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石舒清小说的独特，在于乡土描写的细致中能够最为真挚地关怀回族人的内心生活，尤其是有着纯洁信仰的回族女子，在节制的精神品行中写出人性的善良、亲切和美好。特别是这篇作品，“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不仅在心灵感应自然的诗意描写中写出了一对日子过得精细条理的回族夫妻的体面生活，而且细致轻灵的文笔渲染了女性内在情感的起伏和活跃，对于人物的心理挖掘得很深，使洁净而美好的女人情态和作品意蕴跃然纸上。
2006年1月写于学林园
悲郁乡土的叙事与解构
——从《村庄的语言》再谈宁夏乡土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曲折而复杂的，特别是进入20纪90年代，文学创作显得炫目多彩起来。中国是一个乡土的中国，农耕文化和乡土情怀积淀深厚，其文学的产生发展必然起承于深厚的乡土文明。在当代文学的长河中，特别是乡土描写的五彩闪烁中，有一股清亮的水波在丰沛奔流，但常常又显得有些滞重，搅拌着黄土泥沙发出醇厚的罐罐茶一样的气息。这就是延承现代乡土文学的一支细流——地域文化厚重的西海固文学。中国西部尤其是宁夏西海固，即便是当下的生活，在物质上是极端贫乏的，但这并不能窒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爱，对人生意义的向往和追求。相反，这种物质的清贫和生存的艰难，却最大可能地激发了他们对美好人性和未来生活的珍重之情。即使在现代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到处弥漫物欲化商业化的颓废气息的情形下，西海固人仍然依恋着这块历史悠久的皇天后土，坚守着内心的信念和力量。因而形成西海固独特的人文景观。西海固的作家们大多都在努力守护乡土传统和内心生活，难以忘怀自己深爱的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父老乡亲，精神的狂欢与生存苦难悖反而和谐地共同依存。也许正因如此，张承志的《心灵史》在这里诞生。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出现了不少甘于清贫和寂寞、热爱写作的本土作家，成为宁夏文学的新生力量，并逐渐走向全国，成为当代文学不容被忽视的作家群体。这包括一大批诗人，回族作家石舒清、马金莲（女），还有李方、火仲舫、火会亮、郭文斌、了一容（东乡族），等等。他们在共同耕耘田园牧歌的乡土文学，又在自觉地追求个性化的叙事风格。
宁夏青年作家中，陈继明、火会亮、郭文斌、石舒清等作家的作品有相似的生存背景，比较接近的文化心理结构，但在这种共同之中又有着很大的不同。火会亮现实情怀很重，石舒清文字抒情洁净而内敛，陈继明又同时具备石舒清的宁静、郭文斌的唯美伤感，明显带有小知识分子的气息。火会亮在《村庄的语言·后记》中说：“让写作回归内心，这其实是我一直努力为之的”；郭文斌在《大年·跋》中这样写道：“写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次翻译，如果写作不再是一个目标的话。”“如果我的写作不能带我进入‘一’的‘中心’，那么，写作就是谋杀。”石舒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在给火会亮的《村庄的语言·序二》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说到底都是写自己，你不可能脱离自己去写作，你不可能写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来。”我们不能忽视他们自我表达或者说不一而同地指向自我的写作体验，他们共同建构着西海固文学的内在品质。然而在相近的写作背景下，却存在差异。首先，在形式上火会亮和石舒清常常采用成人的视角传达一种存在，表现其内涵，郭文斌喜欢用儿童的眼光打量世界，有时也借助第三人称的视角完成其叙述。另外，在有些相近的叙事选择中内在情怀根本不同，又是显而易见的。譬如火会亮不少小说的叙事都是以乡间的节日为事件发生的中心时间。当然，这种聚焦节日的小说叙事在乡土文学的描写比较典型，譬如鲁迅的《祝福》。宁夏乡土文学的描写也不例外，在陈继明、石舒清、郭文斌的创作中就有许多节日描写或者以节日为叙事核心的小说作品，但火会亮大多是解构节日的日常意义而切入人物内心的特别情感状态，以实现其作品审视人物和考量内心的目的。田园牧歌，可能是乡土文学无法拒绝的诱惑，从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迟子建，一路走来。五四最早的乡土文学因为鲁迅启蒙精神和批判力量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西海固为代表的宁夏乡土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在调和这二者。从生存的艰难触及命运的坎坷、外来力量的压迫，以及人性的伤害，多有文学的体贴和关怀，但在悲郁伤感的情调里大多数作者总是在营造一种明丽温情的阳光，以抚慰心灵和伤口。而火会亮某种意义上在解构这种温情的悲郁叙事。
真正有品质的文学作品是来自于作者对当下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批判性关照。五四新文学发生以来，乡土文学就是一道美丽的伤痕，如果说石舒清和郭文斌的作品是午后的阳光、狗吠的炊烟，或者清晨牧羊人的呼唤，那么火会亮的小说集《村庄的语言》就是犁铧破开乡土的一道道的伤口，饱含乡野生存的痛苦和绝望，乡土精神的裂变显得艰难而沉痛。《村庄的语言》中大部分作品是对乡村生活的一种解构，而这种解构一方面是作者审视乡村生活的深入、理解和人性透视，另一方面也为了作品叙述的内在结构而选择的一种叙事方式。他许多重要的作品是在乡村节日的描写中完成故事，如过年、耍社火、结婚等。这些欢庆的节日，应该是令人激动让人心情舒畅的日子，但是作者在这些喜庆的故事叙述中往往打破喜庆和美好的温情面纱，通过故事的深层发掘解构日常生活的原态美好。人们经历了多少个挥泪挥汗的日子，终于换回一个美好的时刻，抱着极大的希望，怀揣极大的愉悦心情把自己准备高高抛起，体验并享受一下生活的满足和生命的轻闲，但是火会亮的笔就让人们在这样的特别的时候遭受打击、品尝内心伤痛。《端午》《挂匾》《民间表演》都是这种解构日常原态和节日喜庆的叙事方式。作者在这种对比压抑中写出了生活的一种真实和阴暗，人物的倔强和卑微，这也许才是那片黄土地的本来面目。
节日庆典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地重复，在重复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又逐渐地渗透到生活当中，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和集体无意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渐推进和深入，西方人文价值和观念越来越多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传统的东西有所淡化，甚至在逐渐的消失，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融合和沉潜的过程。因为在人们的生活中那种传统的东西似乎在丧失的同时，其实它们也在以一个潜在的文化符号深藏在人们的骨血深处。特别是那些神经敏感的以艺术为追求的人们，总是在回归原始的情感诉求和艺术传统。不论是文学的启蒙，还是乡土的守护，都是对实现的人的关怀，是探索人的归宿和来源。乡土作家其实是在悄无声息的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为乡土、为心灵、为皈依乡土的文化和人情。所以火会亮小说的叙事都是从撕裂节日日常气氛和切入人物心理开始并终结。
《村庄的语言》在日常生活的解构和平凡人物的人性观照中完成他的言说，以表现当下西海固或者说乡村生活的多重困惑。这种困惑，更多的是以文化心理和生活观念的矛盾性在火会亮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由此可以把他所要表现的人物的生存方式以及文化心态分为这样几类：首先是以父亲和年长的哥哥，杨七贤，王宗信，二两粉等老辈人为代表，他们实诚，比较保守，对传统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当下的生活和变化充满警惕和不满。其次是以“我”为代表的小知识分子，文化的传承不是我们的明确责任，但“我”作为文化认同的良心试图在传统文化的维护和现代生活的沉沦之间寻求平衡，却总是力不从心。因为“我”既对乡村传统和民族文化存在依恋，又对现代文明和物质生活充满向往。再者，就是以弟弟钱多为代表的有了钱和极想发财的乡村青年，他们开始追逐金钱和物质欲望的享受，发点财就显摆招摇。然而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他们自卑自信而又盲目矛盾。他们在外面也遭受各种委屈，但在村子、家里和父兄面前竭力表现自己的时髦和桀骜不驯，其实他们的心态也很复杂。中国现代性追求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始终没有解决民族心理和文化存在的这种尖锐矛盾。一百多年来乡土中国在认同西方人文价值和民主政治的艰难努力中，个体生命和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始终处在这种传统与现代、乡土和城市的彷徨苦闷之中。
火会亮也是一个喜欢守卫传统中那些令人怀想的温暖色彩的心灵护士。他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又极大地认同儒家文化，他身处秦汉文化深厚积淀和后来伊斯兰回族文化深远影响的独特地域，在那片土地上的成长与深切感受，构成了他的文化背景。生活的激流和个人的感悟，使纯朴厚道、天性敏感的火会亮，忍不住拿起笔来把内心不能承受的东西流露于笔端，所以才有了他今天的成绩。他的《醉社火》就是一篇较有代表性的解构日常情理进入人物内心并触及一个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的小说文本。作者意图通过传统节日这种蕴藉中国文化本质符号和情感密码的破解，以便引起人们更多的记忆。节日的封存和人情的淡忘在时代的冷落中酝酿成一把火，这是一个人用生命和挚爱去点燃但又流星般消失的火光。乡间生活戏剧性的一幕唤醒人们内心的某种失落和企盼，但是人们在这企盼中收获着痛苦、无奈和岁月以及生命的伤悼，但人们无法回到过去，却把自己留在了电视机和孩子们的英语单词前。“二两粉”老汉醉了，醉了的他独自上台，在人们愚妄的呼喊吼叫声中从台上栽下来，鲜红的血从他斑白的鬓发里渗出来，落进干渴的黄土地。就在这血淋淋的现代与传统之间，作者试图寻求内心的东西，以便抵达生命的真实。火会亮这种不经意的叙事解构在看似简单温情的乡土描写的背后增加了打击庸俗和冷漠的批判力量。从悲郁和沉重来说，他与其他宁夏小说作家的乡土描写是一致的，但是陈继明是冷静的乡村生活止乎情理的关照，接近石舒清回归内省的精神性力量的追求，而郭文斌乡村生活的苦难中寻求坚韧明慧的乐观精神，没有彻底的悲剧性。不论怎样，这一点火会亮做到了。也就是说，在小说观照乡土生存的叙事中火会亮在激励自己直面现实和悲剧。文学叙事不仅要从乡土出发，通向“心灵”，还要返回当下现实的批判和关怀。
儒家文化在中国的传统中有着深刻的印记，郭文斌和石舒清也不例外，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又遭遇并寻找新的归宿，作出了各自心灵的选择，郭文斌显得特别一些，这是因为他们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的关系。郭文斌在他的短篇小说精选集《大年》中也有大量的关于节日的记录和描写，该集子的书名就是以中国传统的节日大年来命名。我们前面谈到，火会亮大多以一个成年的知识分子的视角，以一种反向透视或反向陈述的方式来观照现实生活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与事。郭文斌却喜欢用童年的视角来表现人心灵的洁白无暇；即便写的是床笫之事，在他的笔下也显得情趣盎然。他喜欢通过孩子的眼睛在欢快的节日、无忧的岁月中撒下一圈圈光亮，这光亮也使那阴影几乎淡化成一片凉爽。孩子们推石上山式的问话一遍又一遍地落到山脚，但是他们又推上去，在这种反复中却暗含了作品所要表达的东西。郭文斌的文字在表达的的过程中很少有寒冷瑟缩的感觉。在《剪刀》《忧伤的钥匙》中也如同一个馒头不小心掉到了泥土中，顺手捡了起来，吹上两口，吞下肚子。“大年”在物质贫乏的状态下依旧是“明明”“亮亮”的，是美的。郭文斌甚至在文中常常借助文中人物的口发出“美”“美啊”“美气”等呓语似的赞美之声。《大年·自序》一直到《大年·跋》，整个集子都形成了一个环，是“以笔为渡”，到“回家的路：我的文字”，这就是在验证和解说着释迦牟尼的“轮回”说。作品之所以透出那种独有的清新飘逸还因为禅宗超脱思想对作者的影响。他以静观和凝视的审美化观照西海固荒寂的土地上人们的精神和心性。他通过作品解说“空”，通过“空”来营造伤感和优美的美学风格。这使他小说的叙事从悲郁走向节日喜庆的明丽，让沉重也变得轻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