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何当挈鸡犬，共得一升腾。”
郭沫若告诉阿英说：“这是四年前流寓日本时所作。尔时虽不自由，家室尚相聚。并且有我在，狂暴者尚未敢侵凌。今岁独归，妻孥陷敌，备受鞭笞之苦。忆及此作，不禁倍加凄切。”
阿英细细品味着这两首诗，他从字里行间看到了郭沫若对妻儿们的无限深情，又看到了妻孥陷敌虽增凄苦，但终未动摇郭沫若的爱国之志。
郭沫若致函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他设法予以营救，并让安娜母子到中国来。但日方藉口安娜是日本国籍，加以拒绝了。日本警方甚至捏造安娜有“间谍”的嫌疑，限制她的行动自由。
四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疯狂而野蛮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本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与撤退不及的中国军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牺牲于屠刀之下的无辜者达三十万人之多。全世界都为日军的暴行而震惊。
日本侵略者以为攻陷南京就是中国的灭亡，他们欣喜若狂，不可一世。然而，就在一连几天欢庆皇军“伟大胜利”的鼓噪中独独有一个日本女人沉默不语，暗自垂泪。她，就是郭沫若留在日本的妻子安娜。
这一天，天气阴沉得厉害。一群新闻记者蜂拥般跑到市川来，缠住安娜进行采访：
“你对攻陷南京有何感想？”
“作为敌国之妻，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郭沫若和你还有联系吗？”
“你的儿女们，这些由不同国籍而结婚的男女双方的孩子，出生结果怎样？”
安娜沉默着，对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只是她的眼睛怔怔地注视着贴在墙上的郭沫若的留白，过了一会儿，又把视线移向了园子外面的篱栅：郭沫若就是从那里的一个缺口走出去，回到中国投身于抗日洪流的。
此时此刻，安娜的心里痛楚极了，既为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由衷的难过，同时也为日本军队的法西斯暴行感到羞耻。因为她是日本的女儿，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中日两国交战对于她来说，犹如撕裂肺腑一般的痛苦……
记者们围住安娜纠缠不休。大儿子和夫是最了解母亲此时的心情的，他一边护着母亲，一边和颜悦色地对记者们说：
“还是等和平了，我母亲，还有弟妹们再和诸位见面，到时候再畅谈吧！不到这一天，我母亲只想保持沉默。”
从记者们的提问中，安娜多少听到了一些郭沫若的消息，知道丈夫在中国抗日的营垒里面担任要职，积极活跃，正处于热血沸腾之中。她又特地找了一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改造》杂志增刊号看，那上面登载有郭沫若在上海写的一篇记事散文《由日本回来了》。在叙述与妻儿们不辞而别、只身登上回国的轮船之后，郭沫若写道：
“这短裤和一件布日本服，都是安娜替我手制的，我将要永远保藏着，以为纪念。”
还有一段郭沫若在甲板上同一位阿富汗商人的对话：
“你有爱人吗？”
“有。”
“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中国人和日本人。”
“哦，你有很多，很多？”
“不，我只有一个，因为她是日本人而成了我的太太。”
安娜的眼睛看着看着，禁不住湿润起来了。她从郭沫若的文章中，知道了丈夫对自己的惜别与怀念之情，这对安娜来说是最大的慰藉。
然而正由于是郭沫若的妻子，安娜在战争的狂热气氛愈来愈浓厚的日本，处境就更加苦不堪言了。除了承受一般的日本民众所要承受的各种负担以外，她还被视为敌对国的妻子而受到歧视与凌辱。有人亲切地欢迎她们，有人踢她们，也有人先是亲近而后又无情地对待她们。警察和宪兵像鹰犬一样监视着安娜的一举一动。
有一天，安娜在外面看到一条可爱的小狗。她认为是条野狗，就给了它一点吃食。小狗一边吃一边摇着尾巴，显得十分亲昵的样子。安娜伸手抚摸了它几下，小狗便又抬起头来，用它的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望着安娜。过了一些时候，这条狗跟着主人在街上走，好像十分通灵性似的，它一眼就认出了曾经喂过它的安娜，立刻跑过来紧紧跟着。它的主人无论怎样叫唤，小狗都不肯回去，一直把安娜送到家门口……
这件小事对于别人也许是不足挂齿的吧，但对安娜来说却有着出乎寻常的象征意义。她从这件事联想到自己的境遇，喟然感叹道：
“啊啊，我的一生不就像条野狗吗？”
果然，有一次，一个警察竟恶狠狠地骂安娜是“野狗”。在一般人的眼里，作为一个日本女子而嫁给支那人，是大大丢脸的事情，是一种“耻辱”。然而安娜却毫不顾及这些，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我是‘野狗’，我就是热爱中国！”
一些势利的邻居们，常常向安娜投以鄙视的眼光，有时甚至当面用冷嘲的口吻，幸灾乐祸地说安娜的坏话：
“郭样（先生）一去不回了。”
“你将变成一个活寡妇了。”
“你的生活将来真不堪设想啊！嫁了一个中国人当然有许多靠不住的地方，要是他变了心……嘻嘻嘻。”
这些不堪入耳的话，就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安娜的心上。然而她既不抗辩更不哭泣，表面上泰然处之，并且以友好的态度善待他人，因为她是郭沫若的妻子，又是基督的信徒。
安娜对于加在自己头上的厄运都能咬牙忍受，然而儿女们无端受到欺侮，却每每使她伤心。
因为父亲是中国人，儿女们一出门就会受到日本孩子的欺他们吐着唾味，嘴里骂道：
“中国佬！中国佬！”
安娜的儿女们不堪侮辱，有的伤心地哭了，有的不免争辩几句。这往往招来更厉害的攻击。那些日本孩子围上来拿棍棒打他们，或者向他们投掷石块。
“打呀！打呀！打中国佬！”
孩子们跑回家来，围在母亲身边哭泣。最小的可爱的鸿儿，他那柔弱的神经系统更是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创痍。有一天，鸿儿在小学校里又被比他高出一头的日本学生狠狠地推了一下，脊背猛地撞在课桌的一只角上，疼痛难忍，回到家里还不能动弹。小小的孩子又什么都不肯说（他不愿让妈妈知道了为他难过，为他焦急）。但安娜体察到了儿子所受的痛苦，她慌忙带着鸿儿去东京大学医学系检查，照了X光后，没有发现脊椎骨折或扭曲等严重情况，安娜这才放了心。她问志鸿：
“鸿儿，你想爹爹吗？”
“想，想！”
“那我带你到中国去找爹爹。”
事后，安娜领着鸿儿去宪兵队，申请带着孩子到中国去。一位宪兵把志鸿仔细地端详了一番，脱口而出道：
“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他不是和日本的孩子一模一样吗？”
“就是啦，就是啦。”
安娜连声附合着说。可是，她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看着鸿儿一脸失望的样子，安娜心里老大不忍。在回家的路上，她买了一份“寿司”（用鱼、菜、醋、盐等做成的饭卷）给鸿儿吃，自己却一口也没有吃。她吃不下……
日出日没，潮涨潮落。残酷的战争在年复一年地继续着，对安娜及其子女们的迫害有增无减。
当时，除了安娜和小儿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外，其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中国国籍。日本军部要让他们都加人日本国籍，诡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不然的话，在日中交战的现在，他们作为敌对国的子民就会受到虐待……
日本军部的用心是很险恶的：只要郭沫若的儿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强征入伍，让儿子去进攻父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当事情涉及到她所产生和所热爱着的生命的时候。”（高尔基语）对于日本军部企图强行改变儿女们国籍的企图，安娜严正拒绝了。她对军部说：
“他们都是中国的血统呀！中国的人呀！中国的骨肉呀！”
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就意味着继续遭受虐待和欺凌，安娜对此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极大，战线过长，兵员不足，为了补充炮灰，竟连学生和未成年的人也强征入伍。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均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安娜要用全力保护他们，她知道保护了儿子就是保护了儿子的爸爸，同时也就是保护了儿子和丈夫的共同的祖国——中国。她对儿子说：
“军部无法拍到一张你们身穿军装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照片。要让你们去和爸爸打仗，根本做不到！因为，因为有妈妈！”
“妈妈！妈妈！”孩子们簇拥着安娜，亲热地叫着，亲着。在儿子们的眼睛里，妈妈可亲可敬，不愧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说在父亲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那么妈妈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依靠了……
五含辛茹苦
由于战争关系，郭沫若回国以后和安娜音信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儿们寄过钱。在艰苦的岁月里，安娜独自维持着她和五个儿女一共六口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她的肩上——不，生活的重担从来也没有从她的肩上卸下来过，如今更是加重了。自从郭沫若离开日本以后，安娜就痛切地感到生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此外别无他路。那种对于“野狗”的共鸣，集中体现了她忍辱负重的生活体验。
她们的家住在郊区，四围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勉以为继。农忙的时候，她还替别的农家打短工，这样可以多挣几个钱用。
稻谷成熟了，田畴一片金黄，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只见她弯着腰，低着头，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行行稻谷在她手下倒伏了，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滴落到地上。几个小时连着干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地瓜、白薯成熟的季节，安娜又在田里忙碌了。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每当夕阳垂西之际，她总要情不自禁地朝着西方眺望：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她的丈夫在中国。
孩子们的爹爹，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正在想念你啊？
一天劳动下来，安娜累得全身酸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女面前流眼泪，或者抱怨什么。女儿最能体贴母亲的心，每当母亲疲惫的身体瘫倒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淑子总要跪伏在妈妈身旁，伸出两只手来，轻轻说道：
“我给你按摩按摩……”
安娜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关节仿佛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用充满爱抚的眼睛看着女儿，叮嘱说：
“淑子，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学钢琴。妈妈累死累活，也要挣钱养家，让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有她自己的计划：她要让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完数学后再到京都大学学习建筑……她总为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儿女们都成为有专业能力、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这是安娜的计划，也是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为儿女们献出母亲的一切，就犹如她作为妻子对丈夫郭沫若献出了一切一样……
然而淑子突然抽泣起来，她语不成声地说：
“学校里……同学们都欺负我，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的……国籍。”
和夫早已愤愤地了，他紧握着拳头说：
“中国人有什么不好？我们就是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