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的叙事模式是读者比较熟悉的，似曾相识，因为比较接近美国著名乡土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与其他外国作品和中国一些先锋作家的先锋叙事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当然，作家的创作都是在共同的努力中彰显自己的个性。具体来说，《一人一个天堂》的结构与《喧哗与骚动》是有可比性的。《喧哗与骚动》是南方奴隶制瓦解和庄园主没落的时代为背景，以康普生这个家庭的颓败过程为“故事”结构，凯蒂为全书的中心人物。凯蒂是不可挽回的传统与颓废的反叛者，文本对之倾注了全部感情。《一人一个天堂》以文革前后的特殊时期为背景，以杜仲和“小天鹅”的悲情故事为线索，在人性失落和心理错乱中写出奇特的悲剧情景和负重的病态心灵。杜仲和小天鹅的“故事”在互相串联的叙述里完成；凯蒂的形象也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述说，揭示其成长的环境以及走向堕落的悲剧人生，具有更大的解读空间和更为复杂的意义。两部作品都采用了当下描写和追溯过往相结合的双重叙述，《一人一个天堂》是穿着整体追述的外套进行叙述，《喧哗与骚动》是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不同的叙述视角贯穿着同一个“故事”，再戴上“附录”的帽子结束。两部作品恰好颠覆了长篇小说惯有的宏大的叙述气氛，不过却又在努力表现大的社会环境里，具体影响人物内心的细节发生和人性卑微的必然存在，以及心理情感的意识流变，试图充分展露人在自我和外在现实中的复杂性。
《一人一个天堂》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意味的暗示，而《喧哗与骚动》中叙述日期的特别选择，也是宗教福音的传达。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部小说采用的是多角度的叙述方法，运用大量意识流的描写和“神话模式”的故事结构。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让三兄弟，班吉、昆丁与杰生各自讲一遍自己的故事，随后用“全能角度”，以迪尔西为主线，讲剩下的故事，最后作者在书的末尾有附录，对故事人物有更具体的交待，其实是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补充；《一人一个天堂》是由顾婷娥、杜仲和书中的“我”讲故事，再辅以“全能视角”完成整个文本结构。《一人一个天堂》是运用两套叙述视线，潜在的叙述者在驾驭整个小说的文本叙述，而在整个的文本表层作者设置一个“我”，就是小说中的那个记录者和控制者。这样一来，文本中就存在了四个人物的叙说，一个是以全能的视角出现的“上帝之手”，一个是记录提问追述故事的直接掌控者“我”，另外两个人物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顾婷娥和杜仲。故事的来源和叙述是在“我”的引导下由第一人称的小天鹅和杜仲来亲自叙述，“我”和“上帝之手”再对故事作补充和说明。故事不断被补充、说明和扭转，这丰富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和艺术张力。小说以公开声明的“我”的身份出来说话，这种叙述的策略在石舒清的短篇小说《逝水》中也有：“我不知我这样写是否还算一篇小说，但我早已不把它当一篇小说写了。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却听说小说可以虚构，而这里从人到事，哪里有半丝虚构呢？”在马原的中篇小说《虚构》中开门见山就写道：“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作者的亲自参与，这种把身份亮明的叙述，不同于其它视角，如纯粹的第三人称叙述、全能视角叙述，也不同于第一人称叙述，因为这种叙述既有故事客观的发展，也有“作者”视线和叙述能力上更大限度的把握，是一种客观的主观。在福克纳的小说《标塔》中，有一个无名记者出现，起着观察、评论作用，也起着将飞行员的生活与新瓦洛市的生活连接起来的作用。在他的重要作品中大都会出现类似记者这样的人物，同鲁迅小说中的“我”一样，具有文本构成和叙事情感的独特意义。《一人一个天堂》中的“我”也是想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和文本结构意义。陈继明的努力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不足。文本中“我”过于明确的意图，可能会减少“故事”叙述的内在稳定和不同人物视角叙述的可信度，虽然目的是为了“故事”演义的模糊性带来意义的多种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作者把“我”同“上帝”常常混淆，作者本是不想用全能视角的，但是习惯使其如此，二者的混乱造成了叙述文本的“自我”伤害，也造成读者接受的困难。这可能是作者没有意料到的，而且使作品整体上显得不够浑然圆润。
福克纳、陈继明的小说写作还有一个特点，运用自己已有的短篇小说进行扩展、或者在长篇的叙述中插入，给故事以更多的支撑，这也是一些写长篇小说作家会用到的。总之，作家们都是在共同中探索自己独特的表达，表达方式的选择是因人因文而异，形成不同的文本。最终，文本的意义，人的意义，文学的社会意义都汇聚成一个叙事结构而在阅读的动态中张扬。作品可以明了如指，也可以多解如发，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会随着文本的多样性批评阅读而生发。这也是作家永远关注并追求各种表现方式以不断阐释人和世界的意义所在，《一人一个天堂》就是这样的一次努力。
新锐作家的独特故事：《去尕楞的路上》
了一容《去尕楞的路上》，这是很难批评的一个小说集，2006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集包括18个（应该说是20个）短篇，刚刚上路的这位新锐作家的文笔是质朴清新的，质朴表现在自己经历的生活和“故事”描写保持了某种原态的质实纯朴，清新是因为对于西北土地滚烫的热爱之情的流露以及诗意的审美眼光和抒情语言。作家特立独行的经历和作品内容使我们不容忽视其存在的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宁夏本土青年作家的作品集这也是第一次。从西海固沙沟的穆民生活写到河湟谷地的萨拉族、东乡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区的风土人情，从内蒙到西藏，到新疆，再到云南、青海……我们可以把了一容称之为流浪汉作家。而在流浪的生活里是什么支撑着他的信念和追求？《沙沟行》其实是整个集子的“序”，说明了了一容小说创作的精神路向。也可以说，沙沟穆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的艰难坚守成为作者自己生活与追求的精神参照。因此，了一容不多的作品却真正写出了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西北人独特群体的生活，体现一种真正的西部生活的悲郁本色，也带给自己作品其他西部作家不可取代的文学品质。从多民族交融的生活里，从严峻的生存环境里，他用内心的坚韧挖掘人性的特别价值和精神信念。他以粗厉的文风，直白的叙事，方言的淳朴，建构自己的写作风格。所以了一容的创作具有双重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而且那种真实和真实背后生命坚韧的东西令人震撼。
大部分时间了一容在写一个故事，讲述一个青年小伙子独自流浪求生存的故事，包括爱情的憧憬和梦想。《去尕楞的路上》，《出门》，《板客》，是打击人胸腔的流浪生活的三重奏，在谋求生活的流浪中，经历着人性和自我尊严的精神炼狱。生活带给我们的是什么？首先是胜过身体伤残的人性伤害，《独臂》《挂在轮椅上的铜汤瓶》，或者是生命的弃我而去，《绝境》《白马啸啸》，但人好像更加珍惜阳世上活着的东西。其次，就是人间真情的呼唤，《挂在轮椅上的铜汤瓶》是如此，《绝境》是如此，《大姐》也是如此。然而这样的呼唤中更多的却是令人心底冰冷的伤痛。人的善恶之念会在那一瞬间转换，面对人性的残暴和大自然的恶劣环境，人之间亲近而冷漠的东西是那么令人不可思议。人永远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所以无法“宽容”，人性的卑俗和人性的虚妄同样然人触目惊心。《宽容》《大姐》是一种伤感，《金马湾逸事》《黎明前的村庄》也是一种伤感，前者是亲情无法承受的伤感，后者是生活无法直面的伤感。然而行走在大地上，他的生命注入了这片土地，西北的或者说西部的地域虽然辽阔，了一容却用心灵在一点一点丈量。所以绝境和苦难之中人性美好的坚定信念却在葱茏地生长，《在路上》《那一片绿土地》《天使》《蓝色的钻戒》，真实而奇特的人生体验中，了一容用文学的叙事在自我的道德良心上呵护善良、同情、美丽以及诚实和许多自然而纯朴的人性本真。我想起前辈作家艾芜的《南行记》。文字的质朴和真实，精神的冷峻和温暖，却早已超越历史的时空。了一容凭借着独特的艺术创作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他默默地注视着这个世界，并努力沉入自己的心灵世界，用自己独特的小说叙述，不断传达自己的存在并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编者所说的了一容特有的平民视角和悲悯情怀。
生命的坚硬，我只能用这样苍白的语言形容了一容作为作家的主体情感的特征。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是我们熟悉的，然而了一容笔下的人物在外在的表现上具有一种坚忍和内敛的品格，在骨子里却是坚强的，生命的硬度在柔情和敏感中包裹。张承志的早期小说有理想的东西，没有了一容内心坚硬的东西。所有在了一容笔下出现的人物和他们的生命是坚硬的。但同时也是脆弱的。这种坚硬似乎是作者在考验人的内心所能承受苦难和罪恶的极限，这种坚硬却又是一切外在的环境和人性恶的东西无法摧毁的，而生命的肉体是那么不经事，那么容易熄灭和腐朽。当下的文学向软性的叙事大面积倾斜。这更加显得了一容小说的难能可贵。当然，当代小说的这种软性叙事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走向中是对晚清-五四启蒙文学功利色彩和左翼文学兴盛以来政治强化文学的一种反动，但也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新写实小说、新市民小说到小资情调和网络情怀的青春爱情小说，尤其是小说世俗情怀追求的泛滥，更不要说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对当下生活的关怀，还是新“官场小说”的反腐倡廉，都加入了大量的调味剂，以迎合读者。更为可怕的是，打着“人性”复杂和人的潜意识描写的另一种深刻和丰富旗号，在欲望和暴力的描写中导泻着现代人失去信仰和价值的非正常的情感。所以，读了一容的小说让人想起海明威和张承志。在宗教的精神生活和个人的内心搏斗之间写出自己的人物“形象”，作品的语言和内在的力量都是质朴的，但是那么坚硬，直接震撼人的心灵，是因为他用贴近土地聆听大地的情怀，悲郁而倔强地写出了那些生活特别的、不为人熟悉的边缘而更加底层的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悲欢与内心伤痛。
我在批评西海固乡土文学的一篇文章中如此比较分析：“以火会亮、石舒清、郭文斌为代表的西海固作家们在一个个节庆日子里表现各自所属的不同文化心态（形态），描写生活的欢欣或悲伤，吟唱人们内心的苍凉或美好，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苦难、生活和人性的关怀。只是因为文化的影响不同，生活的机遇不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审美追求。但是我们知道，不论是宗教的事情，还是道德的东西，人们都在试图维护和遵循一种固有的美好的秩序，人需要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特别是在一块物质方面比较贫乏的地方，在一片无鱼的旱海中，人们就会更加强烈地需求一种心灵幻象或者说人性回归的价值认同。这也许就是文学的意义。当然，文学作品不论是在言说的过程中进行的生活想象，还是传统价值的叙事解构，作家都是在努力展示心灵的不同生存姿态，这也正是西海固文学的生存姿态，中国乡土文学的生存姿态。正是这样的意义上，宁夏乡土文学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贺绍俊：《宁夏文学的意义》，《黄河文学》，2006年5期）。”那么了一容的意义就更为独特。首先，他流浪的特殊生活经历和文学记录所涉及的地域无比辽阔，辐射了西部最为独特的地域风情及其恶劣环境下人们的生存景观；其次，苦难和生活的真实性更加强烈，是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人生的另一种悲壮和绝望；最关键的在于作者从小说的叙事里关注生命的热情所体现的内性坚韧不拔的心劲，没有一个当代作家可以追随。这样的意义上，了一容的小说创作又一次丰富了宁夏文学，丰富了当代文学对于边缘和底层生活的描写，形成自己特有的悲悯情怀和文学品质。或者说丰富了人类永远需要充实的人文精神和生命内涵。
2006年冬寒修改于清风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