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闯进了中华腹地，大片国土沦陷，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惨遭枪杀和蹂躏，这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兴起，宣华芳高唱抗日战歌，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1939年春，宣华芳参加共产党控制的诸暨县战时政治工作队，负责牌头区妇女工作，以识字班、民众夜校、农会等形式，宣传抗日，组织妇女把革命标语贴到学校、凉亭和交通要道，把印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传单，秘密塞进乡长、保长、地主和豪绅的门缝里。她还发动妇女在村里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拥军活动，发动妇女给新四军写慰问信。
同年夏，国民党颁布了《防止异党办法》，并到处暗杀共产党人，在这血雨腥风的战斗岁月，宣华芳毅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8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员。此时，她想，为了民族的生存，抗日的胜利，一定要以共产党员全部身心热血，跟着党去战斗。她入党后，党组织派她担任妇女党支部书记、牌头区委妇工委负责人。
辗转抗日
1940年秋、1941春和1942年初夏，日本侵略军先后3次占领诸暨。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宣华芳怀着满腔怒火，按照党的指示，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发动群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艰苦日子里，宣华芳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但她积极的抗日行动，引起了敌人便衣队的注意。父亲和亲友很担心，设法在水霞村替她找了一户婆家，男人是做丝生意的，有房、有地、有钱，可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宣华芳，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婚事，她坚决要求解除婚约。她的行动得到了组织上的支持，却遭到家庭极力反对，于是，她毅然离开了家庭。
离家后，宣华芳根据组织上的指示，来到丰江周村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寿美琴家，以寿的内侄同学的身份为掩护，住在她家里，到附近村子做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后因铁路沿线战事吃紧，宣华芳又转移到同山乡丽坞底寿祖康家，按照党的布置，为掩护县委机关活动，与寿美琴、赵月辉等同志一起在那里办了一个织袜场，她常常一边织袜，一边向大家讲抗日形势，鼓舞大家起来斗争。
1943年，党派宣华芳打入绍兴县政府“反敌行动队”，从事抗日工作。后来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根据党的指示，迅速撤离，于1944年春返回诸暨，到泌湖大宣村找到金萧支队诸暨办事处，参加了民运队，任小组长，开始了新的战斗。
临危不屈
1945年5月，宣华芳根据党的决定，提着里面包着一些进步书籍的包裹，与张月珍等女同志一起，去路西地区开展工作。碰巧在刘家山头遇见了路西慎村联络站的地下党员慎国成。慎国成告诉她们一个紧急情况：国民党浙江保安五团已经开进三都，村村户户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为此，他们分两路立即分头隐蔽，宣华芳和慎国成扮作两表兄妹，在一户可靠人家寄放了“包裹”后，刚出门，迎面碰到唐村的伪保长和浙保便衣队，他们用一付手铐把慎、宣两人的手铐在一起，押往浙保五团的营部驻地江郭弄。到了那里，凶神恶煞的敌营长命人将他俩的双手缚住，还将慎国成反吊在屋梁上。并亲自审问，敌兵用竹棒向他们没头没脑地打击，鲜血沿着宣华芳的发梢往下滴，但她坚不吐实。后来，束手无策的敌人将他俩押往三都镇。在押解路上，宣华芳回想起一年前从绍兴“反敌行动队”撤走时由于及时撤走，长途跋涉，才化险为夷的经验教训，暗暗下定决心：坚持斗争，设法脱身。到三都街上时，保安队要他们站在那里，自己进饭店，抢东西去了。这时，被绳子绑得紧紧的慎国成对华芳说：“我跑不了，你快跑。”华芳不顾伤痛，朝镇外小山头跑去，等敌人鸣枪追赶，她早已钻进了茅草丛。经过一段曲折，华芳终于在路西找到了党组织。
逆境寻党
1945年8月14日，日本侵略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10月初，金萧支队奉命北撤，大批反动军队开进根据地，民主政权、农会、民兵组织被摧毁，共产党党员、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到镇压。
由于斗争形势紧张，宣华芳和她所在的大西区的同志，来不及接到北撤通知，同党失去了联系，几经寻访一时无法找到组织，于是回到了老家牌头宣村。可回到家里，母亲老泪纵横地说：“快去自首吧，不然我们就要满门抄斩了。”嫂嫂央告她：“保安刚来过，快拿主意吧！”看到这些，倔强的华芳扭头便走，来到发达坂二姐家。二姐收留了她。她白天躲在楼上，晚上只身到浦阳江边的芒杆蓬中过夜。第二天夜里，当她向二姐辞别的时候，二姐扯住她手不放。规劝说：“小妹，你听二姐一句话，不要再走过去那条路，太危险了，安安耽耽做个老百姓吧！”宣华芳面对苦苦挽留的二姐，耐心地说：“好心肠的二姐呀，你怎能理解小妹的心思？自从6年前在党旗下举手宣誓的那一天起，小妹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全部交给了党。即使前面是刀山、是油锅，小妹也要闯过去。”于是毅然决然地告别二姐。
几天后，宣华芳又来到丽坞底地下党员寿祖康家，和寿祖康商量一起继续寻找党组织。一天夜里，寿祖康家的后门忽然响起了敲门声，进来的是周芝山，他是根据党的指示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担任金萧地区联络员。当宣华芳知道他正在诸义东地区联络失散的同志，准备组织游击队和敌人斗争的情况后，就要求说：“我跟你们一起去打游击。”就这样，宣华芳终于回到党的怀抱，担负诸义东地区和金萧地区特派员马青之间的交通员。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宣华芳以对党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机智勇敢地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情况，总是出色完成任务。
英勇就义
1946年1月3日，义乌楂林镇土顽、镇长傅梦山，根据密告，派出50多名官兵，向义乌三府村宣华芳的联络站猛扑过来，宣华芳不幸被捕。
敌人把宣华芳押到楂林镇关王庙文昌阁，吊在石柱上。这个阴险的镇长，心里明白，宣华芳是交通员，脑子里装着共产党、游击队的许多秘密，只要她能开口，诸义东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就能一网打尽。到那时，自己也可以请功领赏、加官晋级了。于是，他假惺惺地给华芳松绑，花言巧语地劝她回心转意。说道：“宣华芳，你年轻有为，只要说出楂林地区有多少共产党员，马上就放你。”
“不知道”。华芳坚定地回答。
“宣华芳，你别一时糊涂，苦了终身啊！你年纪轻轻地不想活了吗？”傅梦山继续说道。
宣华芳只是轻蔑地一声冷笑。
“宣华芳，你怕不怕死？”傅梦山吼道。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宣华芳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时，暴跳如雷的傅梦山，喝令匪兵用鞭子抽打她，用点燃的香烧她的脸孔、手脚和胸部。整整一夜，宣华芳受尽酷刑，然而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没有从宣华芳嘴里得到一丝共产党、游击队的线索。
此时，貌似威严的傅梦山，心里却像斗败了的公鸡，他恐怕游击队来营救宣华芳，自己吃亏，于是决定立即对她下毒手。
1月5日上午，楂林街头北风呼啸，天空阴云密布。宣华芳在走向下桥头刑场的路上，迈着受刑后的双脚，昂首挺胸，迎着阵阵寒风，脸带欣慰的微笑，大声地唱起心中的歌：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宣华芳壮烈牺牲后，敌人不许牌头宣村赶来的亲属收尸。后来，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把她埋葬在楂林镇与溪后村之间的山湾里。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在楂林修筑烈士墓，群众找到她的忠骨，把它移放在烈士墓里。人们敬仰宣华芳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把她誉为“浙东的刘胡兰”。每到清明时节，人们纷纷到烈士墓地祭扫。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市志·人物传·宣华芳》，浙江人民出版社。
（2）《浙江革命女烈志·宣华芳》，浙江人民出版社。
历尽艰险干革命——革命干部邵鸣
邵鸣（1917~1996），余姚县人，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浙东临时工委副书记、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夫人。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南北征战。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从事妇女工作。
投身革命
1937年秋，20多岁马青第一次来到余姚邵鸣家，前来寻找她已经与地下党有直接联系的大哥俞庸飞。当时，邵鸣失学在家，听了马青关于外抗强敌，内除弊政等宣传后，引起了共鸣。后来，见面多了，她不知不觉地把马青当成了最可信赖的兄长。1938年上半年，邵鸣受马青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控制和领导的余姚政工队，分配到第一区队工作。马青翌年8月从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回到余姚，任政工队第一区队队长，他俩在革命队伍相见，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从此俩人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
当时，地下党为了解除盐民的疾苦，迅速成立了盐区工作委员会，由中共余姚县工委委员马青担任书记。马青到职后，立即领导区政工队发动盐场群众开展了反对乡保长贪污的斗争，基本上控制了乡保一级的政权。在此基础上，接连开展了“二五减租”，取消廒商对食盐的专卖制，盐民的生活由动荡转向了安定。政工队在盐民眼中成了救命恩人，人称他“海大王”。盐场斗争的连续胜利，使蓬长和盐霸惊恐万状，恨之入骨，扬言：“宁可化三万大洋，也要把政工队赶出盐场。”邵鸣和同志们一起，不避艰险，与蓬长开展了面对面的监称对账斗争。
自上海沦陷后，盐场的各个海口都成了走私的场所，一些乡保长和奸商勾结起来，将盐走私资敌，大发国难财。为了打击这种卖国行为，马青决定成立由50多人组成的武装缉私队。当时，国民党当局在盐场驻有中央税警队，一个团的兵力，还有县自卫大队，他们一经奸商贿赂，对资敌物资无不放行。一次，邵鸣带着缉私队，截获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是马青的亲戚。有的同志主张从宽处理，邵鸣不同意，照样没收了全部走私货物。事后，马青对邵鸣开玩笑说：“你好厉害呀！”
1939年3月，邵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共余姚县委妇女委员会委员，通过组织妇女会和妇女识字班等，动员妇女参加抗日工作。
艰苦斗争
1940年3月，余姚“三八”节斗争胜利后，经组织批准，邵鸣和马青结婚。11月，她奉调绍兴县工作。担任中共绍兴县工委委员，负责组织和联络工作，为掩护县工委的工作，曾在绍兴县皋埠、吴融等地以家庭面目设立机关，联络各地党员，开展武装斗争。当时，邵鸣的公开身份是绍兴斗门区卫生院稽查员（挂号员）。后来为了安全，县工委机关不断地转移于大皋埠、小皋埠、吴融、渔港等地之间。
马青虽是位负责干部，但没有固定生活费，有时靠邵鸣当稽查员、小学教员的收入维持生活。有时断粮，马青等就到河里摸螺丝、河蚌充饥。大女儿已懂事了，还没吃过肉，把豆腐当成肉，还难得吃几次。为了维持生活，马青只得让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地下党员江潮到百官码头做苦力。马青在上海搞过工运，会织袜子，后来他向亲友借来几斤棉纱，搞来几台旧袜机，办起了袜子作坊，这样马青当老板，可以往外跑，邵鸣等织袜子，既利于以织袜为掩护，又增加了收入，勉强维持机关人员的生活。
绍兴人平时生活过得很艰苦，但逢年过节必须买些鱼、肉、蔬菜祭祖、“分岁”（年夜饭），这叫“穷日子，富过年”。他们这个机关是以家庭名义来掩护的，如不祭祖，邻居会怀疑，特务会注意。可要祭祖又没钱。后来马青设法搞来几斤猪头肉，煮得满屋香喷喷，祭祖要烧的东西用废纸代替，搞得很气派，这些猪头肉谁也舍不得吃，从腊肉廿三祭灶神直到正月结束，靠它的香气掩人耳目，可肉早就煮成了肉汤，连香气也跑光了。
1943年，邵鸣被调到诸暨工作。1944年11月，金萧支队诸暨办事处成立后，任后方医院院长。1945年2月，任诸北办事处机关总书记。
临危受命
1945年9月下旬，浙东区党委紧急命令，除留下极少数同志坚持原地斗争外，凡“面孔红”的（指政治面目已在群众中公开），身体健康的一律北撤。此时邵鸣将出生才7天的儿子寄养在群众家，拖着虚弱的身子，步行在北撤的队伍中。第二天，部队和陈雨笠率领的八大队会合。又经过一夜强行军，于拂晓前赶上了金萧支队主力。可正当战友重逢，欣喜万分，准备奔赴新的战场之时，组织上突然决定要马青留下，担任金萧地区特派员，虽然马青完全符合北撤的条件，但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同时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把邵鸣也留了下来。当时，有些女同志一定要随军北撤，不肯就地隐蔽下来。马青严肃地对邵鸣说：“情况突变，留下来的人的工作难做，你要带个头。”所以当杨思一政委找她谈话时，她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匆匆地把自己掌握的党组织关系交给了杨政委。就这样，这对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革命夫妻，告别了北撤的战友。
等待马青、邵鸣等20多位战士的是严酷的斗争形势和恶劣的环境。国民党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就立即派出整军整师的兵力强行占领地下党的根据地和主要集镇，眼下这20多人的小部队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邵鸣在接到原地坚持斗争的任务后，随部队默默无声地往回走，抄山路，涉溪水，日夜赶路，累坏了身体，产后大出血，腿脚都不能行走了。后来，马青找来两位老乡，用两根竹杠扎上一把椅子，抬着她行军。当他们走到枫树岭一个小山村时，“浙江保安团”约一个连，走在前头的几个，已缠住了刚到岭顶在凉亭边休息的邵鸣，正在站哨的陈海相，先发制人，一枪打击，几个敌人立即狼狈逃窜下去。马青听到枪声，带领部队冲上岭顶，打跑了全连敌人，他们才脱离了危险。这时，国民党部队已完全控制了诸暨枫桥等主要城镇，他们只好走山路，绕小道，几天几夜不停地走，终于在10月3日凌晨3点约定的时间赶回诸暨枫桥里宣，与留在原地的蒋明达、周芝山及各县负责人会合。
邵鸣的身体已不允许再随部队流动了，由蒋明达护送到嵊县开元张扬同志处，张送她到距开元三里路的珠溪滩他胞姐地下党员周玲娥的婆家隐蔽。邵鸣身体稍有好转，就每天与周一起去崇仁贩土布，这样既可补贴生活，又可掩护身份。后来又转到了嵊县白竹村统战对象、清波中学校长裘颂兰家。就这样，邵鸣在险恶的形势下，她在嵊西以小商贩、小学教师等公开职业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痛“失”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