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安边城内只有张廷祥的保安团，张廷芝的察哈尔游击军驻在安边东北20多里的堆子梁寨子。我们的部署是先打安边，后打堆子梁，打安边的同时包围堆子梁。在张廷芝的游击军内部我也选了一个内应，是一个姓雷的中队长，约定的条件是我不到他不动。结果我们派错了人，派去的是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张廷芝把13皮箱的财宝给了柴明堂，买通了柴，带着一家人逃跑了。当时怕不保险，我们还派了刘宝堂的弟弟刘明堂带骑兵连也去包围堆子梁，结果这个饭桶不知跑到哪里抽大烟去了，张廷芝跑了还不知道。
夏品三、杜廷之在“安边事件”中协助新十一旅铲除张廷芝、张廷祥，是有功劳的，客观上也为三边除了一害，对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定是有利的。但是邓宝珊却批评我们不该拿张廷祥祭刘宝堂的灵，并对夏、杜二人表示不相信，说他们既可背叛张，也可以背叛别人。新十一旅的一些人，如赵级三等，既妒又怕，夏、杜两个中队的武器装备较好，有几十把驳壳枪，这些人也想缴夏、杜的械，所以当时夏、杜的处境十分微妙。如果投奔八路军，当时还不可能，夏、杜的觉悟还不到那个程度，因此，我给高桂滋写信推荐，让他们去高部，三边党组织也同意了。后来八路军派了一个营把夏、杜的部队送出了陕甘宁边区。
夏品三、杜廷之到高桂滋的十七军后，张廷芝因无处投身，也跑到高桂滋那里，高也收留了。这时，夏、杜又害怕了，夏品三派其子夏钦谟回安边和我联系，我说：“不要怕！等有机会把狗日的收拾了！”不久，夏品三又派一个姓于的回来联系，说他准备消灭张廷芝，让我到孟坝等候。后经请示上级党组织，未同意，认为当时对高桂滋部不能这样做，我党正在做争取高部的工作。此事也就作罢了。
“你们是火车头”——忆中共地下组织争取国民党
新十一旅起义的经过
牛化东李树林王子庄
冯世光高宜之朱子春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陕西警备骑兵旅二团连长石英秀在唐澍、谢子长领导的反蒋倒井（井岳秀）的清涧兵暴影响下，于1929年冬，由陕北靖边县的柠条梁率部到宁夏平罗，投冯玉祥所属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被苏收编扩建为第九旅，石英秀任旅长，曹又参任参谋长。1930年年初，中共陕北特委趁九旅扩充之机，先后派了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九旅开展兵运工作。不久，苏雨生被马鸿逵驱出宁夏，该旅又奔到甘肃靖远，被兰州的雷中田改编为第三旅，驻防定西、静宁一带。“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派杜斌丞入甘视察后，又将第三旅改编为陆军新十一旅，石英秀仍任旅长。
1931年12月间，杨虎城派孙蔚如联合平凉驻军陈硅璋进驻兰州，消灭了雷中田。1932年年初，陈硅璋因反对孙蔚如而被歼。新十一旅“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团结广大官兵，节节取得胜利，直至最后曹又参代旅长通电全国，率部光荣起义。起义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曹又参旅长，对新十一旅官兵说：“你们是火车头。”
接着又收编了陈部的刘宝堂团为二团，此后新十一旅又和李贵清的新十旅合编为新一军，邓宝珊任军长。1934年石英秀病故后，刘宝堂从陈国宾手里抢任了旅长，此事引起一团团长陈国宾的不满。从此，刘、陈交恶，结下了难解之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彻底控制甘肃，任命邓宝珊为二十一军团司令，要邓率军离甘开赴绥远抗日，企图借日本人的手消灭邓部。途中新十旅被胡宗南吃掉，只剩下了新十一旅。邓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行至陕北榆林，因归绥、包头已经失陷，再未前进，从此邓和蒋、胡加深了矛盾。
1939年夏，随着形势的变化，新十一旅逐渐移防到安边、白泥井、柠条梁一带。刘宝堂在安边期间，为了争夺地方权势，和安边的地头蛇、保安团头子张廷祥兄弟及其父子四人的矛盾日趋加深，最后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与此同时，刘宝堂觉得久居邓宝珊之下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便通过复兴社多方活动，欲弃邓而投靠胡宗南，邓宝珊闻讯后对刘宝堂大为不满。
当时刘宝堂和二团团长史钫城靠的是复兴社，一团团长陈国宾靠的是邓宝珊，再加上榆林和安边周围都是红区，这些客观情况，为我党地下组织在新十一旅内部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中共三边分委（1942年年底改称地委）指示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要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采取先灭张、后反刘的斗争策略，利用敌人矛盾，削弱敌人力量，并使自己在利用敌人的矛盾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一、新十一旅地下党的组建与发展概况
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是1930年春在宁夏平罗扩建九旅时建立的，谢子长曾在该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旅长，对党的地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但不久，就被调回陕北扩充武装去了。在长期的工作中，党员有进有出，但党的组织一直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该旅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曾领导过兰州小北门、甘肃西华池及靖远县等地的兵暴运动，有力地打击过当地的反动势力，扩大了革命影响，并曾掩护过地下党的不少同志脱离了虎口。1935年还收容过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不少伤病员，其中有的及时转送到延安。
1937年年底，新十一旅开驻榆林时，二团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该团团副、叛徒张鼎臣瓦解，剩下的个别党员只能起到通风报信的作用，损失很大。唯有一团党的力量较强，负责人有牛化东、李树林、胡立亭、冯世光、高宜之、高昆山、谢有德等。当时营里设党支部，连里设党小组，有时一个连只有一个党员干部。连内的活动主要以组织军事学习组、文化学习组、读书会等形式出现，因为这些形式对团结教育士兵能起到好的作用，官兵都表示欢迎。从1937年冬部队由甘肃开到陕北后，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归三边分委和绥德特委领导（因驻三边时间长，主要是归三边分委领导），上级党的负责人先后有：王世泰、贺晋年、张文舟、白治民、高峰、朱子休等。前来布置与检查工作的先后有：葛申、黎洪洁、张友生、李启明、李明波（黎光）等。
二、粉碎叛特的阴谋活动
1938年年初，新十一旅驻防榆林城南三岔湾、归绥堡、米家园子、刘官寨、渔河堡一带后不久，旅长刘宝堂、政治部主任吴芬和二团团长史钫城、团副张鼎臣等复兴社分子，根据一团叛徒任怀义的告密，伙同国民党驻榆林的军统特务，向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告发一团中校团副牛化东、少校团副李树林及二连连长高昆山、四连连长谢有德、一营营副胡立亭、一营副官贺志平等9人系赤化分子。蒋鼎文立即电令邓宝珊迅速查处，邓接电后，通知一团团长陈国宾到榆密商。陈从榆返团后，闷闷不乐，心情十分沉重，想来想去，认为其中李树林系新十一旅的创建军官，曾因有共产党嫌疑被人密告过三次，其中两次还下过他的枪，结果均不属实。如果李真是共产党员，他早就走了，哪能呆到今天？于是决定再从李问起。第三天晚上，陈将李找去说：“有人又告你们是共产党员。”李笑着说：“告我为共产党员这是第四次了，究竟是不是，八年来团长应该知道了。现已半辈子过去了，该留、该去、该杀，团长决定吧！”陈说：“说你是共产党员我不信，如果信，我就不问你了，其他人你说是不是？”李说：“还有谁呢？”陈一一点出姓名，李沉思了一会儿说：“此事不但关系每个人的前途，而且关系一团的存亡问题，我不能冒说，必须经过细致的调查。”陈说：“那此事就交给你去详尽了解吧。”李回到宿舍后，把所谈的内容告诉了牛化东，牛认为事关重大，不能坐以待毙。两人分析后，提出了一连串疑问：为啥告的都是老共产党员，而没有新党员？老党员中为啥没有八连连长任怀义？是不是任怀义叛党了？牛说：“现在团长让你调查，那就不至于马上把这些人抓起来，明天咱俩分头出去找附近的党员通通气再说。”
第二天早饭后，牛化东先到一营四连把特务告发情况对冯世光说了，接着又找来胡立亭、高昆山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党组织在一团能否存在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一团能否存在的问题。遂决定：第一，速将情况汇报中共绥德特委；第二，通知被告发的几个连长要做好最后准备，在必要时把部队拉走；第三，让可靠的人分别征求三个营长的意见，然后再让三个营长去找团长说明利害关系。于是当即决定让冯世光去找三营营长宋子元（系陈团长的外甥），李树林去找一营营长曹又参。曹又参得知情况后，表态说：“我早就知道刘宝堂认为跟邓宝珊没出息，这是他耍的一个阴谋，妄想吃掉一团，投归胡宗南。”随后便派人从20里外把二营营长柴明堂请到他家，和三营营长宋子元一起商量对策。三位营长意见统一后，共同去见陈团长，对刘宝堂作了历史性分析，认为：
第一，刘于1932年随陈硅璋在陇东失败后，为了寻找出路，才带了些残兵败将投到新十一旅，被石英秀收编为第二团。1934年石英秀病故后，本应由一团团长陈国宾继任，但却被他施展阴谋夺走了旅长职务。他任旅长后，又耍阴谋把任怀义连从二团拨到一团，名曰充实一团，实则为他做侦探活动。
第二，为卸掉陈的臂膀，刘曾把一团中校团副王子元调到二团一营当营长，美其名曰给予实权。
第三，1936年在甘肃堵击红军时，因一团逃掉一个被俘红军侦察员（实际是陈国宾和高宜之相商放走的），刘向邓宝珊汇报说一团不可靠。现在他和史钫城、张鼎臣先后参加了复兴社，极力想用赤化罪名把几个得力连长除掉，换成忠于他的复兴社分子，妄想吃掉一团，为投归胡宗南创造条件。
陈听了三位营长的分析后，认为刘宝堂欺人太甚，第二天便去榆林向邓宝珊作了汇报，并以自己的脑袋担保一团没问题。邓听了陈的汇报后说：“既然有你老哥作保，我就放心了。向上答复，由我邓宝珊负责。但蒋鼎文要我把为首的牛化东解送西安审处，你回去后让牛化东来榆见我，当面说明情况，以消除怀疑。”陈回团部向牛化东、李树林说明了邓的态度后，牛正准备赴榆时，恰巧绥德特委派人来到，经过党内研究，又详细分析了邓与蒋、胡的矛盾，邓与刘的矛盾，邓与陈的关系，邓与共产党的关系等等，认为邓深知过去失掉李贵清第十旅的原因，是由于下级军官追随了国民党政工人员造成的。国民党在新十一旅一团中的政工人员过去始终站不住脚，表明一团的军官是可信任的，此时不会把牛送去西安，遂同意牛去见邓。牛化东到榆林后，邓宝珊一见他就说：“你的胆子不小啊！还敢来见我。”牛回答说：“军人唯命是从，军长要我来，我怎能不来。我去西安何时动身？”邓说：“我想你知道我是不会送你去西安的，你来了好，把事情当面说清楚，你好安心工作。”牛说：“人家告我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怎能用共产党员呢？”邓说：“人家告人家的，你干你的，向上答复我负责，你们不要管。”话刚说完，马占山将军来到，邓随即对马介绍说：“这是被人说成是共产党员的牛化东。”马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邓说：“人家说是。”牛化东见此，便自动退避。
事后不久，任怀义在一次酒醉后，埋怨刘宝堂手软不敢杀人，由此进一步证实了任怀义叛党。再加上陈向邓作过保证以后，邓对陈说的“你们要注意任怀义”，就完全肯定了任怀义已经叛党，是他告密无疑。此后刘宝堂为了安慰任怀义，特破格提升任为旅部副官长，这场风波遂暂告平息。
三、利用陈国宾战胜刘宝堂和张兰亭
1940年年底，刘宝堂向陈国宾提出：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没有文化，不会搞军事训练，难以胜任，建议撤销营长职务。柴随陈多年，是患难之交，陈对刘的建议当即严词拒绝。不久，刘向邓宝珊提出，说陈年老无文化，应免去团长职务，可提升为副旅长。陈得知这个明升暗降的消息后，采取的对策是，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假装脱离一团而迷惑刘，暗地却做了反刘的部署：一、召集连以上军官，宣布在他“治病”期间，全团只准听从一营营长曹又参指挥（因团副牛化东当时不在团里）；二、秘密告诉二营营长柴明堂，刘若趁他“治病”之机，下令撤柴的营长职务，柴借口团长不在，坚决不从；事情若闹大，由他回来收场；三、陈密访了三边的土皇帝张兰亭父子，请其援柴反刘。张满口答应的情况，陈也告诉了柴。
张兰亭及其子张廷芝、张雨亭及张雨亭之子张廷祥等，系三边的地头蛇、大恶霸地主。当时张廷祥任三边保安团团长，驻防安边城。他们不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且曾血腥镇压、袭击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八路军解放了定边、靖边两县城，刘宝堂旅进驻安边城后，更进一步压住了张家昔日在三边的威风，所以，张家父子既仇视共产党，也仇视刘宝堂。他们虽不敢与我八路军公开对抗，但以为从刘宝堂手中夺取安边地方权势还是有力量、有办法的。因此，陈国宾秘密与张家勾结，张家便趁机答应，一拍即合。
陈去兰州后，张家迫不及待地盼望刘部尽早发生内讧。有一天，张廷祥从榆林回到安边对柴明堂造谣说：“我在榆林时，听说刘旅长将你呈报邓军长，决定撤你的职。”柴听后不加分析地说：“既然这样，那我就按陈团长行前所嘱去办，请你们帮助。”张廷祥当即表示帮人帮枪都行。在此情况下，柴明堂便召来五连连长高宜之（地下党员）、七连连长屈怀礼（柴的亲信）相商。柴说：“现在刘宝堂要撤我的职，我准备按陈团长的嘱咐去办，张家也答应帮助我们，我宁愿把枪交给八路军（因他家在红区），也不交给刘宝堂。”三人商量结果，认为事关全团，必须和一营、三营相商后再定。为了慎重起见，可先把一营的赵武臣、三营的赵级三两位连长（均系柴的好友）请来商量，然后再请他俩回营商量。第二天，高宜之召集了二营的部分党员，又作了认真分析，认为：（1）张家一贯诡计多端，表示慷慨助我，必有企图；（2）一个营长突然以武力反对旅长，理不赢人，若去参加八路军，也会影响联合抗战；（3）二营的问题涉及全团，必须和一营、三营相商，不能单独行动；（4）营长要单独干时，须极力说服，不能盲目蛮干。要和三个营的负责人共商，尤其要听取曹又参营长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