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南方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使长江流域的巴蜀、荆襄、淮南、吴越成为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影响深远。隋唐时期，南方尚文重教蔚为风气，如中游袁州（今江西宜春）举郡上下重视知识，唐诗谓“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这种重学问、乐教化的传统在科举上产生了显著的效果，由于教育的普及，长江流域许多地区的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识律令，不只是社会上层的教养，农工商僧道，或牧童村妇，也能口诵古人的语言。宋元时期南方不同方式、不同层面而又十分兴盛的教育事业，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提高了长江流域人民的人文素养。明代的教育，达到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古代教育最完善最成熟的高度，其中书院教育和私学仍以南方为发达，它们深受生长并盛行于长江流域的阳明学派的影响，尤其江南书院成为思想文化的渊薮。私学之著者以王守仁在江西等地推行的乡约教化为代表，他的《南赣乡约》在当时影响深远。书院则以越地的稽山书院、楚地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吴地的东林书院最为著名。明中叶以来由书院倡导的教育思潮，导发了明清之际启蒙教育、实学教育的兴起，为长江流域，抑或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的历史过渡准备了条件。维新时期，长江流域最突出的变化发生在教育领域。维新派认为“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并且强烈要求废科举，兴学校。当时上海产生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新式学校，如南洋公学、育才书塾、三等公学、女子经正学堂等。长江中游推行新政最力的湖南也创办了时务学堂。
四、天下书院
东晋以来，隐居读书、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日益兴起，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创办了书院，从此书院在我国森林旅游中形成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
（一）岳麓书院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东侧，为我国古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到了晚清（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至今仍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历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
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地；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采纳刘鳌的建议，由官府出资，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建立起了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两宋之际，岳麓书院遭到战火的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还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使该书院达到了全盛时期，学生达到1000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将书院称为“潇湘洙泗”，并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1368年（至正十八年）毁于战火。明初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1494年（弘治七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从明宣德开始，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这一时期，岳麓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到清代康熙年间，康熙以“学达性天”赐给岳麓书院；乾隆也赐书“道南正脉”匾额。清末实施新政，废书院而兴学堂，岳麓书院于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废为湖南高等学堂。1981年，岳麓书院开始大规模修复工程，1986年10月，在历经5年大修后，岳麓书院正式对外开放参观。
（二）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下，在唐代时原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李渤养有一只白鹿，终日相随，所以人称白鹿先生。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也叫“庐山国学”
。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书院，并亲自在这里讲学，他曾亲订洞规，置田建屋，延请名师，充实图书。淳熙八年（1181），著名哲学家陆象山也来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书院也因之而闻名天下。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毁于战火。19世纪末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白鹿洞书院群山环抱，其中有朱熹书刻的“白鹿洞”、“枕流”、“自洁”等字，贯道溪中的岩石上，题刻有“白鹿洞”、“隐处”、“钓台”、“漱石”、“流杯池”等。
（三）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市，因坐落于嵩山之阳，故名，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创建于484年（北魏太和八年），605年（隋大业年间）更名为嵩阳观。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宋代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乾隆皇帝游历嵩山时，曾留下“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应天府书院幢犹记故宫铭”的诗句。在我国历史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赡富、文物奇特名扬古今。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嵩阳书院教育走完了书院历程。2009年，古老的嵩阳书院再次焕发青春，成立郑州大学嵩阳书院。
（四）应天府书院
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只有应天府书院设于繁华闹市，历来人才辈出。应天府书院又称睢阳书院，前身南都学舍，原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县城南，由五代后晋杨悫所创，后来他的学生戚同文继续办学。
北宋立国初期，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睢阳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求学，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
石鼓书院
宋真宗时，追念宋太祖应天顺时，开创宋朝，1005年将其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改名应天府。1008年，当地人曹诚“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杨悫）之庐”，在其旧址建筑院舍150间，藏书1500卷，并愿以学舍入官。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1043）将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此后，在应天府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书院得到了大发展，范仲淹掌管应天府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要求“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今天，应天府书院只剩下残存的建筑，供人瞻仰。
（五）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位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石鼓区。书院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等人在此从教，书院培育了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杨度、齐白石等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810），迄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原址在衡阳石鼓山，当时衡州（今衡阳市）秀才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这是石鼓书院的雏形。宋代太平兴国二年（978年），宋太宗赵匡义为之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宋至道三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天子，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因为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天子“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壮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彭玉麟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驻石鼓，石鼓书院近处的水面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五、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桥梁——书院
中国书院制度向域外输出的起始时间，目前尚难断定。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为中国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文化圈内。海外书院的创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寓居海外的华人，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这些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对母体文化有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传播中华文明为首务的华侨书院。海外绝大部分书院的创建者则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和日本。朝鲜李氏王朝四百余年间的经营后，书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鲜一千元的纸币上还印着陶山书院图案和在院中传播朱子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画像。在日本，江户时代称作书院的学校就有佐贺藩多久邑的鹤山书院、多度津藩的弘滨书院、大沟藩的腾树书院、大洲藩的止善书院、和田藩的育英书院、弘道书院、时习书院、崇德成章书院、温故书院、博文书院、尚德书院等十余所。外国人移植中国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线，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圣家书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国学校，中国人则称其为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1632—1745）。马国贤原名MatteoRi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一作传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抵达澳门，次年奉召北上，以画家身份进宫，成为中国皇宫画师，以长于雕琢绘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热心传教，并主张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北京为罗马布教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机关。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请求辞职回国，得到批准之后，于十月带着谷文耀等四名中国学生西行返国。回国八年之后，他终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自任总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为止。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后来兼收有志到远东传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经费由教会负责，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
与圣家书院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的亦乐书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绪二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其时日本已经完成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并刚刚将大清帝国打败（1895）。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阶层普遍感到非学习西方开始近代化进程不可，同文同种的日本自然成了当年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榜样，他们纷纷东渡扶桑，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亦乐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透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
走出国门的书院，从本质上讲，只是这一制度的输出或者说移植，它和本土的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变，但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很多区别。一般来讲，这种区别依其大小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在华侨聚居区，由华侨创建的书院因为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它和本土书院没有太多区别。在中国文化圈内的东亚地区，处在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其所创建的书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国看齐，但又不乏特点，如韩国书院的注重祭祀、日本书院的强调刻书出版等。而当这些地区转而学习西方时，它为中国留学生建立的书院就与当地受到西方教育制度影响的学校更接近了。上文提到的东京亦乐书院就是这样。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的圣家书院（文华书院），它的建立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形式离中国本土书院的距离相对来讲就要远一些。
山水文学在森林生态旅游中的文化解读
中国山水文学的本质意义是乐生精神，即以生乐，乐对人生。中国古人笃信“体物悟道”式的山水自然美观，这种乐生与古印度佛教徒的厌生、基督徒的罪生判然有别，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客观世界的宏通意识与对自我生存的豁达态度。山是封建士人的生命绿色，处境再困、悲苦再重的古代文人，一旦步入山水清境，与天地自然之相通，就神泰气畅寻味到人生的欢乐价值。以山水游记和山水诗为代表的山水文学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份值得我们重视的宝贵遗产。
一、悟乐生于山水
自魏晋士人发现自然美的独立、自在，并倾心于山水创作之后，山水成为人生化苦为乐的净化之所，形成了文人的一种心灵超脱模式：苦生—山水—乐生。山水能诱发乐生精神，这是因为士人之作为人，兼具了自然人、社会人、文化人三重属性，而山水兼具形态美、氛围美、律动美等多重美感，能够赋予文人丰富愉悦与启迪，导引士人彻悟生命的美好与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