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一部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儒学重要文献，它从整体上反映了儒家学说的基本理念。然而，正是《礼记》对《易》的推崇和弘扬，才使儒学得以充实和完善，从而也使易学借助儒学得以普及和发展。探讨《礼记》对古代易学发展的贡献，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礼记》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一、《礼记》推动了引《易》立论学风的形成
《易》本为卜筮之书。《礼记·祭义》言：“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此“易”当为主掌卜筮之官，即筮官曰“易”。据《周礼》可知，《祭义》之“易”名曰太仆。《周礼·春官》言：“太仆主三兆、三易、三梦之占。”又言：“太仆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依汉郑玄所言，《连山》《归藏》《周易》均为易书，因其时代不同而名称各异，“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故《周易·系辞》屡言“易之为书也”云云。可见，《易》本为卜筮之书。何谓卜筮？《礼记·曲礼》言：“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阴阳，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豫也。”《左传》《国语》中的诸多卦例即可为证。
正因为《易》为卜筮之书，因而，《易》在先秦子书中并未引起诸子的普遍关注。孔子虽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的感叹，但世传《论语》中没有“易曰”类文字。惟《子路》章之“不恒其德，或承不羞”出自《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外，别无引《易》之语。《孟子》一书根本没有提到《易》，更无引《易》之文句。尽管汉赵岐《孟子题辞》注《孟子·尽心》之“舜居深山之中”以《周易·乾卦》初爻之“潜龙”释之及清焦循著《孟子正义》对《孟子·尽心》之“霸王之民”与“浩生不害”两处之“神化”均以《周易·系辞》之“神而化之”解之，企图沟通《易》《孟》之联系，但细研《孟子》，原书并未寓有此意。《庄子》中有两处提到《易》，一为《天运》，一为《天下》。《天运》言：“孔子谓老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以为久矣。”《天下》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别，《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然《天运》属《庄子》外篇，《天下》属《庄子》杂篇。外、杂篇之真伪，历来存在争议。在历史上，苏轼最先怀疑《庄子》外、杂篇非庄子自著。明清多数学者以此为是。王夫之言：“外、杂篇乃学庄者杂辑以成书。”近代学人郭沫若、侯外庐、冯有兰、顾颉刚一致认为《庄子》外、杂篇非庄子自著，应为后人伪窜。事实上，《天运》所言之“孔子谓老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以为久矣”与《论语》之“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其义不符。以此而言，《庄子》之“易”不足为例。
《荀子》是先秦子书中谈《易》引《易》最多的，其有两处提到《易》，并有引《易》之文句二例。《大略》言：“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又言：“《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非相》言：“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但综观《荀子》的思想倾向，与《易》大相异趣。诸如：《荀子·性恶》所言之“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人性论与《周易·系辞》之“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人性思想是背离的；《荀子·天论》所言之“明于天人之分，可谓之至人矣”，故“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相分论与《周易·乾文言》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及《周易·象传泰》之“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天人合一论是相反的。如此等等，可以说，《易》在《荀子》中并没有什么重要位置。综上所言，尽管孔子首开了引《易》立论之先风，但引《易》立论在先秦子书中并没有形成风气。
与先秦子书相比，《礼记》却大开了引《易》立论之风，推动了引《易》学风的开展。
首先，《礼记》提供了大量假托孔子引《易》立论的文句。诸如：《礼记·缁衣》引《周易·恒》卦九三、六五爻辞言：“子曰：……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礼记·表记》引《周易·蒙》卦封辞言：“子曰：……易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吉。’”《表记》又引《周易·大畜》卦辞言：“子曰：……易曰：‘不家食吉。’”《表记》再引《周易·蛊》卦上九爻辞言：“子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礼记·坊记》引《周易·既济》卦九五爻辞言：“子曰：……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实受其福。’”《坊记》又引《周易·无妄》卦六二爻辞言：“子云：……易曰：‘不耕获，不菑畬，凶。’”等等，为引《易》立论学风的开展树立了权威性的榜样。
其次，《礼记》论理直述《易》理。《礼记》除《深衣》篇之“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及《经解》篇之“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里，缪以千里’”两处标称“易曰”外，其余均为直述《周易》易理。诸如：《礼记·乐记》论礼之产生：“天地尊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矣。”《礼记·乐记》论乐之起源：“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礼运》论礼之本原：“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等等，均为照搬《周易·系辞》之原文或套用其路数，对引《易》立论学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再次，正因于《礼记》引《易》立论的习惯，推动了秦汉引《易》学风的开展。《礼记》之后的《太平经》《淮南子》《春秋繁露》《潜夫论》等儒道经典，或引《易经》，或引《易传》，或直述《易》理，均表现出了浓厚的引《易》兴趣。作为原始道教经典的《太平经》十分推崇《周易》，该书只字未提《诗》《书》《礼》《乐》《春秋》等儒家经典，却引《易》、述《易》有数十处之多，并著有《八卦还念精文》一篇，从而使《易》学的阴阳学说、天人学说、宇宙生成学说融入道教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崇《易》倾向。被称之为“兼儒墨，合名法”之《淮南子》，其引《易》立论更为明显。仅以《缪称训》一篇而言，其引《易》就达七处之多。诸如引《周易·同人》卦辞“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以述上下同心之义；引《周易·乾卦》上九爻辞“故《易》曰：‘亢龙有悔’”以述“动于上而不应于下”之危险；引《周易·序卦》“剥之不可远居也，故受之以复”以述事物相互转化之理；引《周易·系辞》“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以述积微致显之理，尽管所引文句或有出入，然其引《易》兴趣已属明显。以《周易·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之意而命名之王符《潜夫论》，全书直接引述《周易》经、传者多达29次。甚至就连公羊春秋学者董仲舒也深受《礼记》引《易》学风之影响，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直接引述《周易·解》卦六三爻辞“负且乘，致寇至”之义而立论的。董氏言：“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位，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说，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他的“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的天人学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的宇宙生成学说以及“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的中和思想均出自《周易》。
仅以上列，足以窥见引《易》立论已成为秦汉诸子的重要学风。
二、《礼记》以易学精神论证儒学
《礼记》对古代易学发展的贡献，不只在于推动了引《易》立论学风的形成，重要的是它借助儒学弘扬了易学哲学的根本精神。兹仅以《礼记》论礼为例。礼论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通观《论语》一书，孔子言礼者达70多次。诸如：“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足见孔子对礼的重视。然而，孔子所言之礼主要是指周礼。这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周朝是最理想的社会，周礼是最完备的规范。故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然而，礼由何出？其本为何？《论语》则鲜有涉及。孟子是儒家学说的正宗传人，他从人性本善论出发，提出了“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的观点，认为礼是人性之善的表现。《孟子·告子上》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故“仁义礼智根于心。”可见，人性本善，而礼为人之善性之一，此种善性“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从而把礼界定为一种先天先验之存在。
荀子与孟子相反，他从人性本恶论出发，提出“礼起于欲”的观点，认为礼出于人性之恶欲。《荀子·性恶》言：“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看来人之恶性在于人有欲，“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正因于此，荀子言：“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荀子以人之恶欲论证礼之起源，强调礼的教化作用，对于整齐风俗，稳定秩序有其积极作用。但荀子把礼的产生归之于欲，则缺乏哲学理性。因而，荀子与孟子一样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礼的本质。
而作为儒学重要文献的《礼记》，则以易学为基础，对礼的起源、本质及其意义做了全新的解说，从而使儒学礼论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首先，《礼记》运用《周易》的宇宙生成学说阐述了礼的本原，提出了“礼本于大一”的自然哲学命题。《礼记·礼器》言：“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意谓“大一”为礼之本，大一生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生四时。天地、阴阳、四时之化是礼产生的自然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