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会亮使我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别，郭文斌让我想起陶渊明的田园诗。石舒清与火、郭二位的叙述也不尽相同。石舒清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说显得更加的形而上一些，又似乎介于两者之中，这种说法不大恰当，然而我们是会产生这种感觉的。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文化认同的差别所导致的结果。火会亮是沉重冷峻中蕴藏着相当的如火热情与淳朴仁厚，作品叙事的高潮和生命的激昂感染人的每一根血脉；郭文斌却拉着二胡，弹着三弦，欲骑一头青牛从清水中行走；石舒清站在青葱的果园看着下午阳光下的坟园，眉头时而微皱，时而一副神游八极的样子，又用铁锹翻开黄土，轻轻地拨拉开来，凝神怀想。火会亮在《端午》中的那分心酸和伤感，在《村庄的语言》中的矛盾和思考，触及人内心最敏感的伤痛；郭文斌在《学习》写怎样获得那个酸梨子也让人感动不已，《撒谎的骨头》也在述说那么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然而他有意无意表现得更多的是“水随天去”式的明了。石舒清笔下的节日庆典大多是写回族的，有喜庆的日子，有平凡普通的日子，也有肃穆庄严的节日。《清水里的刀子》写了马子善老人妻子去世后马子善老人所想到的以及所发生的事情，人的亡去，以及回族人给亡人过四十，这就是一个肃穆的节日。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竟然不如一头牛那样知道自己的去世之日，那刀子能摆在清水里，但是人不能看到属于自己的那把刀子，这是一种深刻。《疙瘩山》中小姚的去世就是回族人的一个盛大节日，因为那意味着一种平静，坦荡，尘世喧嚣的消失，人们对今世的反思和警醒，对来世的向往和追求。人总是活在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下，既不把现在抛弃，也不把将来（指死后世界）忘记，人就在这种二合一的桥梁上度过。石舒清在用文字的力量浸染着每一个读者的神经，他不似火会亮解构节日的喜庆，也不似郭文斌晕染节日的氛围情趣，他的这种感觉和叙述源于他对于伊斯兰文化的理解，对回族的理解，对生活的深刻体悟和把握，以及不懈怠于任何生命，任何生活细节的态度。
以火会亮、石舒清、郭文斌为代表的西海固作家们在一个个节庆日子里表现各自所属的不同文化心态（形态），吟出自己以及人们的心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苦难、生活和人性的关怀。只是他们受到不同文化的匡范，因此采用了不同的叙述方式，但是我们知道，不论是宗教的事情，还是道德的东西，人们都在试图维护和遵循一种固有的美好的秩序，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因为人们在追求人类共有的方向性的图景时，不同的只是意念，对现在和将来的不同理解，而共守的往往大同小异，都在追求自己意念中属于美好的那一面。类似于道家思想的东西在人的意识中总是不时冒出来，因为任何事、人都有一种“逸”性。道家追求的就是一种“无为”“无不为”，达到一种纯自然的美好的心灵境界。这股潜流在火会亮、石舒清、郭文斌这儿也毫不例外地表露出来。特别是在一块物质方面表现得比较贫乏的地方，在一片无鱼的旱海中，人们就会更加强烈地需求一种心灵幻象和对“逸”的回归的认同。火会亮、石舒清、郭文斌们在努力表现这些，这也是现代文学流脉中以乡土为原态的生存图景的艺术勾画，但同时火会亮又在解构田园牧歌的抒情特色和西海固宁夏乡土文学的温情叙事。文学作品不论是在言说的过程中进行的生活想象，还是传统乡土的叙事解构，作家都是在努力地展示人们的不同生存姿态，这也正是西海固文学的生存姿态，中国乡土文学的生存姿态。正是这样的意义上，宁夏文学提升了当下文学的精神内涵。
2006年9月小型研讨之余草成
贴近文本的心灵探险
——陈继明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讨论纪实
主持：李生滨
时间与地点：2006年9月16日下午，宁大湖边现代教育中心131室
第二次讨论9月28日下午，人文学院会议室
参加人：林一木倪万军王之文马宏福张攀峰杨青萍吴松鹤等
李生滨：新时期以来，宁夏文学在披荆斩棘的开拓和努力中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军队批评家周政保1985年在《醒悟了的大西北文学》中写道：“大西北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严肃、如此热忱、如此充满信心地探求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正是这样的历史机遇，宁夏文学开始丰沛和生发力量。在张贤亮、查舜等老一辈作家显示出当代宁夏文学创作实绩之后，20世纪90年代开始，更年轻一代作家先后崛起于宁夏文坛，并很快走向全国。他们是陈继明、石舒清、漠月、金瓯、郭文斌、季栋梁、张学东、了一容，还有西部诗群中的佼佼者杨梓、杨森君、单永珍、梦也、虎西山、杨建虎等。宁夏青年作家群以坚韧的努力和各自独特的风格，成为西部文学乃至全国文坛毋庸置疑的新生力量和独特风景。在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谈到陈继明、石舒清、漠月、郭文斌等作家，批评说“他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先锋小说家，但他们的部分小说拆除了过分玄虚的形式屏障，用平易的写实笔调，叙写日常生活，讲述人生苦难，在对土地、宗教的皈依中解读生命及其存在的方式和意义，使其小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先锋精神气度。”在宁夏这样一些颇具实力和影响的作家活跃于文坛的今天，追踪他们的最新创作，客观细致地批评分析其文本的利弊得失，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工作。
从小说创作来看，陈继明、石舒清应该说是最有实力的作家，十多年来一直处于活跃的创作状态。特别是陈继明在短篇小说取得骄人的成绩后，又开始长篇小说的尝试和努力。从宁夏长篇的创作我们已经有过《穆斯林的儿女们》、《一朝县令》、《马嵬驿》、《花旦》、《西北往事》等优秀作品问世。今天我们就陈继明的新作《一人一个天堂》这部作品进行一次批评座谈。在宁夏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下，回顾陈继明先生的个人创作历程，对他倾注不少心血的长篇谈谈个人的看法吧。
倪万军：在宁夏作家中我还是相对比较偏爱陈继明的，他的文本比其他的宁夏作家相对成熟，相对来说地域特色更淡一些，新鲜的东西比较多，与宁夏其他年轻的本土作家相比，已经有所超越。一个作家，首先要突破地域性，才能走得远。在上本科的时候，我当时主持两份校园刊物，都得到了他的支持。当时为《南湖》题词：“文学美如斯”，是用隽秀的小楷写在宣纸上，还盖了印章。给《西北角》的是刚完成的短篇《微澜的水》，写的是父爱，令我非常感动。
张攀峰：我也比较喜欢陈继明的作品。在读《一人一个天堂》这部长篇小说之前，我刚看完余华的长篇《兄弟》。而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两部小说都是以“文革”为切入点。余华的先锋，是和莫言一致的。在《兄弟》中，余华继承了莫言的对疼痛的抒写和想象。这种直接的刺激就好像电影一样来得那么快，那么直接。而一部长篇小说，用电影的模式，用感官来刺激读者，本来就是一种失败。真正的小说家是不会喜欢把小说写成电影的。并且余华对酷刑题材非常在行，总是用身体苦难来增加文本的诱惑力和小说的与众不同，从而来达到一种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和阅读口味。在对“文革”的叙述中，余华特别喜欢暴力。比如，在描写革命造反派对孙伟父亲折磨时，把野猫放在他的裤子里，然后扎紧裤子上下，让野猫在里面又抓又咬，然后又让他的肛门对着烟头坐下去。诸如此类的描写，余华非常在行。而陈继明，就显得特别的有节制，甚至很温和。在对“文革”武斗时，没有过多强调那种窒息的场面。
林一木：在《一人一个天堂》的封底上胡平的评论“智性的游戏”是比较中肯的，我不同意张贤亮所说的“将故事性降到最低点”，相反它将故事性抛到了最高点。
吴松鹤：张贤亮的话是针对陈继明以往的短篇小说而言，不是具体批评《一人一个天堂》的，然而陈继明《一人一个天堂》的叙事中，正如你所说，故事性、戏剧性追求比较明显突出。这说明在长篇的写作中，包括《途中的爱情》，陈继明在有意突破自己以往比较宁静的叙事风格。
林一木：张贤亮这段评论放在封底不合适，对读者有诱导作用。
李生滨：印在封底的批评文字是一种广告，林一木关注了文学背后的一些东西。
马宏福：我认为《一人一个天堂》显示了一种小说叙事的力量，作者好像用一把幽寒钝刀对人性进行冷峻地解剖，割裂了现实的虚妄与人性的毒瘤，流淌出温热幽森的液体。用胡平的评价说“陈继明的作品里有一种智性游戏快感”，这可以印证我的感觉。“智性”用张贤亮的话说，“陈继明的文风是冷静客观的，甚至是克制的，它常常会故意把戏剧性降到最低点”，但在这种文风中文本蕴藏的往往是一些惊心动魄的力量。“游戏快感”这个说法也是比较实在的，但是创作者是不大愿意接受的，因为作家反映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之道。其实，“游戏”是在调侃，为的是给读者更大刺激。“快感”从原始的心理是一种优势和唯我独醒的上层意识，从现代意义上说是恨铁不成钢的启蒙意识。
王之文：陈继明的小说充满了精神诗意和不可复制的独特体验。他的短篇小说我尤其喜欢。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很见功力，手法独特，情绪不是很张扬，但也能很深入地感染影响人。
倪万军：第一次读《一人一个天堂》很激动，但沉静下来读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
李生滨：初读你为什么会激动？第二次读的时候发现什么问题？
倪万军：对于《一人一个天堂》，我刻意不看评论，一直保持着自己最初的阅读感受。从阅读文本，可以感知作家在思考，不是简单地对生活的照搬，陈继明在向当下有影响力的作家靠近。第一次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情节设置跌宕起伏，采用纪实的笔法来做虚构的故事，给人亦真亦幻的感觉。复杂而又悲情的麻风院，政治斗争的漩涡韬河县城以及作为世外桃源的蝴蝶谷，这三个地方成为故事情节展开的主要的背景。同时，吸引我的就是题材的选取，“文革”对于现代人或者现代知识分子或者那一代人来说是一个永远的痛，而作者又在这个痛上撒了一把辣椒——麻风病，这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宁夏作家写文革的很少，陈继明赶上了“文革”的尾巴，有生活经历，把创作的目光转向“文革”这一素材。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第二次读的时候就遇到了障碍，几乎读不下去了。
对于杜仲的梦想，杜仲钟爱的蝴蝶谷的描写，虽然也有着痛，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给我们展现了古代才子佳人小说或者武侠小说里才有的孤男寡女的世外生活，这个模式在这里似乎有一些玄了。另外在作品中，“采访者”（或者叙述者）明确说，要写“文革”，但是当我读完以后发现故事又在淡化“文革”，“文革”的意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遮蔽了的，而我们可获得的阅读体验，恰恰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所展示出来的丑陋与光辉。这对作者而言是一种失，对读者而言却有可能是一种得。
张攀峰：我认为，陈继明恰恰发现了“文革”的实质，就是“麻风”。很有意思的是，小说的主人公杜仲是个尿失禁，杜仲本来就是一个医生，而医生恰恰却治不了自己的病。“文革”发生，杜仲选择了逃避。尿失禁是个心理问题，在逃避归来之后，麻风病被政府攻克了，而杜仲的尿失禁却一直伴随着他，无疑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外在的疾病麻风可以治疗，但内在心理的或精神的“尿失禁”，却无法治疗，不是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的。
李生滨：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写精神病的，有写麻风病的。有一个时期欧洲还流行写麻风病。这里我想提醒一下，中国的现代作家不善于“神话故事”的写作，《一人一个天堂》实质是在小说叙事的想象中有一定的寓言色彩。
马宏福：麻风病与尿失禁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品特别强调这两种疾病和患者的诸般症状。
倪万军：麻风病是让人厌恶的一种病。麻风病是表面上被人疏离、遗弃，而尿失禁是在心理上被疏离。
马宏福：我们再回到作者创作这部小说所带给我们的叙事模式的感觉来说吧。我们都比较熟悉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部小说采用的是多角度的叙述、意识流的手法和“神话模式”。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让三兄弟，班吉、昆丁与杰生各自讲一遍自己的故事，随后自己又用“全能视角”，以迪尔西为主线，讲剩下的故事。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陈继明《一人一个天堂》的叙述也有类似的特征。《一人一个天堂》的叙述是在故事的开始突出“我”的作用，这个故事的来源和叙述就是在“我”的引导下由第一人称的小天鹅和杜仲来亲自叙述，而故事的作者“我”不时地补充、说明和扭转话题，这也丰富了文本的意义。这种叙述的策略，在石舒清的短篇小说《逝水》中也有：“我不知我这样写是否还算一篇小说，但我早已不把它当一篇小说写了。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却听说小说可以虚构，而这里从人到事，哪里有半丝虚构呢？”在马原的中篇小说《虚构》中也有这样的叙述，作者的亲自参与，这种亮明身份的叙述，不同于其他视角，也不同于第一人称的叙述，因为这种叙述既有故事客观的发展，也有作者视线和叙述结构上的更为开阔的把握，是一种客观的主观。有了这种叙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物叙述时不再是人物意识纯粹自然的流淌，而是有着某种潜在的意义和暗示，既有提问者的，也有回答者无意识存在的。如果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再比较，它们都与《圣经》有关，不论是复活日，还是麻风病，甚至小天鹅与凯蒂一样始终没有抛开性的罪恶感和内心的负罪感。
李生滨：文本具有复杂性，多重叙述表现了复杂的东西，性行为的描写有很多暗示。
吴松鹤：作者冷静的笔触呈现了人性的复杂，从麻风病院侧面描写文革的狂欢或者荒诞。作家的文风内敛冷静，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似乎不是小说，而更像一篇报告文学。作者试图写“文革”，但又在回避正面的描写，这种低调的处理，却又折射了难以抑止的作者内心的情感。陈继明的语言一向朴实、简洁、冷峻，而这又与小说先锋实验的不断突破相矛盾，陈继明是具有现代意识和整体视野的作家，只是表现得不够娴熟。同时这也是中国当代小说自身先锋性实验不可避免的问题。
倪万军：说到文本的多重意义和多角度叙述，叙述者应该是隐含的，但让读者感觉到叙述者不时跳出来，有点突兀，视角太多，读起来感觉结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