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对共产党实行血腥镇压。到1928年，国民党还继续搞“清党”运动，三天两头抓人，搞得乌烟瘴气，我们兰州军校也不例外。但由于冯玉祥部队严密封锁消息，社会上发生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许多共产党员被抓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不晓得。先是钱清泉不见了，随后，地下党员，学校政治部主任王孝锡（清华大学学生）也不见了。我们还议论说：“孝锡哪儿去了？”接着地下党员马林山、胡清祯、贾宗周等人都不见了。后来，我和一个地下党员马尔逊（清华大学学生）被抓进了监狱，才真相大白了。原来国共两党分裂了，蒋介石搞“清党”运动。我们被抓进监狱，有两条所谓罪状：一是钱清泉招收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二是发现王孝锡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许多人的名字，怀疑都是共产党员。其实，这是王孝锡在课堂上提问学生时记下的名单，哪能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不是地下党员的人，也被抓了起来，连冯玉祥部队里军长、师长的儿子也抓进来了，宋子元不是共产党员也同样被抓进来了。
我们被抓进监狱，反倒比在外面知道的消息多。敌人也知道谁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谁是一般党员，所以，把我和马尔逊都单独关押，也有两个人关在一间房子，那都是普通党员。听说王孝锡在狱中斗争得很坚决，敌人严刑拷打，他什么也不招认。当时是冬天，我们就在炕席下边用火钳子钻了小洞，和隔壁房子的同志取得联系，统一口径，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全靠传递纸条进行联系，坚持斗争。当时，冯玉祥部队军长、师长的儿子也进行反抗，他们的家属闹得更凶。敌人看这样闹下去也不好，没有抓到真正把柄，所以就把抓进去的人编成“三民主义教育班”，由国民党中央派来的雒力学给我们讲课。学习了两个月，还进行了考试，当时地下党员都考得好，最后就把我们分配了。人家军长、师长的儿子仍回学校，地下党员被分到陕西的，甘肃的到处都有，我当时被分到甘肃无线电传习所当管理员，负责上街买材料修房子。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吕振华，互相商量，仍回三边找党组织。但吕还在学校，行动不十分自由，我在传习所比较自由，所以商定谁得空，谁就走。后来，我就利用上街买东西的机会，偷偷跑到黄河边雇了一个木筏子，顺水一下子漂流到宁夏吴忠。1928年四五月间，我又回到了定边，在定边高小任体育课教员。但学校党组织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和过组织生活，无疑是在审查考验我。又过了四五个月，学校党的负责人牛英卿才找我谈话，并说明我在外边这一段表现得还不错，正式承认我的组织关系。
四、地下搞兵运
1928年4月，陕北特委正式成立，并决定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要求共产党员要打进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杂牌军）中，争取兵变起义，夺取枪支弹药，积极支援红军。
1929年冬，刘志丹到定边找到我说：“你搞教育不合适，还是搞军运工作吧！”我说：“组织决定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又接着说：“你们前一阶段搞得不错，斗争得很坚决，也很艺术。王子元新成立了军队，我已经把你和吕振华介绍给王子元，你们就到他的部队去吧。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兵变起义，夺取枪支弹药，支援红军。”我表示同意。他又说：“那好，我就领你去见王子元。”当即，刘志丹就把我和吕振华领到王子元那里，并作了介绍。王子元说：“好嘛！我们懂军事的人不多，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是从冯玉祥那里来的，到这里好好搞，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就这样，连春节也没有过，我们就跟随王子元部队开到了宁夏平罗姚伏堡一带。后来，我一直在王子元部队里搞兵运。1932年5月，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靖远兵暴失败后，我从王子元部队到石英秀的新十一旅搞兵运。新十一旅前身是苏雨生的九旅。1931年春天，邓宝珊把石英秀部队整编为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石英秀任旅长）。当时，新十一旅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新十一旅于冬天开赴三边。当时石子俊已病故，旅长是刘宝堂，一团长是陈国宾，二团长是史钫城。
1938年春，新十一旅又开赴榆林。当时新十一旅内部斗争很激烈，主要是地下党所掌握的进步势力与顽固派的斗争。
1940年前后，新十一旅调防三边，旅部及一团驻安边、白泥井；二团驻柠条梁、堆子梁。1941年秋，刘宝堂被三边武装土匪头子张廷祥、张廷芝设计谋杀后，又围绕着旅长人选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由于三边分委和警三旅的支持，新十一旅地下党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让倾向于我党的陈国宾当上了旅长，为1945年新十一旅起义奠定了基础。
五、消灭张廷祥夺回安边城
1941年9月3日，刘宝堂派我到定边给新十一旅联系食盐。第三天，我正在定边西街理发馆理发，新十一旅一个士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说：“牛团副！张廷祥把刘旅长给枪杀了，并将连以上的军官全部扣押了。两家打了起来，情况很紧张，你得赶快回去。”我听了士兵的报告后，赶忙理完发，跑到分委向高峰书记汇报了情况。高峰听了又找来警三旅副团长廖纲绍等一起商量，最后，让我带一个骑兵连很快开赴安边。我说：“不用了，靠新十一旅自己的力量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你们再派部队增援。”他们也表示同意，让我带了十几名换成新十一旅服装的战士赶到砖井。到砖井一打听，新十一旅已经撤出了安边，于是，我又赶到白泥井。高宜之、高昆山、朱子春、胡立亭等地下党员都在白泥井，当时我们就一块儿研究对策，大家一致同意打回安边去。但是，一、二团有矛盾，二团对刘宝堂感情很深，为了争取二团的力量，我们打出了为刘旅长报仇的旗号，决定成立讨张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并由我到二团做营长米杰山的工作，向他说明利害关系。我说：“咱们连个旅长都保不住，还互相闹什么意见？这样下去，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米营长认为我言之有理，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让我做了动员，大家痛哭流涕，一致表示决心为刘旅长报仇。
这时，曹又参营长也被放回来了。于是，我又找他商量，让他当讨张指挥部总指挥，我和米杰山、柴明堂为副指挥。恰巧冯世光也被放回来了，我风趣地说：冯世光就是我们的“参谋长”，大家都同意这样干。在此之前，我秘密派汪兴民给夏品三、杜廷之送信，让他们在新十一旅攻打安边时做内应，开东门放我进去。汪兴民回来以后，带回杜廷之用麻纸写的四个大字“唯命是从”。这时，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要到定边亲自汇报，我也同意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冒雨在9月14日拂晓前赶到安边城东门。冯世光同警三旅一个营和一个炮兵连隐蔽在安边城西树林，隶属我们指挥，听候命令。我到东门后，让部队隐蔽好，然后悄悄走到城门跟前，让汪兴民跟夏品三搭话。夏品三问道：“化东来了吗？”汪兴民说：“来了。”于是，就开了城门。我们很快上到城墙，向夏品三问了情况。这时张雨亭（张七）带了两个哑巴警卫员过来了，并阴阳怪气地说：“品三，有什么动静？东门外好像来了些人！”我怕被张雨亭发现，立即抓过夏品三士兵的大衣和帽子穿戴好，跟着夏品三走到张雨亭跟前。夏品三一把抱住张雨亭，我说：“你抱着他干什么？还不动手！”夏一枪打死了张雨亭，并解除了两个警卫员的武装。这时，张廷祥带了一群匪徒向东门冲来，我指挥部队坚决顶了回去。张廷祥一看事情不妙，即从北城墙跳下，跑到鸱怪子沟他姐姐家躲藏起来，一周以后被抓回来镇压了。经过激烈战斗，除鼓楼和北城文昌阁未拿下外，其他据点都拿下来了。不多时，我调了两挺重机枪把鼓楼也拿下来了，只剩文昌阁了。我正准备叫高昆山通知用迫击炮轰文昌阁时，高乐亭扣住前去谈判的李友竹作为人质，并提出了放他们去榆林的条件。我一边答应高乐亭的条件，放他们走；一边命令赵级三带五六十人到安边城东北埋伏。高乐亭放出李友竹以后，带着一伙人仓皇出城，结果除个别人外，高乐亭等人全被我俘获。到此，新十一旅胜利夺回安边城。
在我们攻打安边的同时，委派柴明堂前往堆子梁捉拿张兰亭、张廷芝父子。但是，由于柴明堂接受了张廷芝给的十几箱子贵重财物，便把张廷芝父子有意放走，给三边人民留下了祸根。
“安边事件”中的夏品三和杜廷之
1941年9月4日，张廷芝、张廷祥兄弟设计谋杀了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扣押了新十一旅驻安边城内的连以上全体军官，向新十一旅驻防安边的部队发动进攻，企图独霸安边，把安边变成反共的前哨堡垒，引发了轰动三边的“安边事件”。
张廷芝、张廷祥原是吴旗金佛坪的恶霸地主。张廷芝的祖父张四疯子曾是前清的武举，当过靖边、定边、保安三县的民团团总。其父张兰亭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下当过骑兵团长，张廷祥之父张雨亭当过靖边县团总。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闹革命时，张廷芝在吴旗三道川水范台、张家沟口、二将川袭击围剿过红军游击队。陕甘宁边区建立后，正逢国共合作抗日时期。1937年，张廷芝又在靖边青阳岔袭击我八路军，并在三边抢掠破坏，经我警备二团、骑兵团围剿击溃后，龟缩在安边城，继续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在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阀的支持下，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实力，张廷芝收编了600余人，当上了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军司令，驻扎在安边城东堆子梁；张廷祥当上了陕西保安十三团团长，收编了三个县的保安队队员300余人，驻安边城内。
张家弟兄虽然谋杀了刘宝堂旅长，扣押了新十一旅连以上全体军官，但攻击新十一旅驻防安边的五个连却未能得逞。新十一旅的士兵在士兵委员会的指挥下，全力投入战斗，战斗相持到次日清晨，二张见久攻不下，便请安边绅士刘文卿、佘鼎九等人出面调停，二张释放了除一团团长陈国宾以外的新十一旅全体军官，新十一旅将驻在安边城内的所有部队暂时撤出安边城外。此时，张兰亭、张廷芝父子见事态恶化，无法收场，便偷偷携带金银细软，逃到堆子梁驻地。安边城遂被张廷祥控制了。
“安边事件”发生前夕，旅长刘宝堂派我去定边联系运盐事宜。事件的突发，完全出乎我地下党的意料。我在定边闻讯后即向三边分委高峰书记及八路军驻定部队负责人廖刚绍作了汇报。三边分委决定让我火速赶回部队，组织力量消灭反共顽固分子张廷芝、张廷祥匪部，驻定边八路军随时准备支援。
张廷芝、张廷祥没有抓到我，十分恼火，曾说：“怎么把他放走了？”我从定边赶到砖井时，得知新十一旅驻安边的部队已经撤到了白泥井一带，便立即赶到白泥井。与地下党同志们研究，以为刘旅长报仇的名义，说服二团三营米杰山部共同行动，并成立了指挥部，由一团一营营长曹又参任总指挥，我任副指挥，积极准备攻安边。在此之前，我就给夏品三、杜廷之写信，告诉他们我们准备攻打安边，消灭张家弟兄，约他们做内应。夏品三、杜廷之当时是张廷祥保安十三团的两个中队长，原来也曾是王子元部下，我当团长，夏当连长，杜是排长。夏、杜回到安边，经常提心吊胆，害怕张家弟兄把他们收拾了，有些事常找我商量，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所以积极主张攻打安边，主要是对此二人较有把握，相信他们可以做内应。我给夏、杜去信后，杜廷之用毛笔在一张麻纸上写了“唯命是从”四个字带回。这件事我当时没敢对其他人讲，害怕走露了风声让张廷祥把夏、杜害了。后来夏、杜又派人来说，不必让新十一旅部队进城，只要我去，他们两个中队也能把张廷祥收拾了。张廷祥驻安边的保安团当时共有四个中队。我劝他们，事情还得大家一起干，最后夏、杜提出不见我的面不开城门。
1941年9月14日晚，开始攻打安边。我带部队秘密到了安边东门，就与汪兴民一起到城门前和夏品三联系。汪怕出差错，让我不要露面，他先联系。这时听到夏品三在城墙上和人说话，汪就叫：“品三！品三！”夏即问：“你是兴民？化东来了没有？”我们相互很熟，声音都能听出来，我即答：“来了！”夏又问：“队伍来了没有？”我说：“来了！”夏让我们赶快到城门口，他就开城门。我进城后，夏品三立即向我介绍了城里的布防情况，他守东城墙，杜廷之守南城墙。我说：“好！你们将两道城墙把守好，我去部署队伍。”我把进城的部队部署好后，又回到东城门楼上。夏品三让我给他的中队讲几句话，我问：“队伍保险不？里面有没有张家的人？”夏说：“已经扣了一个分队长和两个班长，杜廷之那里也扣了人。”他们对此比较有经验，我也就放心了。这时，我渴得厉害，端起一个瓷缸子喝水，突然“乒”一枪打来，把瓷缸子打烂了，我只抓了一个缸把子。夏品三当即举枪追查：“谁开的枪？”我急忙劝阻说：“失火了、枪失火了，大家注意，不要再失火了！”事后夏品三说：“狗日的，这一枪不是失火，是有意打的！”我说：“当时你弄不清是谁开的枪，一追查，第二枪又打来了。你说他失火，他一枪未中，侥幸没事了，也就不会再开枪了。”后来，夏检查枪膛，查明是多年前跟随过张廷芝的人打的黑枪。
不一会儿，张七（雨亭）带着几个人上城墙来了，边走边问：“品三！品三！听说城外来了八路军？”我正在夏品三身边，忙抓了夏部一个士兵的帽子戴在头上，又披了件大衣，装作夏的警卫员。张七到跟前又说：“听说城门也开了？”夏说：“没有！”张说：“咱们去看看！”说话间夏品三一把将张七抱住，我忙提醒：“你抱住他干啥？还不动手！”夏当即打了两枪，将张七打死。张七的两个哑巴警卫“啊！啊！”地乱叫。我说：“两个哑巴，怪可怜的，先带下去，以后放了算了。”这时张廷祥带人也上了东城墙。我对夏说：“不怕！打！”我和夏品三立即组织力量射击。张廷祥一看不好，即跳城墙逃到鸱怪子沟他姐姐家躲藏起来，一周后才被捉了回来。经过一番激战，张廷祥的保安团基本上被消灭了，唯独副团长高乐亭等一批骨干，占据北城墙的文昌阁楼，拒不缴械。我命令调迫击炮，准备强攻。正在这时，来人报告说，新十一旅一团三营营长李友竹被高乐亭扣在北城楼上了。原来高乐亭拒不缴枪，李友竹喊话让他缴枪，高乐亭让李上去说话。李和高原是同学，李以为全城战斗都结束了，高还能怎样？于是有点大意。结果上城楼后，他被高乐亭扣作人质，提出放他们去榆林。我得到报告，就派人去联系，答应他们的条件，不伤害他们，放他们走。同时派了赵级三带五六十人到安边城东北一个村庄去堵截。李友竹回来后，后悔不迭，说他犯了一个错误。我说：“你等等看。”后来这些人都被抓回来了，李友竹欣慰地说：“噢！还是没让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