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是正确的思路，可以促进实现收入的平等。瑞典学派还论证了混合经济模式的优越性，私营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带来活力，公营经济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经济上实行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结合的制度，这一理论体系成为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瑞典学派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
财政资金以提供服务为主，社会保险以提供资金为主
与其他欧美国家不同，北欧被视为服务型国家，它们提供福利更多的不是现金转付，而是提供服务，典型的例子是那些日托设施、幼儿园和养老院，以及地方政府组织的照顾老人或病人的场所。
这样，北欧的福利部门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这与任何欧美国家相比都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因此，北欧国家在社会、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部门的雇佣率最高，这些部门中大约90％的雇员由政府雇佣，形成对比的是在其他欧洲国家这一数字为40％～80％。北欧国家也由此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
瑞典中央一级劳动力市场委员会有工作人员1400多人，各城市共有325个就业办公室，工作人员7000多人。与财政资金以提供服务形式为主不同，像养老金、失业金等福利项目，则以提供资金为主，也有时适当地提供一些服务。
北欧政府主要通过代理机构提供服务，北欧政府再分配基本理念是为公民提供基本、平等的公共服务。但是，公共服务是否需要由政府直接提供，北欧坚持通过代理机构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而政府的职责是监督代理机构。
代理机构具有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特点，在北欧有160多年的历史。所谓代理机构，指的是在法律的管制下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公营单位。通过代理机构制提供公共服务，效率高，负效应小。因此，新的趋势是政府把公共服务职能交给自治的代理机构执行。政府只负责建立秩序，监管市场。实践证明，通过这种模式提供公共服务，并没有削弱政府的权力，只是政府权力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其实这是引入私人资金作为公共财政的补充。高度重视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作用的同时，北欧也很重视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利用私人资金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维特博格认为，公共财政预算的削减会直接影响教育、环保、卫生等部门的发展，为了使这些部门和整个社会一起发展，需要把私人资本引入这些部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医疗服务机构，虽然医疗服务是传统的公共服务产品，如果能够把私人资本引入到医疗服务行业，那么私人资本将在医疗服务行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会大大缓解政府的压力。近年来，瑞典在公共服务的生产方面引入竞争，允许私人公司以同等的条件进入公共服务行业。私立学校和幼儿园与公立学校一样，不允许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允许采用不同的录取标准。私立学校从地方政府领取相同金额的费用，如同地方政府开办一样。这种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私人资金的模式，既可以增加竞争，减少成本，又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挪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制，涵盖了社会服务、社会政策、卫生、老年人保健及中小学教育、儿童福利和幼儿园等，其结果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缩小。
瑞典早在1928年就通过了《卫生法》，县级政府有义务向所有居民提供卫生保健，解决了很多发展问题。瑞典从一个落后的欧洲国家变成相对富裕的国家，公共部门的改变、个人的努力及政府的领导在这一转变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瑞典在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时，经济并不是非常发达，瑞典早在1842年就解决了义务教育问题，1930年解决了养老金制度问题。
最后，解决高失业率的路径是大力发展公共部门。高失业率一直是困扰欧洲的大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北欧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解决的路径就是大力发展公共部门。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公共部门成为挪威最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在1962年至1992年期间，公共部门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新增就业人口的85％，各级政府吸纳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3％增至30％。所有北欧国家，1960年以后的30年间，公共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比私有部门大得多。挪威地方政府雇员增长了325％，地方政府雇员人数占全部政府雇员人数的比例从原来的53％增加到75％，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雇员人数增长了585％。这两个部门占整个地方政府的雇员比重从37％增加到60％。女性雇员增加了60％多，增加部分的90％都被公共机构所消化。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公共机构需要受过特殊技能训练的女性来为其工作。
充分就业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目标之一，社会民主党希望将失业率控制在4％以下。瑞典的就业率比其他欧洲国家都高，因为妇女可以在快速发展的公共部门就业。公共部门投资，如高等教育投入可为社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近十年来瑞典的大学为社会创造了大约十万个就业机会。
养儿防老的难题
养儿防老是传统社会的社会保障，中国和外国都是这样，但是养儿防老在现代社会变得很难，因为现代人都有工作，都得上班，很少待在家里，年轻人根本就没时间照顾老年人，比如一般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是70岁到80岁的年龄段，而此时他们的子女正好处于40岁到50岁，是各种压力最大的年龄，也是工作最忙的年龄，因此很难对老人进行及时的照顾。
但现代社会，60岁以上的人，劳动能力已经开始退化，已经不能从事较重的劳动，因此由社会上60岁到70岁的老年人老照顾70岁到80岁的老年人是最合适的，这就需要社会的互助，而这也应该由政府进行组织起来。这样就解决了一方面是老人没人照顾，一方面是年龄稍大的人没法就业的问题。
现在世界各国都是采取的推迟退休年龄的办法，但这样的办法并不好，而是应该将60到70岁年龄的人安排到社会福利机构进行工作，而他们到了70岁以后则可以免费享受社会照顾，这样才比较合适。
经过多年的实践，北欧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套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方面，十分细致周到，可以说在北欧国家，居民从“摇篮”到“坟墓”都会得到国家的关照，都由政府给予基本的保障。
瑞典在2001年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了改革，从原来的完全国家管理转变为国家管理和私人管理相结合，从现收现付制度转变为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制相结合。
现在的养老保险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保证养老金，主要保障对象是收入很低或没有工资收入的人，资金来源于一般税收。第二部分为收入型养老金，缴费率为个人工资收入的16％，实行现收现付制度。第三部分为基金制养老金，缴费率为个人工资收入的2.5％，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制。个人有权决定养老金的投资渠道，可以全权委托给瑞典基金制养老金管理局进行投资，也可以自己投资到在瑞典注册的600多个基金之中的5个基金。第四部分为职业养老金，是由雇主和雇员通过协商分别按雇员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的资金建立补充养老金账户，可以进行投资运作，在个人退休后领取，以提高生活水平。第五部分为私人养老金，是通过个人购买商业保险，为将来自己的退休生活进行自愿储蓄。其中第一、二、三部分是基本养老保险，第四部分是补充养老保险，都属于国家法定养老保险。
北欧国家老龄化趋势在不断加快，因此在社会保障各项支出比例中，养老金所占比例增长最快。例如芬兰1980年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约为2％左右，2000年提高到了9％，提高近7个百分点。
瑞典从社会阶层来看，低收入阶层负担的所得税大体为31％，产业工人的平均所得税率为35％，职员为40％，大公司高管接近60％，收入很高的企业家、商人、演员和运动员等可达80％。瑞典的遗产税最高可达98％，就是超级富豪留给子女继承的个人财产只有2％能到孩子手里，具有社会资产性质的公司、专利之类的例外。
平均算下来，成年瑞典人要拿出60％左右的收入交纳各种政府税收，政府税收总额一般要占到当年GDP的半数以上。这高税收政策、高转移支付和高福利保障，共同使瑞典形成了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稳定社会结构，社会财富趋向平均化，社会平等程度超强。这一政策还带来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瑞典人对职业的差异和工资的高低不大在乎，工作首先考虑兴趣爱好，这也是瑞典人勤奋敬业的重要原因。
瑞典的就业率是很高的，通常失业率在2％以内，非经济活动人口基本不到一半，瑞典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也很高，接近84％，而美国的这项指标只有75％，瑞典公共部门75％的就业机会都给了妇女。
瑞典收入差距很小，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部长和一个清洁工在退休时得到的保证养老金都是一样的；统计资料表明，瑞典年薪最高的一百多名企业家与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相比约为13：1，经纳税和福利调节后，他们的实际收入差距降为5：1。
不光是收入均等化程度高，人们社会地位也平等：普通瑞典人有什么事情需要政府，直接打电话找部长没人会觉得奇怪，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能抽时间回家务农。
芬兰养老金的缴纳标准是平均工资的22％左右，其中4.5％由个人支付，其余大部分由雇主缴纳。养老金的发放标准统一，不论你是政府部长还是普通工人。过去的发放标准是职工平均工资的60％，但由于工资是各种扣除之后的所得，现在改为平均总收入的60％，其实是提高了。
为了避免养“懒人”，芬兰规定每个人一次失业天数为500天，在500天内领取失业金，超过500天则只享受劳动力市场援助，额度跟个人创业补助差不多，即每天23.4欧元。这个劳动力市场援助是8年前建立的，明确规定享受人的条件，但没有规定享受年限。芬兰等北欧国家在完善的“保障”制度上还附着一套“约束”机制，懒人和不劳而获者不会长期得到照顾。同时，国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国民素质和国民的道德水平相应的非常高，懒人和不劳而获的人与社会价值格格不入，会遭到社会鄙弃。所以只要有劳动能力，没有人甘愿长期依赖别人生活，靠社会养活。这也是多年来芬兰等北欧国家福利水平高而失业率不是很高的原因之一。
从1990年开始，芬兰建立了失业缓冲基金，数额约为失业金的3％左右。由于每年的财政预算通过议会批准以后不能轻易改动，但如果当年经济形势不好，企业破产增加，失业人数就会上升，相应的财政税收也会受到影响，两方面的原因致使原有失业金预算很难实现或者不够用，这时候失业缓冲基金就可以发挥作用。
1980年以来，芬兰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以上，90年代初高峰时期甚至超过30％。虽然近几年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仍然保持上升趋势。芬兰社会保障和健康部的专家分析，预计到202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将超过30％。
其实，不仅北欧国家，欧盟成员国中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都很高。欧盟15国平均水平为26％左右。
在瑞典，国家与市政当局共同承担实现住房政策目标。国家保证为住房提供信贷，同时也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支援，确保他们能够获得面积充足、设施符合标准的住房。
瑞典政府认为，改善住房条件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加快住房建设。1965年，为解决普遍存在的住房短缺状况，瑞典议会决定，在今后的10年间建造100万户居民住宅。同当时的其他工业国家一样，工业建筑方法和巨额国家补贴将成为主要的手段。在这项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使用了新的生产技术，尝试了新产品，制定了宅基地使用计划，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速度和效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住房户型原则，以适合家庭居住的需要。这些原则成为获得融资和建造许可的强制性最低标准。
这项浩大的计划实际上只用了8年时间，建造住房总量在300万套左右。为保证住房建设的资金需求，瑞典政府建立了住房金融体系，为住宅建设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支持。同时也改进了政府和市政的规划程序。
1968年，瑞典政府实施了租金价格体系，以保护租户不受过高的租金增长影响而被迫搬家。各城市的住房租金水平由当地租户协会（tenants association）与市政住房公司协商确定。在确定租金水平时，必须考虑到住房大小、标准、条件、配套生活设施等因素。据此确定的租金水平将作为当地私有住房公司的租金标准。
另外北欧还注重推行标准体系，提高住宅设计的标准化和部件的通用化，北欧建筑构件却非常标准、通用，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完善的标准化体系。瑞典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着手建筑模数协调的研究，并在20世纪60年代住宅大规模建设时期，将建筑部件的规格化逐步纳入瑞典工业标准（SIS）。1960年颁布“浴室设备配管”标准，1967年颁布“主体结构平面尺寸”和“楼梯”标准，1968年的“公寓式住宅竖向尺寸”及“隔断墙”标准，1969年的“窗扇、窗框”标准，1970年的“模数协调基本原则”，1971年的“厨房水槽”标准等等，囊括了公寓式住宅的模数协调，各部件的规格、尺寸、连接等标准化、系列化，为提高部件的互换性创造了条件，从而使通用体系得到较快发展。
丹麦通过模数和模数协调，实现构件、部件的通用化。1960年制定的《全国建筑法》规定，“所有建筑物均应采用１米为基本模数，３米为设计模数”，并规定了二十多个必须采用的模数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尺寸、公差等，从而保证了不同厂家构件的通用性。同时规定，除自己居住的独立式住宅外，所有的住宅都必须按模数进行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