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是非
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载有一段着名对话：
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
这段对话，被《明史纪事本末》放到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之记事。据其语境“先是，国本论起”，另参黄宗羲《明儒学案》载“癸巳（1593年）内计”，可知当在前一年。其时王锡爵为首辅（即首席内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顾宪成为考功司主事（属吏部），后迁文选郎中，二人同殿称臣，虽然官阶悬殊，却有对话机缘。
此处“天下”之涵义，被王锡爵夸大了，它并不同于顾炎武所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尔矣”之“天下”，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述，当知其具体所指，乃是“言者”，或曰舆论。“国本论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为请”，结果却是“力请不允”。申时行、王锡爵虽婉转调护，心中不免“以言者为多事”。顾宪成乃是“言者”的代表，故王锡爵会找他理论是非。然而王大人一开口便错了，他不该把庙堂与天下对立开来，按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者，王之天下也，庙堂之天下也，岂能将庙堂从天下的版图分割出来呢。哪怕事实如此，却也不必明说。明说了，就沦为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之流。逯军曾反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将党与百姓分开，正如将庙堂与天下分开，无意之间泄露了天机，戳破了谎言。所以说，王锡爵这发言水平，这政治觉悟，换在今日，别说国务院总理，估计连一局之长都干不长。
王锡爵这么问，顾宪成只能这么答。为天下代言，为天地立心，本是他这种人一生之所系。王锡爵把天下的话语权往他身上推，他怎能不接？即使不推，他也要抢呢。万历二十二年，王锡爵退休，顾宪成因为议政触怒龙颜而被削籍（革职），二人同时离朝，未来却大不同。他们都回到江苏的家乡，王锡爵养老，顾宪成则迎来此生最辉煌的时刻。他是无锡人，无锡原有东林书院，始创于北宋，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被称为龟山先生的杨时讲道处（关于杨时，有两个典故，一是“程门立雪”，他即雪中的主角；其二，杨时先后学于二程，待他学成归去，程颐目送之，感慨曰：“吾道南矣！”），后废。顾宪成与他的弟弟允成重修之，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讲学其中，闻风响附的士人之多，学舍竟容纳不下。顾宪成说过：“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所以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着，而忌者亦多。”（《明史·顾宪成传》）用《明史纪事本末》的话说：“宪成讲学，天下趋之。”这时他才真正支配起了“天下之是非”。
刀尔登先生有一名言：“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若以政事而论，答案毋宁在十居八九。然而明朝——尤其是晚明——的士人，最喜欢谈是非，他们的是非观之强悍，常常促成他们杀身成仁，其实这倒是小节，有时他们为了是非，为了那“天下只有一个是”，竟欲杀他人而成仁，由此误了国事，才令人惋惜。此时之是非观，已经严重狭隘化、僵硬化，以至东林党人及其后裔批判朝局，不是为了是非而反对，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天下之是非”，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质言之，他们就是是非，就是人世之法则，就是真理之化身。这种致命的自负，这种道德与理性的无限膨大，以是非善恶为界限，划开了晚明朋党政治的先河，自东林党始，“其后更相倾轧，垂五十年”。明朝之亡，耽于是非者，其能免责乎？
《明史纪事本末》约成书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此后，黄宗羲撰《明儒学案》（成书于康熙十五年即1676年），写顾宪成行状，关于这段是非之争，另有一番叙事：
娄江（王锡爵）谓先生（顾宪成）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先生曰：“外间亦有怪事。”娄江曰：“何也？”曰：“外论若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相与笑而罢。
黄宗羲绝口不谈“天下”，而称“外论”，与内阁相应，姿态便平和多了。只是，“相与笑而罢”恐怕不如“遂不合”更接近历史真相。至少，王锡爵笑不出来。他晚年本有复起的机会，却感于“言官方厉锋气”，上了一道密奏，建议万历皇帝将言官们的章奏一律留中不发，“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此语不小心被言官获知，那还了得，“给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栋等论不已”。王锡爵东山再起的念想就此破碎。三年后，卒于家。
2011年7月31日
公论与私谊
杨度与黄兴、梁启超都是好朋友。杨度的家乡是湖南湘潭，黄兴的家乡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两地相距不远；他们不仅同龄同乡，而且是留日同窗（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科）；黄兴与孙中山相识，介绍人正是杨度。这交情，不可谓不厚。然而杨度与梁启超的交情，还要更胜一筹。1898年，这两位当世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初会于湖南时务学堂，一见面便大打嘴仗；五年后的秋天，二人在日本重逢，终于言归于好。此后唱和、合作不断。杨度的名作《湖南少年歌》，梁启超是第一读者，且首发于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信，盛赞杨度的才学与魅力，称“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请康有为以国士待之。
梁启超主张改良，黄兴主张革命，杨度倾向于哪一方呢？左右他都看不上，他高举金铁主义的旗帜，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在改良与革命的夹缝之中，此路实在崎岖。后来，杨度被清廷招揽，由在野而在朝，摇身一变，给王公大臣讲起了宪政，如此，他便与黄兴、梁启超分道扬镳，好在还谈不上势不两立（因为杨度并非爱新觉罗家的忠犬）。供职于清廷期间，他曾上书执政者，请赦免并擢用梁启超，且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戒”。由此可见他与梁启超之亲密。
真正势不两立，要等到杨度效忠袁世凯之后。袁世凯与革命党激斗不息，杨度与黄兴自然视对方为仇寇；待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挺身反袁，与杨度割袍断义。杨度作《君宪救国论》，为短命的洪宪王朝吹鼓，梁启超则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迎头痛批，笔下如刀，不留分毫情面。
这些剑拔弩张的冲突与纠葛，破坏了他们的交情吗？筹安会成立不久，梁启超致信杨度道：“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李肖聃《星庐笔记》作“政见虽殊，交情不改。昔贤芳躅，吾岂敢忘？”）最后两句，当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
私谊不妨公论，公论不妨私谊。再以盖棺论定的挽联为例。1916年10月31日，黄兴英年早逝，杨度挽曰：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上联堪称名句，写尽了杨度与黄兴的半生恩怨。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杨度挽曰：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这两副挽联，几无虚辞，字字血泪，句句深情。尽管称梁启超“事业本寻常”，有些不合时宜，不为梁氏亲友所喜，不过，此刻犹能直言，更可见杨度的倔脾气，以及他对梁启超的情感——唯有至交，方能如此坦荡。这二人之间，诚可谓平生政见分歧——梁启超死前，对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运动不乏质疑和批评，彼时杨度已经加入了中共——但是，梁启超公开批判杨度，仍声明“不必以公害私”；杨度在梁启超亡后，仍为他“文章久零落”而抱不平。这才是无比真切的“公谊不妨私”。
政见分歧，却相期无负平生。比起杨度与黄兴、梁启超的恩怨，胡适与陈独秀的交谊，更值得大书特书。与友人谈及此节，我开玩笑说，依陈独秀的激烈、专横与暴戾，他若上台执政，恐怕首要斩老友胡适之的头颅祭旗。想来胡适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提醒陈独秀“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胡适措辞，一向留三分余地，“多少总还同有一点”，言不由衷，对陈独秀而言，也许一点也无。
陈独秀与胡适是战友，更是论敌。二人相识以来，作为论敌的时间，要长于作为战友的时间。他们不仅打笔墨官司，甚至见面都要吵架。1925年，胡适到上海治病，住在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家（汪孟邹是绩溪人，与胡适是小同乡，与陈独秀是大同乡）。据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回忆：“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着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他又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走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这段轶事，堪比废名与熊十力因争论佛学而打架。
然而，朋友终归是朋友。陈独秀一生屡次入狱，胡适都不惧风险，积极营救。1933年11月，胡适路过南京，琐事缠身，无暇探视正坐牢的陈独秀，他深知老友的偏激性情，唯恐误会，专函解释此事：“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不曾想陈独秀误会依旧，在致汪原放的信中大发雷霆，“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并宣称要与胡适绝交。这些气话，反倒折射了他对胡适以及友谊的看重。这样的误会，最终一笑而过。
我最感念的一节，是在1949年4月14日深夜，从上海到美国的途中。仓皇辞庙日，垂泪对故国，胡适仍不忘七年前去世的陈独秀，为其遗着作序，为其晚年的政治与思想转向正名，指出陈独秀重申“反对党派之自由”，“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此时，他们终于不再政见分歧，而重回同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肝胆相照，恩仇快意，前贤风范，令人心折。
百年弹指一挥间，追古而思今，公私依然缠绕如丝。私谊不妨公论，公论不妨私谊，这十二汉字，不难写，却难做。因为，这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气度与格局。
2012年11月28日
在鲁迅与胡适之前
辩证法与二元思维，虽非中国的特产，然而在中国的流毒，似远较他国为烈。所谓二元思维，即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忠即奸、非先进即落后，非进步即反动……罗列下去，不知尽头。质言之，在二元思维治下，仿佛世间万物，都可二分，于是我们常常看见，两个原本不是针锋相对、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被纳入二元的狭隘选项，硬生生逼成了敌手，如鱼与熊掌，你只能择取其一。最鲜明的案例，莫过于鲁迅与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