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0月，尹神武随孙中山与陈其美、许崇智等人一同从日本回国。孙中山拟任命陈其美为广东省长，尹神武为四川省长。然而，当他们路经上海时，上海的同志请求留陈其美在上海主持反袁护国工作，孙中山遂决定陈其美留在上海，出任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负责人，尹神武出任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实行部负责人，协助陈其美工作。当时上海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主要靠策反旧军队起义形成军事力量，由于没有深厚的革命基础和坚定信念，导致行动屡遭挫折。陈其美、尹神武对此深感痛惜，于是他们着手在革命党内遴选骨干，并招募各方志士，先后在租界地设立多个秘密据点，并进行培训，为武力讨袁积蓄革命力量。尹神武还积极协助陈其美筹集资金，策动上海驻军，联络城内军警，以待时机成熟发动起义。他还常代替陈其美主持总部的日常工作，参与决策，是陈其美的得力助手。
当时，袁世凯的爱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拥兵数万，坐镇沪上。郑汝成，系河北镇海人，1903年出任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总办，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大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半年后又被任命为上海镇守使。作为袁世凯的心腹和死党，他率领重兵驻防上海。宋教仁遇刺案之后，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随后，郑汝成完全掌握了上海的军政大权。按袁世凯之意，他在上海通缉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首领；收缴商团公会枪械子弹；搜查进步团体驻所；搜捕革命党人，先后捕杀革命党人孙芝仙、胡灵贵、周炳兴、罗晋土、萧殿明等人，成为革命党人的“公敌”。
不杀郑汝成，革命党人在上海的组织将面临更大的破坏。1915年，刺杀郑汝成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
1915年11月9日，陈其美获悉，在华日本人为祝贺日本天皇加冕，10日在礼查饭店举行庆祝活动，郑汝成也将前往祝贺。革命党上海总部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刺杀郑汝成，陈其美亲自在沿途布置了100多处暗杀狙击点，外白渡桥是必经之路，因此也是最重要的狙击点，陈其美指派尹神武负责这次暗杀行动。
尹神武接到陈其美命令后，深知任务的重要性。当晚，他便召集有关人员在宝康里43号中华革命党成员谢宝轩家中举行紧急会议，动员部署。会议后决定，尹神武带领年轻的革命党人王晓峰、王铭山担任外白渡桥的狙击手，直接参与刺杀郑汝成的行动。
10日上午10时许，郑汝成在侍从宪兵司务长舒锦绣的陪同下，参加完日本人的庆祝活动后返回驻地，途经外白渡桥时，王晓峰突然跃出，朝郑汝成的汽车投出一枚手榴弹炸毁了车轮。王铭山又掷出第二枚手榴弹，汽车盖被炸裂，司机受伤，车停了下来。王晓峰乘机跳上汽车，对准郑汝成头部连射10余弹，郑当场毙命。
王晓峰、王铭山两位革命党人被现场逮捕，壮烈牺牲。尹神武当时成功撤离。两个月后，陈其美又与尹神武一起组织上海中华革命党发动和领导“肇和”兵舰起义和炮轰制造局行动，可惜的是，这两次行动均以失败告终。
刺郑案未结，又出现“肇和”舰起义、炮轰制造局事件，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各地军警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并悬赏15万元大洋捉拿刺郑案主使。
1917年11月28日，由于叛徒告密，尹神武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422号被淞沪护军署逮捕入狱。
尹神武入狱后，上海革命党总部曾千方百计营救，孙中山也多次组织人员相救，但都没能成功。1918年5月11日，年仅28岁的尹神武英勇就义。当时的上海《申报》报道了尹神武就义时的情形：临刑时，尹神武“颇含笑自若，毫无惧色，简直是一健儿”。
刽子手的枪声响起之前，尹神武高声吟唱壮行诗句：“云淡风轻近午天，神武骨血留江南。时人不识余心乐，留下英名万古传。”
五、护法豪杰蔡大愚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恢复“约法”和旧国会。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就中国是否向德国宣战，发生“府院之争”。段祺瑞主张参战，而黎元洪及国会有所保留。后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之职，并且引督军团团长张勋入京。张勋在1917年7月1日复辟帝制，国会亦被解散，历史上称为“张勋复辟”。“张勋复辟”被段祺瑞镇压，黎元洪引咎辞职，总统之职7月6日由冯国璋取代。段祺瑞称这次事件为“再造共和”，指旧国会已被解散，原有法统已不再存在，于是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
1917年7月到1918年5月，为了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打倒北洋军阀专政的虚假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同盟会早期成员蔡大愚在甘肃举起了护法运动的大旗。
蔡大愚（1874~约1945年）回族，字冰吾，四川成都人。1904~1908年留学于日本法政大学，1913年7月至1917年11月任职于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现兰州大学前身）。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身体力行，任职五年对法专的建设贡献突出，并组织领导了甘肃的护法运动。
1912年9月，蔡大愚受聘赴甘肃兰州整顿甘肃官立法政学堂，1913年4月，他被甘肃提学司正式任命为甘肃法政学堂校长兼教务主任，并负责筹办甘肃法政学堂改组事宜。
要把甘肃法政学堂改组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从甘肃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开办高等教育的条件尚不成熟，且困难极大——生源极缺、教师极少、校舍设备太差。但是，蔡大愚校长不畏艰难，勇于任事，充分发挥他卓越的领导才能，满腔热情地为甘肃高等教育建设作出贡献。他积极奔走，于1913年10月17日将甘肃教育司批准筹建的法专迁入西关原贡院，并亲自督促维修，把科举时代的至公堂、观成堂改修成教室。他还多方聘请教师，一开始就聘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的王道昌、黄芝瑞等人；又从北京、四川、湖南等省法政学堂毕业生中聘来彭立本、万宗周等人。这些工作，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蔡元培担任教育部部长后公布的《专门学校令》中规定，法政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培养政法专门人才。以此为依据，1913年9月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建校初期，在蔡大愚的领导下，学校拟定了《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则》。这是一个学校的基本文件，是学校教学管理的依据，对办学宗旨、招生条件、课程开设、修业年限、假期、休学退学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1913年6月18日，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贴出招生广告，公布招收法律别科、政治经济预科各一班，名额各100人，两科学生于1913年9月10日正式上课。1913年12月，教育部委任蔡大愚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蔡大愚为同盟会会员，提倡新思想，师生思想活跃。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也有了增加。蔡大愚欣赏思想活跃的学生，所以面对经费不足、条件极差、师资奇缺等困难时，不屈服，不畏难，不辞辛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并调动各种社会关系，尽可能解决学校的一些困难。他遵照教育部的规章制度，从学生的学习纪律和考试管理抓起，严格要求学生学好功课。他还以身作则抓好学校管理工作，遇到管理经费不足时，就拿自己的薪俸来弥补；一时聘不到教员，就亲自上堂授课；当教育部提出某些应届毕业生须继续补习时，他就认真按规定给学生补课。在蔡大愚校长的领导和带动下，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学校纪律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学生反映说：“在蔡校长的领导下，我们几个月学到的知识，超过以前两年学到的知识。”
除了对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作出很大贡献外，蔡大愚对甘肃的革命事业也有重要的贡献。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宣誓就任大元帅，向“伪共和、真复辟”的段祺瑞政权宣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法斗争。早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接受民主进步思想的蔡大愚，开始积极策动甘肃民众参与这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军阀专制独裁的斗争。
1917年秋，护法运动的消息从南方传到甘肃，在甘肃教育界任职的蔡大愚联络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赵学普、师世昌等人策动临洮兵变，响应护法运动。行动计划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许，并给予密电本、经费等以便联络。同时，蔡大愚等人的计划也得到了甘肃军界实力人物马安良的支持。经与马安良等人再三商讨，定于11月7日起事，届时通电全国，驱逐北洋军阀在甘肃的代理人张广建，欢迎孙中山北伐。
但未及行动，事机泄露，张广建加紧戒备，调军镇压，马安良部下在临洮仓促起事，旋即兵败。马安良等人态度转变，甘肃护法运动因此失败。但这次运动鼓舞了全省人民的革命斗志，打击了以张广建为首的反动封建势力的嚣张气焰。
六、“黄胄光荣”马毓宝
这位要特别记录下来的回族青年，名叫马毓宝。
马毓宝（1894~1918年）字楚善，入私塾后，熟读四书五经，颇敬重民族英雄文天祥、郑成功等人。幼年自书抗金英雄岳飞名言“还我河山”四字，挂于书桌前端，作为座右铭。
1909年，马毓宝遵从父母之愿，考入云南省立高等学堂实业科。入学一段时间后，深感国难当头，大丈夫当从戎救国，哪能学这“无多实用”之扭捏科目，于是，他不顾父母亲友反对，执意退学，考入了云南一所军事学校。1912年，因成绩优秀，被学校保送至南京军官学校学习。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年19岁的马毓宝认为自己上阵杀敌时机已经来到，遂离校前往江西湖口，参加革命起义。他机智果断，奋勇杀敌，很快升任营长一职，率部在“江西之役”中初立战功。
“二次革命”失败后，马毓宝返回昆明，入滇军二师八团任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组建护国军，准备护国讨袁。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早就听说马毓宝能力过人，便将其招到杨益谦部任副营长，率部驻守广西桂林。不久，马毓宝奉调回省担任募兵委员，后调蒙自保安团担任总教练官。
马毓宝幼年之时，曾入读法国教会学校，能讲地道的法语。1916年12月，马毓宝离国赴法，被安排到法国边防军服役。不久，又被安排到法国军官学校任教官，但其下定决心要上阵拼杀，便辞去教官一职，于当年冬加入法国陆军。次年2月，随军开赴非洲，先后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法国驻屯军服役。时值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马毓宝闻讯后，立即写信给云南省当局请求批准参战，在信中慨然道：“吾当效绵力以战德。德苟败，中国亦去一敌。”时任云南部督唐继尧获悉后，表示赞同。云南省当局即以正式公文致中国驻法公使，照会法国陆军。马毓宝遂由非洲屯戍总司令申送巴黎，编入法国陆军外籍志愿军团义勇挺进团，开赴法国北部旧庇卡底省前线作战。
当时，德国已侵占欧洲多国，马毓宝愤然写道：“天下竟无一人以杀其淫威耶，吾誓灭此暴国，不与并立天地间。”
对德作战中，他白天在前线作战，黑夜于帐篷或战壕中执笔疾书，记录当天的战况与心境。1918年3月，马毓宝在法国北部旧庇卡底省索姆河大战中头部中弹，伤势严重，幸得及时救护治疗。伤愈不久，继续投入战斗。6月，在瓦兹河左面的色尔河前线大战中，马毓宝瓦斯中毒，不省人事，后被及时送往巴黎医院治疗调养。因战功显著，法国政府为他颁发了法国国家荣誉十字勋章，并把他的战功记进战功簿，报送法国陆军最高当局以资鼓励。中国驻法国公使胡维德和中国在法观战人员，也极称赞其英雄气概。胡维德当时尚有担心，他怕马毓宝在前线有所闪失，自己无法回国交差，因而向法国提议，强留其在巴黎陆军军官学校读书。
马毓宝热血沸腾，拒绝了这些好意。他慨然说道：“德国是残忍之国，天下人应共诛之，而中国加入协约国，若无一人与德战，吾甚耻焉。战争未息，中途退战，乃畏缩表现。功亏一篑，实不明智。”
1918年9月初，索姆河两岸秋意渐浓，马毓宝在索姆河畔亚眠城东面、哈姆省东南的哈姆前线，追击溃退的敌人时，不幸被子弹击中头部，24岁的马毓宝壮烈牺牲。
马毓宝的遗体，后由法国政府按穆斯林礼节葬于法国塞纳河畔的陆军公墓。在其花岗石墓碑上，刻着“1918年9月2日为法国而阵亡的外籍志愿军烈士马毓宝”。
马毓宝牺牲后，家乡昆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1920年春，当时的北京政府专门派人到云南，筹备马毓宝公祭大会。公祭大会在昆明忠烈祠举行，各省军政要员、各国驻华使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敬献挽联祭品。孙中山先生亲笔书写挽联“黄胄光荣”，中国驻外使节则称“中国有人”。
民国肇始，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修建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他说：“此是吾铁路计划中之最后部分，其工程极为繁难，其费用亦甚是巨大，而以之比较其他在中国之一切铁路事业，其报酬亦为至微……”
可以说，孙中山先生对于蒙、藏边疆主权的维护，以及对于边疆的开发，是十分重视的。正因为先生的重视，影响了实力派回族爱国人士对于蒙、藏边疆的关注与思量，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保卫蒙、藏边疆的斗争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