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人相识也需要用“谒刺”通报姓名。所谓“谒刺”，即名帖，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名帖”：“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风俗通》记载这样一件事，说明“谒刺”在日常交际生活中非常重要：“徐孺子为太尉黄琼所辟，琼薨既葬，负肉并涉赍一盘，醊哭于坟前。孙子琰故五官中郎将，以长孙制丧，闻有哭者，不知其谁，亦于倚庐哀泣而已。孺子无有谒刺，事讫便去，子琰大怪其故。”假如徐孺子有“谒刺”，两个人相识就不可避免了。
4.进门脱履
先秦时凡登堂入室，必须脱履户外，这不仅同古人席地而坐有关，而且是一种礼节。大臣见君主，不但要脱履，而且还要脱袜。到了汉朝，脱履入朝上殿虽不见明文规定，但汉高祖刘邦给予丞相萧何的一个特殊待遇就是“特命剑履上殿”，也就是说，萧何经皇帝特许为可以佩剑穿鞋上殿朝见，则其他大臣上殿必须解剑脱履以尔敬意。东汉末年的曹操也曾下令，进祠上殿都必须脱鞋。这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人们的习惯礼节，尤其是在祭祀先祖，拜见尊长时必须遵循古礼。
5.坐席讲尊卑
汉代会客，都是席地而坐，但如何坐席却有严格的规定。如果坐席的人数较多，其中长者或尊者须另设一席单坐。即使有时与其他人同坐一席，长者和尊者亦必须坐在首端，并且同席的人还要尊卑相当，不得悬殊过大，否则长者和尊者就认为是对自己的污辱。当时常发生因坐席不当，尊者、长者自以为受辱，于是拔剑割席而分坐之的事情。《史记》载：“任安与田仁俱为卫将军舍人，居门下。卫将军从此二人过平阳公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人拔刀裂断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恶之，莫敢问也。”《后汉书·王常传》曰：“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又《张禹传》曰：“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与三公绝席。”可见，汉代时人是非常在乎坐席之礼的。
秦汉时坐席的方向也有一定的讲究，堂上布席，多以室的户牖之间朝南的方向为尊，所以古书上常说“南面”。室内的坐位则以朝东的方向为尊，《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王、项伯东向坐。”《史记·武安侯传》曰：“坐，其兄盖侯北乡，自坐东乡。”《汉书·盖宽饶传》曰“从西阶上东乡特坐”。又，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明帝幸桓荣府，以荣坐东向，自持弟子礼。其余坐次的尊卑顺序为南向、北向、西向。
四、社会风气
秦汉时期社会风尚的演化经历了前期的尚武和后期的重文两个时期。秦与西汉前期，承战国遗风，人们普遍崇尚武士的侠义行为，高渐离的侠肝义胆、田横五百壮士的杀身取义，在汉族发展史上写下了至今仍让人回肠荡气的一章。西汉后期及至东汉，社会风尚渐趋尚文，重让敬贤被社会视为美德，孔融让梨的故事留传千古，至今仍被津津乐道；东汉末的清议之风，更是将这种尚文之风发展到极致。然而，不管秦汉时期社会习尚如何地演化，但文人武士崇尚气节的总体风貌却始终没变，从田横五百壮士，到苏武牧羊，再到东汉末年的反阉党斗争，“气节”两字一以贯之。秦汉以后，崇尚气节的传统一直被汉族优秀儿女所继承，并被熔铸成汉民族主要的性格特征之一。
1.任侠之风向下层扩散
春秋晚期，士人崛起，并逐渐分化为文武两途。秦汉前期，士人承战国遗风，普遍崇尚武士的侠义行为。荆苛刺秦始皇被诛后，曾在易水边为他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又伺机刺杀秦始皇，虽壮志未酬，但其侠义之举，足以让后人为之赞叹。西汉初年，田横五百壮士的集体自刎，更是用血肉之驱为“义”作了最壮烈的诠释。此后，这种曾盛行于战国的行侠之风，逐渐向社会下层扩散，而成为一种流行普遍的社会风尚。西汉初年的鲁人朱家，乐善好施，“家亡余财，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车”，以侠义闻名于世。楚人田仲，父事朱家，也已行侠而得名。洛阳人剧孟，以任侠扬名于诸侯。当时最负盛名的大侠郭解，以德报冤，救人所急，国中豪杰争着与他交往。武帝时被迁徙于茂陵，送行者赠钱千余万。后因其门客杀人，郭受牵连而被诛，“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如“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儒，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等，“虽为侠而逡逡有君子之风”。《史记·游侠列传》。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许多王公大臣以至地方豪强也纷纷豢养宾客，其中也不少任侠好义的高尚之士。
2.复仇之风盛行
秦汉时期社会上复仇之风盛行。秦末有张良为报国仇而求刺客刺杀秦王；《史记·留侯世家》。西汉有刘恭为更始报仇而杀谢禄《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栾布为奴于燕，为其家主报仇《汉书·栾布传》。；李广为报见辱之仇而斩霸陵候《史记·李将军列传》。西汉末，鲍宣上书谓民有“七之”、“七死”，其中有“怨仇相残”一端《汉书·鲍宣传》。，可见，西汉时复仇之风已经形成。东汉以来，此风尢盛。如《后汉书》所载，赵喜“从兄为人所杀，无子，喜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往复仇”，“生竟杀之”《后汉书·赵喜传》。；杜诗“坐遣客为弟报仇，被徵”《后汉书·杜诗传》。；苏不韦“会父谦兄杀”，“乃藏母于武都山中，遂变名姓，尽以家财募剑客”，杀仇家李暠妾及小儿，并“掘其父阜冢，断取阜头，以祭父愤”《后汉书·苏不韦传》。；崔瑗，“初瑗兄章为州人所杀，瑗手刃报仇，因亡命”《后汉书·崔瑗传》。；缑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后汉书·申屠蟠传》。；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后汉书·吴祐传》。，如此等等。此外，尚有赵娥为父报仇《后汉书·列女传》。，魏朗为兄报仇《后汉书·党锢列传》。，王常为弟报仇《后汉书·王常传》。，何顒、郅恽为友报仇《后汉书·何顒传》、《郅恽传》。，等等，可见复仇风气之盛。
东汉以后，此风大盛。故当时言法令者，都主张严加禁止。例如桓谭向光武上疏曰：
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后汉书·桓谭传》。
但禁而不止，直到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时，还下令规定“民不得复私仇”《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足证东汉一代，朝廷始终未能禁止复仇之风。
3.重让敬贤为社会所尚
秦汉人把谦让看作一种极崇高的美德。《汉书·循吏传序》云：“德让君子之遗风。”班昭亦云：“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故典坟述美，神祗降福。”《后汉书·列女传》。刘邦即帝位，经三让始登极《汉书·文帝纪》。这尽管是做戏，但却反映了对让德的重视。陈平谢病，让周勃为右相，位第一，周勃自知能力不及平，复谢病让之《汉书·陈平传》。东汉时，张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后汉书·张堪传》。樊准，“少励志，行修儒术，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于孤兄子”《后汉书·樊准传》。桓郁父死，“郁当袭爵，上书让与兄子汛，显宗不许，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与之。”《后汉书·西郁传》。刘恺，“以当袭父般爵，让与弟宪，遁逃避封。久之，积十余岁”《后汉书·刘恺传》。另外，东汉孔融让梨的故事，更是流传千古，不赘述。由此可见当时谦让风气之一斑。
秦汉人又有敬贤之风。敬贤，即敬重有才能和德行的贤者之意。刘向《说苑·尊贤》曰：“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此话颇能反映一般秦汉人的敬贤观念。这种敬贤之风不仅流行于上层社会，而且在基层劳动群众中已有其深厚的根基。如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陈涉对贤者礼仪有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曰：“陈涉起蕲，至入陈，兵数万。张耳、陈余上谒陈涉。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未尝见，见即大喜。”西汉末年的赤眉军对“素善”者也是极有礼貌的。《后汉书·樊宏传》载曰：“时赤眉贼掠唐子乡，多所残杀，欲前攻（樊）宏营，宏遣人持牛酒米谷，劳遗赤眉。赤眉长老先闻宏仁厚，皆称曰：‘樊君素善，且今见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即便是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对贤能之士也深怀敬意，秋毫无犯。《后汉书·郑玄传》载曰：“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郑）玄皆拜，相约不入县境。”可见，尊贤、敬贤乃是秦汉时期普遍崇尚的社会风气。
4.清议之风始行于世
东汉中期以后，社会上流行清议之风。清议本来是乡里对士人的舆论品评，常用作选举人才的参考。此时为与宦官外戚集团抗衡，党人把清议作为斗争手段，议论朝政，指斥宦官，赞颂节义，使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正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曰：“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清议常采用风谣或题目的形式。对士大夫集团领袖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太学生以“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赞之。对著名经学家许慎，人们则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这是用风谣标榜人物。题目是以简捷语言概括人物特点，或作出恰当的比喻。李膺赞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世说新语·德行》。，许劭品评曹操曰：“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这些都是品题人物的典型例子。当时清议盛行，以致演成习俗。《后汉书·许劭传》载曰：“初，劭与（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清议是以名教为准则，对社会的一种干预。及至党锢起，东汉政权进入风烛残年，许多知趣的士人收敛了“上议执政，下讥卿士”《后汉纪·桓帝延熹九年》。的锋芒，向往起明哲保身的名士风流来。于是在“博通坟籍，善谈论”《后汉书·郭太传》。的士林泰斗郭太等人带动下，清谈之风又悄然兴起，并在三国两晋时期形成高潮。
5.妇女风气开放
汉女再嫁成为风习，根本原因是当时妇女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由于家务料理失去了公共性质，因此，“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而在两汉期，妇女尚未完全禁锢在家务劳动之中，而一般都从事生产劳动，家庭经济收入中有她们一份劳动成果，因此对男性的依赖性相对来说就少一些，不一定要死守一个天出息的男子而终的。特别是西汉初年，战争频繁；男丁大减，妇女在农业生产中更占重要的地位，妇女的人格和地位也随着其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贡献而提高。朱买臣一边攻读一边饭薪樵度日，其妻也上山打柴，“负戴相随”，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不下于“担束薪，行且诵书”的朱买臣，不一定要死守朱买臣，所以才出夫再嫁。汉代为数众多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如《汉书·高帝纪》载，吕雉与刘邦婚后，便与“两子居田中”，进行农业劳动。河南、山东、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砖、石上，也给刻有女子在田中劳动的情形。汉代女子还从事采桑、采莲、酿酒和汲水等方面劳动。成都市郊出土有“汉代女子采桑”画像砖，辽阳出土汉代女子汲水图，四川新都和德阳分别出土“汉代女子酿酒”画像砖和“汉代女子采莲”画像砖。汉时以妇女劳力为主的所纺织出来的绢帛的价值，较男子生产的粮食要昂贵得多，“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可见，汉代妇女从事职业比较广泛，使妇女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男尊女卑”的观念，为当时妇女再嫁的自由提供了较有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