像1尊。
佛教和道教经卷：维修时于塔顶刹座下的5个佛龛内共发现佛教和道教经卷15种29册，均为拆装，有木旋、面印、烫金和手抄4种版本，其中大部分佛经为明代刊印。
藏文、汉文咒语条：藏汉文咒语条共计36条，其中17条为藏文咒语，19条为汉文咒语，系用毛笔直接墨书于黄色和红色的绵纸上。咒语条大小不一，一般长15至25厘米，宽5至10厘米，最长的一条长49厘米，宽10厘米。咒语条发现时与五谷杂粮（麦、稻、荞麦、糜谷及豌豆）、五色布（红、黄、蓝、白、青）、藏红花、金代货币“大定通宝”、明代货币“嘉靖通宝”和“万历通宝”等一起用黄绵纸包好，再用丝带捆扎，放在铜质造像腹内。
佛像拓片：共有两幅，大小相同，长40厘米，宽32厘米，是在黄裱纸上各拓一佛像，可惜已模糊不清。
题记砖：塔顶刹座下的5个佛龛内，共发现24块题记砖。其中4块为西夏文砖，规格为35厘米×35厘米×7厘米，文字系用毛笔直接竖写在方砖上，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西夏文字专家史金波先生考证，皆为西夏时期的姓氏人名。汉文砖的规格均为33厘米×33厘米×7厘米，砖的正面文字有手书和刻文两种。
通过对康济寺塔的考察与研究，剖析塔的构造特征，研究古塔内出土的文物，不但弄清了该塔建造的年代、内容，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韦州地区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西夏崇信佛教，其境内各地修建有许多佛寺禅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康济寺塔就是被保存下来的较完整的西夏建筑。该塔汲取了我国早期佛教建筑（密檐佛塔）的造型特色，揉入了党项、藏族崇尚的密宗仪轨习俗，使之成为西夏东南边陲重镇军民膜拜祷告的重要场所。
同心（韦州）地区是古代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的交界地域，各民族间相互学习生产技术和文化习俗，促进了民族融合，西夏时期尤为如此。康济寺塔和其出土的文物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保护和研究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弘扬华夏文明和加强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四、明代长城与烽火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