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的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的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的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
胡适与鲁迅
曹聚仁
一九二二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和陈独秀见面，那时，新青年社已经内部分裂；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撇开了那些不主张谈政治的社员，走向研究社会主义的路上去了。那一时期，实际领导中国新文学道路的，乃是胡适。我和他见面，已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我还记得是在北四川路桥堍的新亚大酒店的三楼；那时，领导中国文学运动，已经是鲁迅的时代。大家在开始批判胡适了。我们回看新文学运动的全段历史，陈独秀影响，不可说是不大，时间可很短。胡适的影响最切实，时间也不怎么长。最长久，而又影响大的乃是鲁迅。这和近三十年间社会不安的情绪有关；因为文艺毕竟是从社会人生的根苗上长出来的。胡适所领导的道路，那时的青年，总觉得太迂远了一些。
胡适所指示的道路，乃是实验主义的路子。科学方法是胡氏的根本的思想方法，他用科学方法评判固有的种种思想，学术以及东西文化，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结果便是他的文存、哲学史、文学史等。他创作白话诗，也是一种实验，也是科学的精神；这是他的文学的实验主义。他又说做诗也得根据经验，这是他的“诗的经验主义”。胡适在建设工作上，最大的成就，乃在整理国故，白话文学史，以及许多篇旧小说的考证，对于固有的中国学术思想，给了一道新的光。
从胡适所研究的成就来说，整理国故和小说考证真是划时代的。他将严格的考证方法应用到小说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样扩大了，也充实了我们的文学史。他考证了《红楼梦》，把曹雪芹的真面目从旧红学的迷雾中钻出来，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是新红学开路的人，他说：“我自信，这个考证方法，除了孟莼荪的《董小宛》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胡氏所用的考证方法，就是科学方法，他说：“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我们看胡氏的考证文字，其中创见甚多；但他的功夫在于小心求证，真能严格的做到“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他在做《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他自己已经改正了无数错误，而且承认将来发见新证据时，再来纠正其它的错误。他经过了七年的时期，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代，方才得到证实，这样的精神与细密的方法，不愧是一代的考证学大师，可与其乡先辈戴东原先后辉映的。
他的小说考证，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便是古史的讨论。他的弟子顾颉刚、傅斯年、俞平伯，都受了他的影响，有极重大的发见。顾颉刚就说，他的《古史辨》，正从胡氏《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胡氏考证水浒故事、包公传说、狸猫换太子故事、井田制度，获得最坚实的果子。顾氏研究中国古史，获到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中心见解，这都是近三十年中国学术界的大事！顾氏的结论，是这样：（1）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胡适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导师，对于这一运动是有利的，因为他一直诉之于理性，而不诉之于激越的情感的。我们单就新文学的风格来说，他也是把金针度与人的。鲁迅、周作人的文体，都是不容易学的，十多年前，上海出这一种鲁迅风的刊物，结果都不是属于鲁迅的风格的，朱自清说：胡先生在运动情感的笔锋，却不教情感朦胧了理智，这是难能可贵的。读他的文字的人，往往不很觉得他那笔锋，却只跟着他那明白清楚的思路走。他能驾驭情感，使情感只帮助他思路而不至于跑野马。但他还另有些格调，足以帮助他文字的明白清楚，如比喻就是的。比喻是举彼明此，因所知见所不知，可以诉诸理智；也可以诉诸感情。胡氏用的比喻差不多都是前者。例如：“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深讨，他决不会露面。自然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逼椤，可以迫他吐露真情。”“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这种种比喻虽也诉记诸情感，但主要的作用，还在说明。其实胡氏所用的种种增强情感的格调，主要的作用，都在说明，不过比喻这一项更显而易见罢了。（我们且看清末启蒙时期另一导师梁启超，他的文体，也是多用比喻的；但梁氏之所以成功，乃在诉之于情感；所以读他的文字，觉得十分痛快，可是经不起仔细检讨的，一检讨就发见其矛盾百出了。）
本来，文字的明白清楚，主要的还靠条理。条理是思想的秩序。条理分明，读者才容易懂，才能跟着走。长篇议论文更得首尾联贯，最忌的是“朽索驭六马，游骑无归期”。胡氏的文字大部分项或分段架定了，自然不致大走样子。但各项各段，得有机的联系着，逻辑的联系着，不然，还是难免散漫支离的毛病，胡氏的文字，一方面纲举目张，一方面又首尾联贯，确可以作长篇议论文的范本。胡氏在考证学方面，可说是他们的乡先辈戴震（东原）的嫡传；而在文史方面，恰正是他所标榜的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实斋）的后继者；他是五四运动以后，在散文上最有成就的一个人。
和胡适一样，诉之于冷静的理性的，则有鲁迅；鲁迅在文艺上的造诣，比胡适高，对青年人的影响，也比胡适广，但鲁迅的文体，比胡适不容易学。周、胡两人，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水火不相容；他们都是新青年的前驱战士，而且在学问上是彼此相推重的。评介鲁迅文体的文字，笔者觉得那位和鲁迅有些冤仇似的苏雪林，倒说得最好。他说：“鲁迅的小说艺术的特色，最显明的有三点：（1）用笔的深刻冷隽，（2）句法的简洁峭拔，（3）体裁的新颖独创。”他的文字，天然带着浓烈的辛辣味。读者好像吃胡椒辣子，虽涕泪喷嚏齐来，却能得一种意想不到的痛快感觉，一种神经久受郁闷麻木之后，由强烈刺激梳爬起来的轻松感觉。但他的文字，也不完全辛辣，有时写得很含蓄，以《肥皂》为例，他描写道学先生的变态性欲，旁敲侧击，笔笔生姿，所谓如参曹洞禅，不犯正位，钝根人学不得。他文字的异常冷隽，他文字的富于幽默，好像谏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平常作家所能及。他的用字造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故具有简洁短峭的优点。他文字的简洁，真个做到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地步。
苏雪林说：“我们要知道鲁迅文章的‘新’，与徐志摩不同，与茅盾也不同。徐志摩于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灵于活泼灵动的国语；茅盾取欧化文字加以一己天才的熔铸，别成一种文体。他们文字都很漂亮流丽，但也都不能说是本色的。鲁迅好用中国旧小说笔法，上文已介绍过了。他不在惟事项进行紧张时，完全利用旧小说笔法，寻常叙事时，旧小说笔法也占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组织方面，运用一点神通，便能给读者以‘新’的感觉了。”化腐臭为神奇，用旧瓶装新酒，果然是老头子独到之点。譬如他写单四嫂子死掉儿子时的景况：“下半天棺材合上盖，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踏地的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推开她，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若其全书文字都是这样，还有什么新文艺之可言。但下文写棺材出去后，单四嫂子的感觉：“单四嫂子很觉得头眩，歇息了一会，倒居然有点平稳了。但她接连着便觉得很异样；遇到了平生没有遇过的事，不像会有的事，然而的确出现了。她越想越奇了，又感到一件异样的事，这屋子忽然太静了。”这种心理描写，便不是旧小说笔法中所有的了。（像鲁迅这类文字以旧式小说质朴有力的文件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变化，我觉得最合理想的标准。）
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道地的乡土文学，也可说是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十分之六七，为他本乡绍兴的故事。其地无非鲁镇、未庄、咸亨酒店、茂源酒店，其人物则无非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单四嫂子、王九妈、闰土、豆腐西施、阿Q、赵太爷、祥林嫂，其事无非单四嫂子死了儿子而悲伤，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痨病，孔乙己偷书而被打断腿，七斤家族闻宣统复辟而惹起一场辫子风波，闰土以生活压迫而变成麻木呆钝，豆腐西施趁火打劫而已。他使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或世故深沉的土劣，像活动影片似的，在我们面前行动着。他把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愚蠢或奸诈的谈吐，可笑或可恨的举动，惟妙惟肖地刻划着。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谓传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巅了。
我们知道鲁迅是学过医道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将这技术应用到文学上来。不过他解剖的对象，不是人类的肉体，而是人类的心灵。他不管我们如何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我们魂灵深处的创痕，掩藏最力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关于这一点，张定璜在他的《鲁迅先生》中，有一段很好的刻划：
“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的饥饿。饥饿，在他面前经过的，有一个不是饿得慌的人么？任凭你拉着他的手，给他说你正在这样作那样作，你就说了半天也白费。他不信你，至少是不理你，至多，从他那支小烟卷儿的后面，他冷静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懒得告诉你，他是学过医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样，胃病。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摆的是那一种架子，说的是什么口腔，这他都管不着，他只要看你这个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于是乎看了，虽然，你会打扮得漂亮时新的，包扎的紧紧贴贴的，虽然你主张绅士体面或女性的尊严。这样，用这种大胆的强硬的甚至于残忍的态度，他在我们里面看见赵家的狗，赵贵翁的眼色，看见说咬你几口的女人，看见青面獠牙的笑，看见孔乙己的窃偷，看见阿Q的枪毙；一句话，看见一群在饥饿里逃生的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老实不客气的剥脱么？曾经存在过这样沉默的旁观者么？”他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非常之深。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对于他的乡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民国十七八年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说，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他问过汪精卫、叶恭绰，都承认他们祖上是在徽州。努生调侃地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相与拊掌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