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观点亟待修正：首先，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改革危险，不改革则更危险，改革如行蜀道，不改则坐以待毙——稍有头脑的执政者，都会选择改革赌一把；其次，对于一个已经开始改革的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改革者止步或倒退的时刻，若一门心思改革，争分夺秒改革，一往无前改革，也许能跑赢革命呢——改革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政治游戏。
请允许我中断叙事，对改革与革命的辩证做三点总结：
（一）改革的阻力有多大，革命的引力就有多大；革命的压力有多大，改革的动力就有多大；
（二）成功的改革是革命的消毒剂，失败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
（三）不改革，必革命；假改革，必革命；慢改革，必革命；错改革，必革命。
读晚清史可知，这三点皆不幸言中。
“皇族内阁”成立后一天，清廷颁发上谕，宣布将各省集股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补偿的办法却十分不公，这相当于在国人的伤心之处再撒上一把盐。其中对四川人的补偿尤为苛刻，如两湖人民所缴的股金，十足发还；川人的股金，却换成了所谓的“保利股票”——这不是私吞国有资产，而是公吞私人资产——随即，黑云摧城，乱起西南。
这里且多说两句。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正史，都将辛亥革命的开端定格于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之成功，遮蔽了此前诸多起义之失败。人们只记得，四川的保路风潮为武昌起义制造了擦枪走火的契机；却忘了，在此风潮之中，同样有枪声，同样有起义。起义者曾占领成都城东五十里的龙泉驿、双流县与新津县，尤其是新津县，义军坚守了一月，直到10月13日，武昌起义后三天，才因弹尽粮绝，被清军攻陷。
为什么历史的荣光都落在了武昌起义头上呢，想来缘由有二，其一，这是一场成功的起义，激起了四海九州的革命火花，这么说，大概有一些成王败寇的意思，然而历史之神就是这般世故，更眷顾成功者而非失败者；其二，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所领导，四川的保路风潮，据尚秉和《辛壬春秋》记载：“……素无同盟会党踪迹，徒以激起怨忿，揭竿而起，故乱数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独立，川人始实行革命矣。”杨早《民国了》则直接将四川的辛亥革命归结为“袍哥革命”，认为“立宪派不过充当旗号，同盟会更是敲敲边鼓”。看来，领导者为谁，才是关节点。因为后来的历史，乃是由当年的革命党人及其政治后裔所书写。
诠释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托克维尔的作用，到此为止。再向深处追索，就需要引出我的疑惑：这场革命，与改革的政治谱系的关系，与改革者的关系，到底有多大？
近代史研究者都无法忽略一个吊诡的问题：1909年后，晚清改革出现了倒春寒，按理说，此消彼长，接下来理应是革命的高潮迭起，实际上，从1909到1911年，革命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期。改革与革命几乎一同沉寂，这是为什么？
据路康乐考证，1905到1908年乃是革命党人最活跃的时期，随后则偃旗息鼓；据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从1903年到1908年，每年至少诞生20个革命团体，1909年到1911年，均数则降至15个；据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所建构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革命话语的高峰，出现在1903年与1906年，从1907年起开始下降，1911年则跌至幽暗的谷底。对最后一项研究结果，有人会反驳：革命不仅仅是话语，不谈革命，并不代表不去实行革命。这个观点，置于其他历史时刻，也许可以成立，但在晚清却丧失了灵效，因为当时革命的一大表征即造势，言革命即是行革命。
是故，金、刘结论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乃是由绅士公共空间扩张而颠覆王权造成，它是立宪改革必然导致的结果。”
这可不是什么一家之言。就我阅读所及，这一宏论，应由张朋园发端，在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陆学界（这一年关于辛亥革命的图书出版盛况，诚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得到了广泛的印证。譬如雪珥称辛亥革命为“计划外革命”，革命只是改革路线的歧出，武昌起义只是偶然迸出的革命星火（连革命党领袖都未曾料想由此而成就燎原之势）；祝勇眼中的清朝：“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
我大致认同这些观点，只是需要警醒，为晚清改革翻案的同时，切不可高估；重审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功过的同时，切不可情绪化——“高估”与“情绪化”的佐证，便是一些论者，满怀现实的块垒，刻意抬高改革而贬低革命。纵然百年以前，改革者与革命者相争不可开交，甚至视对方为寇仇，实则他们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辛亥革命，正出自这两派的合力。
在雾霭沉沉的辛亥年，改革的低潮使立宪派倾向革命，革命的低潮则造成了革命党领袖的缺席，如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打响之际，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这一缺席，成就了立宪派的契机，他们刚刚转身革命，便攫取了领导权，并主导了革命的走向：集中于城市与精英，以妥协为主流，破坏性被限定，暴力色彩被弱化……
空口无凭，且以数据和史料为例。先说辛亥革命的领导权，正史归功于革命党人，实则他们的功用只是“引导”，而非“领导”。武昌起义之后月余，响应独立的共计十四省；未独立的共计八省。十四省里，如江苏、四川、贵州、安徽等省的独立，几乎由立宪派一力发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省的独立，基于立宪派与革命派之合作；湖南，则由革命党人发动，十天后政权落入立宪派之手。据张朋园统计，除了陕甘二省的立宪派对于辛亥革命的浪潮表现消极乃至反动外，其他诸省——特别是那些未独立的省，因革命党被当局视为贼寇，欲赶尽杀绝而后快，立宪派反而获得了更广博的活动空间——立宪派及其领导的咨议局，皆扮演了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如张一麐称：“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
我们的某些史书，曾大肆讥嘲时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为了落实“革命必有破坏”的谬说，亲自爬上巡抚衙门的屋顶，用竹竿挑下三片瓦，将衙门的招牌换为军政府，便宣布江苏（苏州）独立。并以此为例，教育青春期的受众，辛亥革命的果实就是这样为立宪派的硕鼠所无耻窃取。我无法判断这是不是谎言，却可以判断，这必定是一种偏见。事实上，那么多龙盘虎踞的清朝封疆大吏，程德全乃是第一个公开反正者，这份胆色，这份心胸，足以光耀汗青。除了我一直未找到出处的“挑瓦革命”，程德全还割去辫发，将院司的印信、官服一起焚烧，以示决裂于清朝——这庄严一幕却被历史的书写者与教育者故意遗忘了，他们只允许后人的头脑记得，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立宪派如何反动，如何卑劣，如何一面与革命同行，一面挖革命的墙脚。
程德全所领导的江苏独立，绝非个例。所谓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辛亥革命并不完全是湖北那样的枪林弹雨，还有江苏这样的“和平演变”——借用冷战时期的一个时髦词语。统计起来，倒是为正史所不齿的“和平演变”的省市居多，如我寄居的城市宁波于辛亥（1911年11月5日）光复，几乎未费一枪一弹，绍兴、南昌等莫不如是。所以说，相比此前与此后的种种革命，辛亥革命实在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场“天鹅绒革命”，基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作，实现了流血牺牲的最小化。帝国的巨人，不是死于腰斩，而是死于感冒。
辛亥革命，另有两大特征。这是一场城市革命，与农村无关；这是一场精英革命，与民众无关。如曹聚仁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所述：“其后两年，辛亥革命到来了。我们乡僻地带（浙江兰溪），交通阻梗，不知秦汉，遑论魏晋，如‘革命’这样的名词，从来没听到过；乡间所说的，还是‘造反’，说是有人卖‘九龙票’。‘九龙票’，我也一直没见过，后来才知道这是光复会徐锡麟、秋瑾那一派所干的……”
辛亥年，后来威震一方的湘西王陈渠珍，当时是清朝军官，正驻军西藏。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作为同盟会员的陈渠珍深知形势危殆，便策动部下湘黔籍官兵115名从西藏出逃。其至青海，在1912年6月，遇到一位随左宗棠出关而定居于此的七旬老人：“余询以内地革命事，但知：‘袁世凯为大元帅，孙文为先锋，国号归命元年。’亦道听途说，且误‘民国’为‘归命’也。”可见辛亥革命的话语传播，半年不达民众。难怪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
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当革命仅仅限于大中城市；在金字塔型的社会，当革命仅仅限于官僚、商人、军人、学生等中上层精英，那么它的杀伤力、影响力等，只可能滞留于这个社会的肌肤，而无法洞穿制度的心脏。
总结起来，我所理解的辛亥革命，是一场由革命党点火、立宪派烧饭、革命与改革两大阵营联袂打造的革命，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场城市革命，一场精英革命。辛亥革命的真实图景，远远背离了我们对革命的一贯定义，背离了意识形态所赋予我们的政治与历史想象。
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我重点论述了戊戌变法的革命因素与辛亥革命的改革因素，唯愿由此推出一点事理：改革与革命，并不是必然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蜜里调油，水乳交融。它们好似调节社会平衡的两根杠杆，演奏政治乐章的两根琴弦，没有革命的压力，执政者哪会主动改革呢；反之，当改革的战车陷入了泥沼，对民众而言，若不革命，难道要束手待毙、引颈受戮吗？
革命与改革孰优孰劣，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作为国家转型的政治路径，要革命，还是要改革，大多时刻都不是一种价值之争，而是实用性之争。甚至争都不必争，因为，有时不是中国选择革命，还是革命选择中国。
与其斤斤计较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不如登高一步，考察它的成果与方向：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断裂，更要看到它的承续；不仅要看它为中国带来了什么，还要看它阻挡了什么。托克维尔反思法国大革命，认为革命前后的法国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他打了一个比方说，革命砍掉了政府的脑袋，然而其躯体依旧完好无损，行政机构的运行依旧按部就班，以前他们以国王的名义，随后以共和国的名义，最后以皇帝的名义审判和执政。对比之下，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呢？时人总结：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瓴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这许多改变，如“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卡片兴，大名刺灭”“律师兴，讼师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等，都是换汤不换药，其实并未改变什么。如“剪发兴，辫子灭”，国人脑后的辫子虽然剪去了，心中的辫子依然在纠结。民国与清朝，仍旧维系于同一条精神脉络。再如“总统成，皇帝灭”，变更的只是表面的名号，论权力之大，民国的总统远胜于清朝的皇帝。难道革命后的中国，没有前进，反而在倒退么？亲历革命潮并在湖北都督府任参谋之职的熊十力回忆道：“到了辛亥武昌起义，革命党也曾掌握过南方许多省，而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侈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而过去腐恶的实质，不独丝毫没有改变，且将愈演愈凶。”
所以我实在不能认同，将辛亥革命称作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历史并未在1911年出现断点，大革命并未摧毁旧制度，中国还是那个中国……
辛亥革命后二年，康有为、梁启超纷纷哀叹共和在中国“不过一时幻象”；六十年前的法国，托克维尔同样对大革命后的乱象痛心疾首。然而，将“幻象”、“乱象”的罪过全盘推到革命头上，是否合适？
百年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依旧是如何观察这一场革命。有时，不是革命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观察革命的眼神与视角出了问题，我们对革命的定性过于狭隘，对革命的观感过于粗暴，对革命的理解过于妖魔化，我们的历史视网膜蒙上了厚重的意识形态阴霾。托克维尔曾经提醒世人：“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难道不是在说辛亥革命与中国人？
2011年10月8日
参考文献：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着，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第一版
《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托克维尔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等编，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一版
《北京法源寺》，李敖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3月第一版
《革命逸史》，冯自由着，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辛亥革命宁波史料选辑》，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宁波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李剑农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泉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第一版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张朋园着，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8月第一版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金观涛、刘青峰着，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着，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告别皇帝的中国》，马国川着，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2年1月第一版
补记：
此文原系约稿，主题是“托克维尔与中国”，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便将托克维尔与辛亥革命放进一个锅里炖。于今来看，要谈辛亥革命，则当单刀直入，实在不必拉托克维尔的大旗，因其非但当不了虎皮，而且有可能妨碍我们把握辛亥革命的历史脉络。当然，需要反省的只是此文的写法，而非观点。
2014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