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尽管也头晕眼花，但她强撑着照料三个呕吐的儿子。放下这个，又抱起那个，弄得手忙脚乱。她是真正的吃了苦了！幸好有郑伯奇君帮忙，大人小孩总算度过了海上的风暴。安娜累得连动也不能动，就好像死了一样。
“安娜夫人，你很不舒服么？”郑伯奇关心地问道。
“不要紧。”安娜强自回答说：“到了日本就好啦……”
不料天公作梗，到长崎的时候又是大风，雪落得非常大。她们顶风冒雪，弃船登车，到达福冈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无处投奔，安娜只好去叩友人石川家的门。
石川家见安娜带着三个孩子的狼狈情状，先自吃了一惊。然后不解地问道：
“怎么，郭先生没同你们一起回来吗？”
“他很忙，留在上海了。”安娜解释道。
“唔唔，你吃了不少苦吧？”
“吃苦我倒不怕，就是三个孩子都还太小……”
“唉唉，女人就是难啊！”
安娜和三个孩子在石川家寄宿了一夜，第二天又到御虎家的楼上来了。小孩太多，楼上一个人是不能住的，并且又是破了的房子，孩子们蜷伏着三番两次被冻醒。安娜只好用自己的体温依次温暖着自己的儿子们。这自然也不是办法。
“念到孩子们的分上，无论如何得租一处稍为好一点的房子才行。”
安娜自言自语地说。离开上海时郭沫若也曾经叮嘱过此事。所以次日她就一个人做主，租了一家二十块钱一个月的房子。那里屋后有菜园，有枯子树，搬过去住下以后，孩子们有了一个玩耍的所在，都很欢喜。
暂时安顿下来以后，安娜便要给郭沫若写信了。作为一个妻子，她能想象得出丈夫在上海会怎样地记挂着妻儿，盼望着她的来信的。事实上，郭沫若已经来过一信，恳求她的回音了，只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住处，安娜才没有及时复信。
她削了一枝铅笔，又取出几张纸来。
“妈妈，你要做什么呀？”和儿博儿齐声问道。
“给你们爹爹写封信。”
一听说要给爹爹写信，和儿手舞博儿足蹈，顿时都兴高采烈起来了。啊啊，他们是那样地喜爱爸爸！想念爸爸！就连小小的佛儿也伸张起小手儿，嘴里呀呀地，好像是说他也要写上几句呢！
安娜满足地笑了。她开始用铅笔写信：
“住在上海的时候使你受了多少累赘，临行真真是又劳苦了你不少了。我们不能不暂时离开你走，我是只有眼泪……”
可是三个儿子在旁边骚扰着，不是这个拽住了笔，就是那个扯歪了纸。所以，写的字迹就不能不非常的潦草，而且一不小心，铅笔尖就把薄薄的信纸戳破了。
“算了，算了，晚上再写吧。”
安娜叹了一口气，不得不收起了笔和纸。拖着三个孩子，就连一封信都写不成呢。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家务事等着她操劳！
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小孩子度日是十分艰难的。不论刮风还是下雪，安娜都要背着佛儿，买了东西又要做饭，夜来身子痛得都不能动弹了。物价又昂贵，贵得没有道理。小小的鲷鱼一条也要两毛钱，孩子们一人不把一条给他们的时候就不够吃。佛儿吃的是牛奶和粥。这一切都需要钱，而她的钱又少得可怜。安娜只好自己“节衣缩食”了，因为她是孩子们的母亲。
岑寂的家中，寒冷的夜气侵入，彻入骨髓一般地冰冷。安娜睡不着，她的心境陷在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状态里面。她一面忧心着眼前的三个孩子，一面又挂念着海外的丈夫。应该欢聚的生活却不能不为生活分离，应该享受的爱情却不能不为爱情所苦。做母亲的心，做妻子的心，一时把她引到天涯，一时又把她引回咫尺。
因为白天玩得太倦，又看过一场电影，三个孩子此刻都睡熟了。没有孩子们打扰，安娜取出笔和纸来继续给丈夫写信，想写的东西很多：海上的风暴，度日的艰难，自己的心境……但一写起来，这样也不想写，那样也不想写，结局是什么都不能写下去了，大颗大颗的眼泪却滴落了下来。
她本想回到日本后实习几个月产科的，但关东大地震以后，东京百业萧条，根本去不得。又加之拖着三个孩子，什么事都做不成。安娜觉得像她这样无力的女人简直没有法子，被赋与了的东西也被剥夺了，把持着了的东西也失掉了，她以后不知如何才好。在她心里留剩着的只有这么一点：女人到了三十岁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迟了！这么想着，她又生起了一种遗恨。
“我依然是寂寞，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一种深不可测的孤独的悲哀好像洄漩一样旋涌起来。”
“……真的，我们的生活真是惨目！我们简直是牛马，对于十分苛酷地被人使用了的不幸的牛马，人是没有些儿同情，没有些儿怜悯的一样。我们的生活简直是一点同情，一点怜悯都不能值得！周围的人都觉得可羡慕，他们只在被赋与的世界里面享着幸福。”
她把这些话写在给丈夫的信里。从她眼睛里流出来的泪水掉在了信笺上染着多处泪痕。
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几天才写完。因为一则她忙，心绪又静不下来，而当她静下心来写信时，孩子们又常常在旁边骚扰的缘故。
四把金钱的魔鬼踩在脚下
“啊，长篇创作！长篇创作！我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总要弄出一个头绪来。书名都有了，可以叫作‘洁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见的时候，她的眉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光辉！那种光辉！刚才不是又在她的眉间荡漾了吗？AraMaria，AraMaria……永远的女性！Beatrice‘洁光’……”
郭沫若把安娜和三个孩子送上了从上海开往日本的“长崎丸”以后，脑海里一直都在翻滚着这样的创作冲动。迫于穷困，妻儿们不得不离他而去，使他太难过了；安娜临别时的话语又好像天启一样使他万分激动。回到了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楼上，近一年来他和妻儿们蛰居的那间小屋里，触目又都是些催人眼泪的惨景：两张棕网床，一张床上已经空无一物，一张床上孤零零的留下他盖用的几条棉被。人去楼空，郭沫若愈加感到了妻儿们离走后的凄清与寂寥。只有几页儿童画报和一个没有两只脚的洋囡囡，给了他一些儿温暖，他在这些东西上仿佛看到了孩子们的稚嫩的面容，听到了他们的稚气的笑声。带着温馨的回忆“回味”了一番以后，他又打开了一只柳条箱子，里面放着安娜平常时穿用的一件中国式的棉衣。无限的珍情惜意顿时涌上了郭沫若的心头，他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抱着衣裳深深地、深深地接了一个长吻。见物思人，吻衣如吻人。从安娜身上散发出来而又长久地留在衣服上的轻微的香气，使郭沫若感受着了一种肉体上的隐痛。
啊啊！余香犹存情不断，人去楼空泪涟涟。
这种隐痛如像坚实的厚壁一样包围着他。闪耀在安娜眉目间的那种圣洁的光辉破“壁”而入，小小的屋子里顿时一片通明。乘着创作的冲动仍在心中激越，郭沫若快步走到桌边，展开一张稿纸来，沉思片刻，便蘸着笔在纸端写下了两个大字（标题）：“洁光”。
可是郭沫若的脑筋不知怎的竟混乱起来了，他把夹着笔的左手来擎着右鬓，侧着头冥想了一会，仍得不出什么头绪。又是一夜未曾合眼，种种彷徨不定的思索充塞在脑子里，反而弄得迷乱麻木了。灵感也好，才智也好，激情也好，这一切进行创作的必备要素好像忽然问从他身上消失了，现在他的脑筋就如像一座荒寺里的石灯一样，再也闪现不出些许微光。
然而他的感官却意外地兴奋灵敏。听着邻舍人的脚步声就好像他的女人上楼。听着别处的小儿啼哭声，就好像他自己的孩子在啼哭一样。每当这个时候，他便要立刻站起身来，去迎接自己的女人，去怀抱自己的儿子。结果自然又是一场虚无。
啊啊，他的女人呢？儿子们呢？
安娜走后将近三个礼拜了，还不曾有什么消息。郭沫若焦急地盼呀盼，起初他写信去恳求，后来渐渐生怒，又后来渐渐怀疑，以为是生出什么意外了，于是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亲自把妻儿送回日本去。在这种摇曳不定的思绪之下，今天早晨突然接到了安娜的一封长信，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了。家书抵万金，更何况又是久盼方至！他一面读着，一面潸潸地感谢着。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眼泪如贯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和纸上旧有的泪痕融合为一体。
旧痕染处添新痕，夫泪妻泪合一流。
此时响起了叩门声，郭沫若赶紧拭干了眼泪，走过去开门。
门启处，只见有两位客人站在外面。
“这儿是郭沫若先生的贵寓吗？”
“是的。”
“沫若先生在家吗？”
“我便是。”
“哦哦，久仰久仰！”
郭沫若把两位客人请进屋里就座。原来他们是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来的，其中较年长的一位把两封书信交给了郭沫若，说：
“我们是奉了会长的命令来的，命令我们来迎接郭先生，这是会长的信，这是令兄先生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