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对其自然是非常的爱戴。此时将这个消息告诉第一次来访的张爱玲，自然是对张爱玲产生了好感。看到一个优秀的新星作家，惺惺相惜嘛！当然，张爱玲也看出了这点，于是她也不忘投其所好。张爱玲说：“我母亲和姑姑都是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紫罗花片》的读者。当时，母亲正留法学画归来，读了您的哀情小说，落了不少眼泪，还写过信劝您不要再写了。”
果然，张爱玲说出这样的话，周瘦鹃一时兴奋了不少，只可惜他已经记不得这一回事了。毕竟是陈年旧事，加上自己当时红透上海，读者来信太多，不记得也是理所当然的。
飘着紫罗兰香气的庵里。周瘦鹃捧着这小女子的《沉香屑》读了起来，初读并不是很经意，后来越发觉得惊艳。
他惊异于张爱玲凝练的文笔，洞察人情的深刻。一边读着，一边称好，从心底发出惊叹……再加上正是《紫罗兰》复刊之时，“天降奇才”就更加惊喜了。
一周之后。张爱玲又来到周家。周瘦鹃指着爱玲的稿件连说好，问爱玲是否喜欢毛姆的作品，并且熟读《红楼梦》？爱玲微笑着，点头称是，不禁在心里赞叹这老先生眼力过人。
“你愿意把这两篇大作拿给《紫罗兰》发表吗？”周瘦鹃征求爱玲的建议，爱玲一口就答应了。
“好！待创刊号出来，我一定亲自登门。”周瘦鹃向爱玲许诺。
《紫罗兰》出版那天，因为周夫人有事儿，周瘦鹃就独自一人带了样本来到爱玲住的公寓。也是抱着无尽的期望，也是怀有无限的激动！
他们进行了长达几小时的交谈。临走的时候，张爱玲把自己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那篇《中国的生活和时装》送给周瘦鹃。
周瘦鹃下了楼，回望了一下，他觉得在这栋楼里会诞生一个不平凡的女人。果然，张爱玲在《紫罗兰》上的发表开始声名鹊起。大家都在讨论张爱玲为何人？
之后，张爱玲又趁热打铁发表了《连环套》《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还有一系列精美的散文。短短两年时间，张爱玲如天女散花般把自己妙笔生花的文章，抛向各大杂志和读者当中。读者乐不思蜀，爱玲亦不亦乐乎。文字造就了爱玲，爱玲也创造了不朽的文字。一颗璀璨的星辰正在闪耀，人们惊叹着，欣赏着……
后语——论写作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当我将一篇小说写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撕毁了的时候，我想到那位教师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
写作果然是一件苦事么？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说话也同样是发表意见，不见得写文章就比说话难。古时候，纸张笔墨未经发明，名贵的记录与训诲，用漆写在竹简上，手续极其累赘麻烦，人们难得有书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作风方面力求其简短含蓄，不许有一句废话。后来呢，有了纸，有了笔，可以一摇而就，废话就渐渐多了。到了现在，印刷业发达，写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郑重出之。最近纸张缺乏，上海的情形又略有变化，执笔者不得三思而后写了。
纸的问题不过是暂时的，基本问题还是：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没有话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人，有话没处说。我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默默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一般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时过境迁，就此湮没了。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仅是无足重轻的一句风趣的插诨，然而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太太，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对于老年人的脱发有极其精微的观察。她说：中国老太太从前往往秃头，现在不秃了。老太爷则反是，从前不秃，现在常有秃的。外国老太太不秃而老太爷秃，为什么？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结论：旧时代的中国女人梳着太紧的发髻，将头发痛苦地往后拉着，所以易秃。男子以前没有戴帽的习惯，现在的中国男子与西方人一般的长年离不开帽子，戴帽于头发的健康有碍，所以秃头的渐渐多了。然则外国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秃呢？因为外国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压在眉心，忽而钉在脑后，时时改变位置，所以不至于影响到头皮的青春活力。
诸如此类，有许多值得一记的话，若是职业文人所说，我就不敢公然剽窃了，可是像他们不靠这个吃饭的，说过就算了，我就像捡垃圾一般的捡了回来。
职业文人病在“自我表现”表现得过度，以致无病呻吟，普通人则表现得不够，闷得慌。年纪轻的时候，倒是敢说话，可是没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话来有相当分量，谁都乐意听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学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语，切忌生冷，总拣那烂熟的，人云亦云。等到年纪大了，退休之后，比较不负责任，可以言论自由了，不幸老年人总是唠叨的居多，听得人不耐烦，任是入情入理的话，也当作耳边风。这是人生一大悲剧。
真是缺乏听众的人，可以去教书，在讲堂上海阔天空。由你发挥，谁打呵欠，扣谁的分数──再痛快也没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唯有请人吃饭，那人家就不能不委屈一点，听你大展鸿论，推断世界大战何时结束，或是追叙你当年可歌可泣的初恋。
《笑林广记》里有一个人，专好替人写扇子。这一天，看见朋友手摇白折扇，立刻夺过来要替他写。那朋友双膝跪下。他搀扶不迭道：“写一把扇子并不费事，何必行此大礼？”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听说从前有些文人为人所忌，给他们钱叫他们别写，像我这样缺乏社会意识的，恐怕是享不到这种福了。
李笠翁在《闲情偶寄》里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开卷之初，当有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又要惊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稳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妾妇之道。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西方有这么一句成语：“诗人向他自己说话，被世人偷听了去。”诗人之写诗，纯粹出于自然，脑子里决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却极力的警告我们，作文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这样究竟较为安全，除非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旷世奇才。
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
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舆论对于左翼文学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诊脉不开方”。逼急了，开个方子，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分子之谈意识形态，正如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这毛病的，这可以说是“男人病”的一种，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说了。
退一步想，专门描写生活困难吧。固然，大家都抱怨着这日子不容易过，可是你一味地说怎么苦怎么苦，还有更苦的人说：“这算得了什么？”比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无从诉苦了。
那么，说人家所要听的吧。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吧。抛开二者的文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销路广的小说，家传户诵的也不是“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所以秽亵不秽亵这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
低级趣味不得与色情趣味混作一谈，可是在广大的人群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的兴趣范围的限制。
作者们感到曲高和寡的苦闷，有意的去迎合低级趣味。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既不相信他们那一套，又要利用他们那一套为号召，结果是有他们的浅薄而没有他们的真挚。读者们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觉得了。
要低级趣味，非得从里面打出来。我们不必把人我之间划上这么清楚的界限。我们自己也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也喜欢听明皇的秘史。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用不着扭捏地说：“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那不过是推诿。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
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个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
“要一奉十”不过是一种理想，一种标准。我们还是实际化一点，谈谈写小说的甘苦吧。小说，如果想引人哭，非得先把自己引哭了。若能够痛痛快快哭一场，倒又好了，无奈我所写的悲哀往往是属于“如匪浣衣”的一种（拙作《倾城之恋》的背景即是取材于《柏舟》那首诗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吧？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心里很‘雾数’”。“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
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就连P.G.Wodehouse那样的滑稽小说，也得把主人翁一步一步诱入烦恼丛中，愈陷愈深，然后再把他弄出来。快乐这东西是缺乏兴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乐，所以没有一出戏能够用快乐为题材。像《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与“闲情记趣”是根本不便搬上舞台的，无怪话剧里的拍台拍凳自怨自艾的沈三白有点失了真。
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我写小说，每一篇总是写到某一个地方便觉得不能写下去了。尤其使我痛苦的是最近做的《年轻的时候》，刚刚吃力地越过了阻碍，正可以顺流而下，放手写去，故事已经完了。这又是不由得我自己做主的……人生恐怕就是这样吧？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
写这篇东西的动机本是发牢骚，中间还是兢兢业业地说了些玩话。一班文人何以心甘情愿守在“文字狱”里面呢？我想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文字的韵味。譬如说，我们家里有一只旧式的朱漆皮箱，在箱盖里面我发现这样的几行字，印成方块形：
高州钟同济铺在粤东省城城隍庙左便旧仓巷开张自造家用皮箱衣包帽盒发客贵客光顾请认招牌为记主固不误光绪十五年。我立在凳子上，手撑着箱子盖看了两遍，因为喜欢的缘故，把它抄了下来。还有麻油店的横额大匾“自造小磨麻油卫生麻酱白花生酱提尖锡糖批发”。虽然是近代的通俗的文字，和我们也像是隔了一层，略有点神秘。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申曲里的几句套语：
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
照例这是当朝宰相或是兵部尚书所唱，接着他自思自想，提起“老夫”私生活里的种种问题。若是夫人所唱，便接着“老身”的自叙。不论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们具有同一种的宇宙观──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思之令人泪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