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1906～1996年）教育家。江苏丹阳人。建国后，任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校长。著有《孔子评传》。
匡亚明集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早年勤于笔耕，赋诗立言；壮年奔赴延安，出生入死；中年执掌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校政；晚年返朴归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在九十余年的漫长生涯中，他以书为伴，好学不倦，著述不辍。
他桃李满天下，就像蜡烛，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学生。
名师不能代替你学习，只是指点
匡亚明十分重视和强调读书要靠自学。他认为自学成才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我国古代的孔子完全是自学成才的；国外的富兰克林、马克思、恩格斯也是自学成才的；陈毅的军事才能，华罗庚的数学造诣都是自学成才的。他说：为什么同样在高等学校有名师指导，而不同的学生成绩仍会有悬殊呢？“关键问题是自学，名师不能代替你学习，只是指点。”这就好比师父只能领你进门，修行（即用功自学刻苦钻研）仍要靠自己努力坚持，自我奋进。他从千百年来自学成才的事例中，总结出“四性三一”的自学规律。“四性”：一为主动性，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二为艰苦性，“自学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不要因遇到困难而怯步，学习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三为连续性，不能“一曝十寒”，“一时热一时冷”；四为目的性，有理想才能推动学习，“越是学习，就越加深对理想的理解，反过来促进学习”。三个“一”为“一以贯之”：“自己奉行的一种思想、信仰，要始终如一地去实践它，追求它”；“一专多能”：“学理科的要有一定的文、史、哲知识，学文科的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一往无前”：“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活到老，学到老……”
匡亚明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对自学抓得很紧，读书的时间常常是见缝插针。50年代，他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时，工作繁忙。为了节省时间，他一改回家睡午觉的习惯，就在办公室沙发上打个盹，利用这段时间看书读报。有一次秘书为了一个急件，深夜去他家，见他还在灯下看线装书。匡亚明常感叹：人的一生很短促，必须抓紧时间读书，否则老大徒伤悲啊。
文化大革命时，匡亚明遭受打击，被下放到北京植物园监督劳动。清晨趁还未出工之时，总是独自一人在葡萄棚下朗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后来他回忆说：利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禁闭和靠边站的漫长岁月的所有空隙，阅读了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和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公开号召“红、黄、蓝、白、黑”各种书都要看
匡亚明认为读书必须博览群书，兼收并蓄，批判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到南京大学任校长时，曾在学校公开号召“红、黄、蓝、白、黑”各种书都要看，要对照比较，辨别真伪。他要求师生每学期能读五十本书。在吉林大学任校长期间，他总是反复强调学生博览群书，博学多闻，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学校经常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作各种学术报告和讲座。
他说：“马克思什么书都看，那里的书统统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他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遗产中批判地吸收精华，为人类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能整段地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恩格斯也如此，能用俄语背诵普希金的名著《欧根·奥涅金》，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不能离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优秀成分的。”
在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问题上，匡亚明主张广采博收，批判吸收。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既有其优秀的、值得骄傲的精华，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反映封建时代落后的应予排除的糟粕。“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既应继承和弘扬其至今仍充满活力的精华，揭示与排除其有害的腐朽的糟粕。”
早在20世纪20年代，匡亚明就开始了对孔子的研究，他认为孔子虽是两千年前的人物，由于历史的限制，有些言论和思想现在已不适用，但有的却还有一定生命力，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他认为：优秀的传统应成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在他八十多岁的高龄，亲自动笔撰著三十五万字的《孔子评传》，对孔子这位古今中外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给予了较全面、公正的历史评价。
匡亚明读书涉猎甚广，学识渊博，思想深湛，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誉。那是因为从少年起，就广泛阅读书籍。他父亲是个乡村塾师，四十岁去世时，留给他的唯一遗产就是书籍。“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时，家里除了书籍，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一个红卫兵好不容易在桌肚里翻到一张存折，余额才几十元。匡亚明说过：“除了工资，我没有别的收入，工资用途除了吃穿、请客，主要是买书。”
读书须倡导浓厚的学术风气
在担任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校长期间，匡亚明再三强调高校是读书教学之地，必须提倡四种好的风气：一是强烈的社会主义政治空气，二是浓厚的社会主义学术空气，三是严肃的社会主义文明空气，四是活泼的社会主义文娱体育空气。他说，空气流动而成为风，这四种空气流动了就是我们的校风。
教授治校，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观点。匡亚明首先提出了校长不能凌驾于教授之上，他认为学校不是机关，有首长等级，“学校是搞学术的，校长、教授在同一条线上。”他广纳鸿儒，启用人才，创造学院的读书学术氛围。在吉林大学时，他亲自主持向社会招聘，“三顾茅庐”，请来了当时闲赋在家的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先秦历史学家金景芳教授，当代诗人张松如（公木）教授，一时吉大校园硕学鸿儒云集。在南京大学他也同样如此，多次登门求聘文革中惨遭迫害的戏剧家陈白尘，陈白尘为他的诚意所动，出任中文系主任。当时处境凄凉的古典文学家程千帆教授、英国文学专家张月超教授，也都被匡亚明的一番诚意请进了南京大学，正如匡亚明所说的：“标志一所大学水平的是教授的数量和他们的学术水平。”这些大学者，潜心治学，在教学上作出了显著成绩，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人才。
匡亚明认为读书学术风气的浓郁，还应推进学术研究，不仅出人才，还要出成果，“应当是教学、科研两朵花一齐开”。在吉林大学时，他不仅支持教师开展学术活动，也鼓励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规定每年对学生的科研成果作一次评定。历史系一名学生编写了一本八万字历史剧《陈胜王》，被载入了《吉林大学光荣册》，匡亚明还决定拨给他一间房子，让他继续创作。匡亚明在南京大学期间，增设科研机构，充实科研队伍，使学校的学术声誉进一步提高，如今南京大学成为全国高校的学术“四强”之一。
1979年匡亚明在考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时，与史蒂文·穆勒校长共同探讨了在南京成立双方合办教研中心的可能性。经双方努力，政府批准，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实体：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有力地促进了中美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
读书要重视基础语文课的学习
匡亚明认为语文是一切科学文化的基础，是从事各项工作最基本的工具，不论读哪一种专业，都应当学好语文。70年代末，匡亚明就提出要恢复和开设已被无形取消的大学语文课程。他说：“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马克思曾经说过，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地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于是在匡亚明的积极倡导、热情组织下，1980年10月，全国二十所大学的代表云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商讨《大学语文》课的教材建设问题，成立了“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翌年1月，在杭州召开了研究会的扩大理事会和教材定稿会。匡亚明作为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参加指导了这项工作。虽然“筚路蓝缕，困难自多”，但大家“意气奋发，敢于创新”，历数月之时，如期定稿。以后大学语文迅速地在许多高校陆续恢复开放。
匡亚明认为语文教师在学校里肩负着重任，为此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语文教师要兼有语言文字、散文、诗歌之长，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而且能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要讲得生动活泼，娓娓动听，好的作品要背诵，做到书声琅琅”。同时指出语文教师必须不断学习，“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增加感性认识，以亲身的感受去影响学生。
在一次全国高教界讨论《大学语文》课程会议上，他还上台示范教学，开讲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一课，以实际行动支持语文教学，正如他所说：“我认为作一辈子语文教师，历史是会承认他的价值的。”
读书治学的唯一态度：严谨
匡亚明读书治学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是世所公认的。
40年代，匡亚明任山东《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时，有位记者从百里之外发往报社一篇时间性很强的重要稿件，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匡亚明一看生气地批示：原稿退回，重抄一遍。当时因交通不便，稿件失去了时效性没能用上，这位记者很恼火，在后来的党小组会上对匡亚明提出意见，而匡亚明则坚持原则，批评了这种粗率马虎之风，还批条给总务科发给编辑部成员人手一支毛笔、一块墨，每天练习大、小楷，把字写端正。曾有一段时间匡亚明还亲自为他们批改练字，此事在《大众日报》一度被传为佳话。
匡亚明晚年遵照毛泽东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潜心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作为丛书的主编，匡亚明认为丛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凝炼和集大成之作，应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世负责，把丛书的编撰质量放在首位。从二百六十位传主的确定，到写评传作者的选择；从经审小组的层层审阅，到书籍的发排装帧，一一严格把关。他对须审阅的文稿，反复认真推敲斟酌。后来他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视力衰退，原先一天能看一万字，结果只能看五千字。有时腿浮肿了，不能坐着看，就请夫人逐字逐句念给他听，经常忘了吃饭，审稿到深夜。他说：“我的晚年就是为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而活着，丛书不完成，我死不瞑目。”丛书的总序，匡亚明前后七易其稿。作为其中第一篇的《孔子评传》，匡亚明也几易其稿，印在卷首的手迹可窥一斑。
1996年5月15日，丛书编纂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均给予很高的评价，江泽民总书记为此书题词：“总结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匡亚明没等到丛书出齐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然而他关于读书的见解已成为不朽的精神丰碑，垂范后人。正如华罗庚赠他的条幅所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的学人风范将永存世间。
杨宏敏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