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关在犹太人聚居区的围墙里，我们却努力保持着正常的外表，人人都遵循自己的职业常规，按照自己多年养成的习惯行事。可是在这种充满屠杀和暴力的严酷气氛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想点儿新招儿了。譬如，过去干某些行当的人，像律师呀，法官呀，行政官员呀，在这儿禁止他们再干原来的行当。这些新主子不需要法律和主持公正的专家，不需要拉比[拉比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主要是有学问的学者，是老师，是智者的象征。]、教师、大学讲师，以及任何与文化教育行业有关的人，这些人正受到迫害和搜捕。没人敢承认自己和这些行当有半点儿关系。助产士和实行割礼的人成了过时和多余的人物；显而易见，小娃娃们都琢磨透了，要投生到这个世界，最好还是等过了这个疯狂的时期为好。无论如何，在犹太人聚居区根本看不到任何怀孕的女人。
这个恐怖的政权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丢人和卑鄙的行当来代替那些消失的职业，比如卡波——也就是犹太警察。这些家伙向自己的同胞挥舞皮鞭，并且把雨点一样的无耻咒骂泼洒在自己同胞的头上——还有拿德国人钱的奸细和其他形式的叛徒卖国贼，他们给那些压迫者当帮凶，徒劳地指望能使自己不受皮肉之苦。
那些博学多识受人尊敬的人被剥夺了尊严，他们把自己的行业执照和学位证书藏在撒了卫生球的家庭文书里面，把这些东西当成精神支柱，指望着有一天这些东西会重见天日，再次变得有用起来。为了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昔日的辉煌，我常常跟那个文具商人说：“教授先生，能卖给我一本横格笔记本吗？”要不然，我就去求那位脏兮兮、满头是汗的燃料商人：“请给我一桶煤，律师先生。”
我母亲是个注册时装设计师，在市中心有一家女帽服饰商店，雇了五个女人为她工作。多亏她有这个特长，德国人才暂时允许她留下来继续经营下去。后来她也尝到了犹太人聚居区其他小贩所受的苦难，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得到了一张通行证，使她能够为了经营自己的买卖到犹太人聚居区外面去。在我们被迫改变住址以前，她的那个小帽店离我们有一站电车或者步行十分钟的路。但是为了保护雅利安种族不受各种时疫和其他根源于贫困的自然疾病之害，德国人把犹太人聚居区的围墙封了起来，从那以后，我们和那个小店之间的距离就扩大到四公里之遥。我母亲不得不自己赶着一辆马车到那儿去。原因何在？因为佩戴着大卫之星的人不允许坐电车。
在我们家族编年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里，一个管理罚没财产的女人拿走了那家女帽服饰店的所有钥匙和我母亲的执照，一个纳粹党的万字党徽取代了商店窗户里的大卫之星。于是我母亲在她自己的店里就失去了“专吸奴隶血汗的残酷国际资本家”的地位，而成了一个不必付工资又可随意差遣的工人。
母亲不仅失去了微薄的工资，还被剥夺了过去享有的所有好处，其中包括乘坐马车的权利。虽然她对自己的买卖是否还有所有权已经很令人怀疑，但是她为了保持这个权利，同时也为了保持和外界的联系，仍然每天黎明就起身，走上四公里的路，到那个名义上雇佣她的地方去。这使她能够得到一些配给的粮食，填进我们的辘辘饥肠。每天晚上，她累得要死，还要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四公里的路回到犹太人聚居区，把她微薄可怜的定量口粮拿回家。在大雨瓢泼的日子里，她浑身淋得透湿；而在冬天，刺骨的严寒把她简直变成了一块冰坨子。由于极端的屈辱，有时候潸然而下的泪水弄脏了母亲愁苦的面颊，但是她顽固地保留着一线模糊的希望，这希望全靠着对过去快乐岁月的回忆维持着。那些日子并不十分久远，但是在我们家族编年史上另一个黑暗的日子，她被剥夺了通行证，并且成了一个从前属于犹太人的大仓库里的苦力。
我父亲仅仅是一位父亲，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毫无保留地热爱和尊敬他，就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由于他的健康很差，得以免除被“转移”，并得到了一张肯卡特。他脸上带着讽刺的神情，作出很骄傲的样子，把医生的证明拿给我们看，讥诮地说道：“感谢上帝，我快要玩完了。”我的两个弟弟——马塞尔和伊祖，都成了退校生。按照希特勒的理论，他们和其他犹太崽子天生就是苦力，没有必要对他们教育培养。最初，他们打心眼儿里欢迎这种改变，因为再也用不着一大早就起床了。再也用不着昐着老师生病得到一段假期，再也用不着因为得了低分挨家长的骂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对游手好闲的渴望已经风光不再。特别是在德国人征召他们去扫大街，接着又派他们去干建筑工地上的累活儿。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突然产生了一种入校学习的渴望，但是这已经成了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了。
由于我父母的先见之明，他们总想方设法要让自己的每个孩子有一技之长，所以我过去就学会了制图的手艺。尽管没有证书，但是我的技术已经熟练到足以挣点儿钱的程度，虽然为数不多。命中注定，这门手艺日后把我从几乎必死无疑的险境中救了出来，使我保存了一条性命。然而，我的名字没有被记入任何文件，马塞尔和我都没有被犹太人聚居区的“公民”簿记载在案。我们没有任何“肯卡特”。我们根本没门路关系也没有钱去贿赂那些发放前往地狱通行证的官员。通行证授予持有者以“犹大”[犹大，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后为了三十银元将耶稣出卖。]的崇高称号，并且责令他必须佩戴一个有大卫之星的臂章。没有被列入正册，我们在德意志帝国统治下的国家里便属于最低下最卑劣的阶层。
按照纳粹分子们的圣经——《我的奋斗》中的理论，犹太人是劣等种族，不配有任何公民权。然而，在进行统计的时候，犹太人的存在又不得不被作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统计在册。当然不包括像我们这些人，我们的存在不被官方承认。由于我们的姓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记录，所以如果我们一旦在德国人发动的白天和晚上的“行动”中被逮捕，就会立即被转送到一个没人知道的指定地点去。在那时候，那些讲到种族灭绝的专门设施和焚尸炉的故事，还被人们看成仅仅是一种谣言。
简而言之，我和我的弟弟马塞尔未经党卫军或当地警察局局长的允许就非法进入了这个犹太人聚居区，并且住下来。我们没有克拉科夫市政当局发给的口粮配给证，也没有犹太人社区委员会(Judenrat)发的居住许可证。这下我们成了寄生虫，不得不靠剥削我父母和小伊祖的那点儿微薄的口粮过日子。通常，我们大家一起住在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和厕所。这个房间坐落在No.1 PlacZgody——波兰文“和平广场”1号的一栋昏暗的小屋里。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在母亲把我们用马车偷偷带进这个犹太人聚居区几天以后，我冒险溜到外面，估量一下我们面对的新的可怕现实。我的第一印象给我造成了可怕的心理冲击。我发现，德国人不仅从中世纪照搬过来“少数民族聚居区”(ghetto)这个名词，而且照搬过来对指定住在这里的可怜人的限制方法。这真是令人痛苦。那些中世纪的版画显然启发了这些现代围墙建造者的灵感，他们已经建造了一道高高的要塞式围墙，使世人看不到即将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暴行和那些针对犹太人财产的犯罪。
一个可怕的城堡，有着用砖石和仇恨一起砌成的道道高墙，这个犹太人聚居区被设计成以令人难以相信的拥挤条件来容纳犹太人。每一个房间要住几家人，每家人都只有很少的几件家具，却有着各式各样的烦恼和问题。
所有的家庭共用一个厨房，所以使用厨房的时候不得不按钟点排开。在厕所外面，总是有一队不耐烦的人等候着，有些人控制不住自己，丢人现眼的事情时有发生。那些面对外面围墙的房子，一楼的窗户都被封起来，白日的阳光根本进不来。一些建筑的正门也被封起来了，所以每个到犹太人聚居区来的非官方来访者，必须寻找一些经过批准的曲折的门路，通过一些根本不是市政工程师设计的小道，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有时候，必须穿过几个肮脏的院落，院子里乱扔着一些没人要的破家具，要穿过一些邻家荒弃的楼道和走廊。没有人说打扰了，也没有人表示抗议。在大白天里，你要看清街道名和门牌号码都有点困难；黄昏的时候情况就更不济了，到了晚上要想看清街道门牌号码，干脆不可能。社区委员会根本不把本地居民的舒适与否放在心上，根本没有提供公共卫生设备、字迹清楚的街道标志和最起码的照明条件，所以每一个“住户”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办事，根本不把这个当局当回事儿，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完全正当的。
我努力让自己适应这种残酷的环境。我试图在我认识的居民当中找到某个有影响的人，但是我的所有朋友和熟人都冷淡地看着我，使我从他们的表情中知道他们也很抱歉，但是他们认为我的面孔很不熟悉，我的声音听上去很奇怪。我从前的同班同学们也得了某种健忘症：他们记得一些事情，但是也只是对穿过他们头脑中的迷雾依稀记得，或者只有通过从前的某些具体事情才能想起来。是的，有某个像我一样的人曾经在那个班里待过，但那是在很久以前了……然而，自从我们在一起玩那些大胆的恶作剧，不过才过去刚刚两年的时间啊！
甚至，当年我最亲密的几个女友，也把我们青春期的亲密关系抛在了脑后，因为浪漫的情感已经让位给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社区办公室的那些小职员，办起事来就好像纯种的德国人，他们朝我发完火，然后把门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我第一次看见这些叛徒穿着那身魔鬼的衣裳——犹太人警察的整洁制服。他们自称是秩序行政部门——他们的秩序见他的鬼！我努力让自己适应这种超现实的世界，但是还是徒劳无功。
我四处奔走寻找临时工作，屈尊降格地努力想要搞到肯卡特(身份证)，它能使我加入到其他被上帝抛弃的人们当中去，但是这些努力统统是一场空。于是我决定自谋生路，我在我们房间的窗户上挂了一个招牌“实用绘画艺术”。许多人都被这几个有魔力的字眼儿搞糊涂了，即使是他们当中的一些语言学家也看不出这个招牌和挂招牌的地方之间能有什么联系。难道说哪个身陷这场大难的人还需要什么实用美术吗？即使真有这号人，在这么一条通往屠场并且是有去无还的小胡同里，又能拿它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就连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
于是，我开始画一些贴在公寓门上的卡片，为的是阻止德国人和犹太警察进来，或者即使他们进来了，至少也可以减少他们进行的破坏。我画的这些标志能有什么魔力呢？我的想法是，在那些明信片大小的白卡片上，用黑色的哥特式字母写上住户的全名，在第二行的中间位置，用较小的印刷体写上“受雇于：”，再下面一行，用粗粗的印刷体写上他工作地点的名称，两边再各画上一条红色的线条。除去像我们这样的非法分子之外，犹太人聚居区里的所有犹太人都是第三帝国的雇员，这个帝国通过就业办公室把他们作为劳动力出租给一些社会机构，诸如军队、警察或者任何愿意为他们的服务付钱的人，这样便可以增加强大的德意志国家的财源。通常，从来不让犹太人担任经理职务，甚至连小职员的工作也不让他们干。分派给他们的是最艰苦、繁重、没有技术的体力劳动，这些工人被诬称为“犹大”，而且给予雇主权力，可以要求工人们在最长的工作时间里付出最大的努力。甚至允许这些雇主在工人不干活或者有拒绝工作倾向的时候，踢他们，对他们体罚，而无须报告或有什么正当的理由。
这些可怜而不幸的奴隶，在非人的条件下，竭尽全力地干着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得到的报酬就是一瓢稀薄的汤水和一个靠不住的幻想，他们以为只要帮助第三帝国进行战争，就可以免除自己的死刑，而减轻为终生的监禁——也就是说，可以在监狱里一直等到战争结束。人们甚至向官员和“大人物”行贿，以便能够到一些有影响有势力的公司里工作，因为这些公司能够提供救命的保障。然后，他们就会定做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他们的大名，并用红色描边，下面则写有他们神圣的雇主的姓名，他们指望那些用哥特式字母写的公司大名在纳粹分子们看来是神圣的，这样多少能够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然而最终，事实证明我的这项创造一文不值。在德国人的那些“行动”中，子弹并没有放过那些拥有最好招牌的人。
一天，我的铺子里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主顾。他没有定做写有自己公司名字的房门招牌，而是订了一张大广告画，为灯火管制用的窗帘做宣传。我询问一些进一步的细节，以便能够为这张海报画张画，进一步促销这个革命性的发明创造。他的主意很简单，但又实用。它将取代人们用来遮挡窗户的毯子、硬纸板和纸张，这样好使英国和苏联的飞行员不会轰炸犹太人聚居区。这个装置是一道用黑纸做的帘子，能够根据需要使用或者卷起来。
“你瞧，它就是这么起作用的，”他一边拿出两支铅笔和一张黑纸，一边继续解释说，“首先，你用一些小钉子把这张纸固定在一根圆木棒上，你像这样把它卷起来；然后你把它固定在一根扁平的木条上，你在木条上拧上三个小滑轮——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然后你像这样把一根绳子穿过这些滑轮。绳子的两头在外面系到一块。”他调整着那个黑色卷轴，把它反复卷起来几次。“你瞧，它很简单但是很灵巧。随便什么人都能操纵它，甚至可以自己制作。”
在我埋头于画那个招贴画的时候，马塞尔用行家的眼光看着我，同时喃喃自语着。然后他满脸微笑地发表意见说：“这可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好主意。这恰恰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很容易制造，所要的材料不多，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请把你那些墨水和画笔从桌子上搬走；咱们要开始生产咱们自己的灯火管制窗帘啦。你要记住，咱们的父母需要咱们的帮助。再另外做一个广告招贴，我们把它贴在你原来那个书法广告招贴的位置上。要不了几天，人们就会排队订购咱们做的这些窗帘了。”
他琢磨了一小会儿工夫，又补充道：“不过要把这个东西的名字改得更有吸引力。屏幕……屏风……不，我想出来了：叫灯火管制卷帘——因为很快金钱就会被卷进来，我们要发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