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年）作家。四川成都人。早年留法。建国后，任上海文联主席。主编《上海文学》、《收获》。有《巴金文集》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嗜好，驰名中外的作家巴金最大的嗜好就是书。读书、买书、译书、写书，他的一生离不开书。
巴金居住在上海一幢宁静的小楼里。小楼底层的会客室的东墙放着一排高大的书橱，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书籍。二楼是巴金的卧室和书房，楼梯的拐弯处、过道旁到处堆放着书籍。走进二十平方米的书房，仿佛进入了书的海洋。书房三面墙壁全是书橱，里面放着各种中文书籍，还有不少俄、英、法、德、日等外文版的各种书籍。书房的阳台也被改建成一间小屋，那里放着巴金的写字台，写字台上堆放着各种书籍以及一叠叠手稿和信件。沙发和座椅上几乎都堆满了书籍，身临其境，真有一种书山书海的感觉。这书籍堆成的天地，就是巴金的世界。
七岁就能背诵全本《古文观止》
巴金从小就爱读书。
他开始是从母亲亲手抄录的《白香词谱》的词中读到了“怎样去忠实地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的道理。童年巴金还常常要求家中的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仆杨嫂讲述各种各样的神怪、剑侠故事，讲述这些故事的人成了巴金的又一个启蒙老师。七岁时，他在家读书，尤喜古典散文，以至《古文观止》中二百多篇散文全都能背诵，他说：“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多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以后，又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彭公案》只读了半部，但被“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深深吸引；因读小说《封神榜》而“看穿了神和鬼之谜”。
巴金从小就养成了见书就读的习惯。他喜欢翻看杂书，更爱读传记和回忆录。童年时，因只借到了半部《彭公案》，两三年间竟几次梦见自己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类似这样的梦，巴金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时常发生。他说：“我有这样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通过博览中外古今小说，巴金打下了文学创作的基础。若干年后，当他回忆往事时说：“从十一岁到十三岁，我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从十四岁到十八岁，我读了很多翻译小说，但是，我读这些书只不过是为消遣而已”，“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
讲真话并不难，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衣》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如春雷般地将生活在封建公馆里的巴金惊醒。巴金如饥似渴地阅读本地报纸上有关北京学生运动的通讯和从《新青年》、《每周评论》转载的文章。以后又和哥哥买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还设法补买了自1915年创刊以来的《新青年》前五卷。以后，只要是传播新思想的刊物，他们就去买来看。如《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实社自由录》、《进化》以及成都出版的《星期日》、《学生潮》等等，每天总要捧回一些。这些书报解放了他那长期被禁锢的心灵，巴金感慨地说：“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巴金读着《告少年》里的文章，觉得说得太好了：“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它像阳光照亮了他的眼睛，使他看清了世界的面目。他说：“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失。”
巴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不断地买书。他把逛书店作为一件趣事。他买新书，也买旧书，特别是一些珍贵的外文书。他的藏书中有不少珍贵的书籍，有些版本国内罕见，在远东也堪称是孤本。
青年时期，又读了很多欧美翻译小说，其中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后来又读了英文原版的小说。这些书使他大开眼界。如他买的外文书中有一本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他爱读这本书，一字一字地抄录，还和同学们一起排演。他说，那本书，使他看见了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之大悲剧，第一次找到他的梦境中的英雄。在此期间，还读了很多好书。若干年后，在20世纪80年代，十年浩劫后的巴金抚昔思今，他回忆青少年时所读的书，说：“《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都没有穿’。早在1837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还说：“50年前，读《说部丛书》中林琴南翻译的《十字军英雄记》时，首次接触到‘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现在更领会了这句话的含义。”
他还大量地阅读新文学运动中涌现的作品，“敞开胸膛尽量吸收”，他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说：“我没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文学。”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
1927年，巴金离开了上海，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轮。巴黎塞纳河畔，巴金经常在那里散步，河边一带的旧书摊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
在巴黎，使巴金受到很大影响的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著作。他读了拉马丁的《吉隆特党史》、L·马德楞的《法国革命》、道布生的《四个法国妇人》、J·米席勒的《大革命史》、w·布洛斯的《1789～1804年的法国革命》等等一大批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他说：“我的思想落进书中去了”。马拉成了他“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在那里，他认识了波兰革命者亚丽安娜，后来她被法国政府驱逐，巴金为她的命运担心，但又坚信：“我们的理想一定会胜利”。1939年，巴金从法国报上得悉亚丽安娜死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消息，回国后，写了不少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如《亚丽安娜》、《亚丽安娜·渥伯尔格》、《在门槛上》等。
在法国，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还开始写一本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巴金读了许多有关法国、俄国两个国家革命的书籍，从而拿起了自己的笔。此时，他还翻译出版了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写完了第一部小说《灭亡》，第一次署名“巴金”。
他每学习一种语言文字，采用读破一卷书的方法
巴金从童年至耄耋一直钟情于书，而且愈来愈深。他好买自己喜爱的各种书籍，同鲁迅一样，经常收集国外出版的书籍，借鉴它们的装帧和设计。他还收藏古籍善本，从中吸取精华，增强自己的学识。他一生爱书如命，他说：“我家里的书，都是自己一本一本挑选着、寻觅着买来的，我对书刊有特别的感情。”
巴金读过的古今中外的书籍数量之多是惊人的。
在读书中，巴金养成了勤奋读书、刻苦自学的习惯。他每学习一种语言文字，采用的是读破一卷书的方法。即选取一本于文法、文体都能算作规范的书反复地阅读，一遍、两遍、十遍、百遍，这样，一种语言文字掌握了，这一卷书也就破烂不堪了。几十年来，不论外出开会或旅行，他总不忘带书，抽空翻阅，即使条件再艰苦，仍是手不释卷。
抗战时期，巴金颠沛流离，生活十分艰苦。一次，他写信鼓励一位被迫辍学两年又重新进入大学的青年人，希望他“好好读书”，信中又说：“这里天气最近突然变冷，我住在高楼，晚上北风带着怒吼摇撼壁板，两腿几乎冻僵，但我仍坐到深夜，这点勇气我还是有的。盼望你也有。”巴金就是这样奋发读书的。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