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 费正清 《中国与美国》
一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温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个来自3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地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875公斤，高133公分，横长110公分，宽78公分，即便在今日，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最大的商代铜鼎，也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你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你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鼎的铸造流程：
它的铸造者首先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其次，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再次，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200度才能溶化，所以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溶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到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到400人左右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司母戊鼎是工业化的馨生儿。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如果我把他看成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大概没有人会激烈的反对。
所有这一切，均已不可确考，它们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与惊叹之余的一丝遐想。
而当我们以这只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跨过这只沉默的大鼎。
二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王符，《潜夫论笺》：“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浮末者什于农夫。”】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百万的超级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十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记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十世纪的宋代，GDP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代，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19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一千多年）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三百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75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而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彭曦，《战国秦汉铁业数量的比较》】
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病诟，东汉班固就认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其中，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地徘徊？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的、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彻底的排除，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
三
对商人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当然，哈耶克所说的景象发生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更有人将之看成是“一个国家的事业”。然而，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顽固地存在。
要解释这一现象，就必须要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去寻找答案。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提示的，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overriding rules）。美国学者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便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适当的、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学术角度。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它们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