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1976年），字翔宇，绍兴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曾留学日本，投身五四运动，赴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同年8月，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他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时期，长驻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和毛泽东一起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一度兼任外交部长，同时还担任党和国家许多重要职务。周恩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丰功伟绩。
周恩来从小就崇敬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曾回忆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文章的感受说，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祠的挽联“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槛，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前默默哀悼。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挽联，勉励家乡的父老乡亲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句和他的乳母蒋氏的言行，使他懂得了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母亲万氏的精明强干，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功业、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故事，对他幼小的心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去世，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送衣物进当铺典押，或是去富户家叩门借债。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银州（今辽宁省铁岭），进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誓言，此后贯穿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
1917年夏，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众说纷纭。周恩来是一个踏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因此，他筹划靠官费去日本留学。
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十年就崛起的日本，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徨、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在日本的周恩来从报刊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屈辱地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五四运动的斗争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做法？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周恩来早年就立志救国，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是没有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他明确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对学生的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组建了以他们为骨干的两个教导团，每团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曾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解决了建立革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建军的宗旨与任务，他指出：孙中山设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对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纪律。东征军军纪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做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周恩来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
1927年的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整个行动，由特委会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指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奔赴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为回击蒋介石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周恩来最早提出了南昌起义的建议。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天亮时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的开始。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由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撤离南昌。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南昌起义的胜利，打响了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