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红：小说集《大年》的出版可以说是你一次重要的亮相，在当代文坛的短篇小说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人说你的《大年》是2005年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尤其是你作品的空灵飘逸、言简意丰、结构奇特、意象温暖、情感真纯等美学品质和对人类生命价值形而上的诗意追索赢得了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具有鲜明的“非类性”，在西部作家整体创作中呈现出了独特的美学风貌。这次我读你新出版的散文集《点灯时分》，获得了同样迷人的审美感受，很多篇目也是那样的美妙，富有启迪意义。但和你小说不同的是，你的散文清凉、伤感、唯美的色彩似乎要浓郁一些。
李生滨：是啊，你《大年》为代表的小说就表现了唯美的追求，散文更是空灵、伤感而美好。文学是美好的，是人性智慧的体现，但是文学有时候也是一种伤害，尤其是唯美伤感的抒情。你的一些散文已经在《空信封》中收录过了，这次有些作品你重新收入《点灯时分》，能谈谈你真实的心情吗？
郭文斌：其实我认为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远离“成熟”的过程。以前出的集子《空信封》，在西海固那边非常火。这次之所以重新整理出版，一方面来自外在批评的鼓励，在《大年》研讨会上，有的评论家就说，通过读郭文斌的“序”和“跋”，相信他的散文应该写得更好，当时有很多评论家应和。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哈若蕙也非常赞同，也积极建议出版社和我，尽快编辑出版一本散文选集。作为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当然希望更多的读者看到我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不想让《空信封》里面的有些文字再见到读者了；同时，最近也写了几篇新的散文，就一并收集出版。出版的时候，编辑建议用获得冰心散文奖的《永远的堡子》做书名，我坚持用《点灯时分》。这篇散文我很喜欢，是非常唯美的文字，甚至觉得很温暖，尤其我觉得，“点灯时分”能给人一种富有诗意的感觉。
李生滨：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审美精神，或者说品格。汪曾祺说，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使这个世界更诗化。而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也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谈到这儿，我想起，前几天，我们自己的学生凯枫出了部长篇，《零度青春》。我看了后，写了一篇东西，题目就是《欣喜与忧伤的阅读》。一方面对他的写作给予了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也想到了对一部分读者的伤害！不论从现实关怀还是人性关怀来说，人的心灵和生命都是脆弱的。因为谈到文学的伤害性，当时就与你的处女作《空信封》作了比较，《空心封》的抒情描写始终是节制的，情感的表达是含蓄内敛的。然而就是这样，当你创作和读书慢慢深入后，在文学关怀人性的严肃意义上意识到某种负面影响的时候，你已经认识到自己唯美的文字在带给人以美好和启迪的同时，或许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也带给年轻生命以伤害。宁夏另一位代表性的作家石舒清，从他最初的创作开始，也写了不少青春伤感的爱情故事，但是纯朴深挚的情感描写也是清新自然和节制内敛的。一个伴随石舒清这些作品走过青春岁月的读者，多年后在上海说，90年代在新疆上中学和大学，读到他的作品，感觉这个作家的心里很干净。回到生活，对人最宽容的理解，就是呵护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诗意，一个作家的内在情怀应该是美好的，守住它真的不容易。
郭文斌：是啊，你说的很好，守住自己真的不容易。
李生滨：具体到《点灯时分》的内容，你大概分为四个部分：“点灯时分”“永远的堡子”“生命之河”“空信封”，与你前面出版的《空信封》在编排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为什么？
郭文斌：确实，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说明了你们批评的认真细致。出《空信封》时，我把写爱情的篇目放在第一栏，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空信封》，很自赏。现在这个集子中，“点灯时分”作为第一辑，主要是写乡土和风俗的文章，它们伤感而又狂欢，第二辑是“永远的堡子”，叙写的是亲情，比较温暖；第三辑“生命之河”主要抒写生命感悟和心灵体验的东西；把“空信封”却放在了最后，这是集中写爱情的伤与痛。从文本讲，《永远的堡子》《一片荞地》影响比较大，我相对也比较满意，但还是把“点灯时分”这一组文字放在了前面，而把“空信封”放在了最后。之所以这样编排，主要可能是我的心情变了，另一方面不再刻意追求市场。
李生滨：看来这不仅仅是编排的变化，还深藏了你内在情感的变化和创作态度、审美思想的某种修正（笑）。“点灯时分”具有一种诗意的美和朦胧，我读完你的散文集也有这样的感触。而且想，生活是深厚的，但需要一颗敏感的心去理解，文字要表达我们的内心是艰难的，但只要像你这样慢慢去打磨，总会变得亲切简洁起来。所以我说，文斌兄的心里是有诗的，但你又在节制自己的诗情，因为文学还需要含蓄、精致，以及象外之旨。所以你好像想的多，写的少。当代作家需要的可能就是节制，但在当下的名利和浮躁中，很难做到。还有一个比较细小的问题，你这本散文集中《我被我的眼睛带坏》和《一只手拍手的声音》是两组诗歌吧，你为什么把它收到散文集中呢？
郭文斌：对，我因为喜欢，就收进来了。这是散文诗，曾经发表在《散文诗》刊上，而且是作为那一期的封面诗人配发的。我对它们非常喜欢，写作的过程也非常享受，我追求的就是你说的简洁，自然，与亲切。
张攀峰：我非常细致地又读了你的这部散文集。你们提到的那两组散文诗，让我觉得，你的散文在追求诗性美的同时，又有一种诗性智慧。所以我特别喜欢。我认为，在《点灯时分》中，禅的思想和文本主题之间的契合是很恰当的，没有苦涩，看到的只是平静而有弹性的文字，是一种澄明宁静的心灵境界。《空信封》《荷花沟》隐约透出的一丝禅意，是一种期待，更是一种美的延伸。每一篇散文中都有一个寓意很深但又酸涩的故事，将期待和思考的空间一直在拓展，甚至超越了作者本来追求的意义和思考。生活，在你的眼睛里，本来就是一件艺术品。在你心平气和的描述中，摆脱了令人窒息的暴力和毫不留情的批判。每一个文字，都是智的开启，然而，却又是有力量的。
李生滨：从大家的批评肯定来看，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你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在形成自己诗意而空灵的美学风格。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作家，还有很远的路。或从另一种路径上说，写作不能成为一个作家唯一的事情。作家应该有依据的文化背景或者说生活。鲁迅在1927年到上海后，主要从事的还是文学翻译、文学编辑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写作。鲁迅五四时期的创作更是“业余的”。其实，我们都知道，鲁迅家庭的文化传统和他自己的学术背景是非常深厚的。一个作家最终要寻找自己得以依靠的一个大的背景的东西。或者说一个作家首先要有安身立命的东西或事业，才能成为真正的伟大作家。不论是思想、政治、文化，都是无法超越的存在。作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必须要面对的就是这个背后的东西，它对一个作家的影响非常的大，也非常的深厚，你认为在今后的创作中你能真正依托的是什么呢？
郭文斌：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写作者与个体的关系（写作与文化的关系，创作与存在的关系），我可以这样说，我就是我最好的作品，我认为一个世俗的人绝对写不出《道德经》，同样，一个依托惯性生活而缺少及时发现思考的人也绝对写不出《金刚经》和《论语》。你看太阳它每天东升西落不表达，但它很美。我认为美是一体的，人格，本体，文字最终是“一”的关系。写作即人格。贺绍俊曾多次提到我的小说《剪刀》，说它接近了小说的本质，我认为文字本来就是有精神诉求的，文学不应该成为进化论的奴隶，一个人灵魂苏醒的过程，就是写作与追求的过程。
李生滨：其实，谈话刚刚开始，但我们又不得不结束。警惕自己，做一个作家和人文学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往往忙着赶路，也许顾不上问问自己，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内心真正需要什么。作为朋友，我们还是希望你能有更多的创作，更希望看到更精彩的作品问世。但读书和生活，是需要时间和心情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也许在这里。
最后，谢谢郭文斌先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光临与积极参与！
2006年国庆假日王之文张攀峰整理
坚守自我与乡土，追求心灵的写作
——《黄河文学》首届签约作者专辑总评
从远古的岁月开始，黄河就滋润着这片土地，贺兰山守护着这片山川，秦时明月汉时关，虽然不同民族生存的战乱与纷争不断，但风雪吹断杨柳的朔方也是历史悠久、多种文化传承交汇的人文宝地。正是北上的黄河在这儿拐了个弯，才出现了“塞上江南”的丰饶原野。既然这儿成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化连接和交融的枢纽地带，也应该是一块文学的沃土，但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衰落保守，一度使这儿的文化、经济比中原和沿海地区更加落后封闭。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在拨乱反正、恢复生产的新时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总体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和繁荣，自然也带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与活跃。在《朔方》和《六盘山》之后，宁夏为当代中国的文学园地奉献了一份更年轻也独具自己特色的文学刊物——1992年创刊的《黄河文学》。宁夏文学也在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影响全国之后，逐渐积累了更多新的力量，在世纪交替之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趋向和创作势头。西部文学、回族文学、西海固文学，已经成为宁夏文学走向当代中国文坛的不同路径。本期《黄河文学》推出了一拨年轻作者的精心之作，虽然他们艺术实践的拙朴和抒情写意的拘谨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文字的真挚清新和对文学的执著以及艺术的敏感，却是非常值得批评和肯定的。
这十一位作者二十篇（组）作品，不论是从校园生活到现实生活的感伤抒情还是细致描写，都包含了深厚的文化情结。小说占的篇幅最大，七人次共十二个短篇，散文三篇三人次，诗歌收三个作者二十多首；另外还有王佐红的评论两篇。所有的作品有着各自强烈的人文情怀和人生感受，这是年轻作家的特色，也是文学最为真实和富有艺术力量的地方。
当然，具体的创作中，个人情怀和人生感受却也不尽相同。劳伦斯在谈到小说为什么重要的时候说：“小说是人生的书籍。”这样的批评认识，从眼前七位作者各自对人生的文学观照和生动描写，再次得到充分说明。马金莲是对乡村尤其是女性挚爱的院（园）子，情有独钟，写出了独特的人生体验，也呈现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省察和热爱。从本土作家的影响来说，明显是追随石舒清乡土小说的抒情风格；而从女性作家的内心观照来看，让我们想起现代作家萧红，《花开的日子》接近《小城三月》的明丽和伤感，《满院清风》不像《呼兰河传》那样语言鲜明、风格独特，对于生活暗淡的艺术捕捉，却也同样显示出两个不同女性的明慧。何强念念不忘的却是求学带给自己的思考和这种思考不断深入的反省，而且向往文化的精神觉醒，这种向往又与深挚的乡土伤感交织在一起。从这样的路径上来说，土豆（笔名）虽然写得冲淡含蓄一些，但内在情怀与何强有着相通的地方。从小说观照的人事来看，相对于何强、马金莲和土豆等人叙事抒情的单纯，应该说平原对人生的理解就丰富深刻一些。虽然平原的故事是简单的，但对于我们平凡庸常的日子里不经意的伤害和人性冷漠的东西，体会得比较深、比较细微，文字也是有节制的。文学是人对人自己的关怀。何强、土豆张望着远方，而他们的诗、散文还有小说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内心和乡土情怀不断地重新审视。马金莲固守着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开始认识生活，尤其是乡村温情荡漾的生活，特别是那些世俗勤劳的女人们的内心生活。这样的文字，恰恰显示了日常的乡土生活里一个普通女性细致而朴实的艺术感悟。
同样是追怀校园的生活，何强作为男性，《有了》对日常生活的偶然性和人性的难以琢磨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生成长的欢乐与伤害，揭示得不动声色，暗含着叙述的力量，让人对活着的生命产生无法言说的感慨甚至警觉，小说的意义也就充足了。《流水淡如烟》体现了女性小说的构思格局和抒情特点。《有了》写的故事，是以一个学生宿舍的成员为主，可以看成典型的“男人的空间”，但辐射性的叙述视角，给人由点及面的开放感觉，而土豆的《流水淡如烟》写了三十三个同学的热闹聚会，正式粉墨登场的有六个人：“我”（索索）、巴林、马若、大宝、“他”（丈夫），还有店主（“娃娃脸”），但这一切是我的“梦”和回忆的情绪荡起的涟漪所波及的人和事，小说的结构是严丝合缝的，抒情的波光收缩于我的内心，完全是一篇内倾的抒情小说。不仅何强与土豆的两篇小说可以比较批评，刘汉斌的两篇小说也可以和平原的小说比较。刘汉斌两篇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特别是中间部分都可以进一步打磨，《二月》比《醒酒》好，更感性圆润。另外，与平原观照外在生活的小说叙事比较，刘汉斌的小说抒情显得内向。平原驾驭小说语言和组织故事的能力比刘汉斌娴熟，城市生活的洗练也让平原有超越叙事情感和主体情感的冷静，而刘汉斌内向的叙事体现了作者开始品味生活的新鲜感，同时男性无意识的责任感使他的情感强烈地切入现实。平原的作品体现出作者一种温柔细致的艺术感受能力，而刘汉斌的小说直接打量生活、追问人应该怎样活着。如果说平原作品里还包含了善良而理性清明的人道主义同情心，那么刘汉斌同情他人的时候却更多地在同情自己，作品包裹的是一颗敏感而要强的心。
现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沈从文，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文学者的态度》）。一个作者的写作不仅题材要新鲜，还应观察并明了客观的种种生活，深刻理解主观所体验的东西，既要熟悉自己周围的人与事，又能突破自己生活的局限，表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生存状态，展示人物的命运图景和情感变异，进而关怀人活着的艰难以及人生的复杂人性的丑恶与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