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穆斯林贤哲早就认知了宗教的发展与国家的荣辱兴衰息息相关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和穆斯林的生存也必须仰赖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人民依赖国家，有相系相维之义，士夫联合社会，臻群策群力之能，团体坚则心专齐一，同人合则意气相孚。否则势如散沙，情同异域，乏桑梓敬恭之谊，贻秦越肥瘠之讥，我国贫弱之源即由于是此。”《总董马廷树、协董金彭庚、协董哈麟仝拜具：总协董答词》，《董事会志》，第5页。如此精到的时事针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国家和宗教社团组织的利益一致性，当然这个国家能够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尊重和保障少数族群对非主流宗教的信仰。正是认识到国家的兴旺对于宗教社团能否生存性命攸关，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在清末作出了很好的评说：“且国家值此过渡时代，世道际此艰窘地步，需才孔殷，急不待缓。夫人立身今世，宜鉴天演淘汰之厉害，优胜劣败之可惧，切须挺身立志，发奋进行，幼学壮行，共谋扶衰振弱，人人有此仔肩，即人人不能放弃，为国出力，为家颂扬，即为本教增荣誉。”《劝学子文》，《董事会志》，第35页。这些肺腑之言真正说明了穆斯林群众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当时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对国家的方针大政是衷心拥护和支持的。他们在阐述董事会的宗旨时强调了国家与民族宗教团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所幸迩年以来，朝廷力图富强，百废具举，士民文化渐进，程度渐高。于是讲求公德而谋公益者，日见其盛，所成事业，无非有益公家，其军、学、士、商各界，合团体创公会者，靡然从风。全国响应，类能群谋进步，日臻发达，固同心之可贵，亦有志而竟成，实足为吾国前途贺！”《成立董事会宗旨说略》，《董事会志》，第14页。加之董事会的一些领导本身在政府部门中任官任职，因此他们带领的宗教社团与国家维系了非常和谐的健康关系，真正做到了上通下达、下情上报，从而使地区性的宗教社团作为各级基层组织的一部分而与国家行政机构发生了自然的耦合。借此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民族和宗教社团的利益是相一致的。只有国家强盛才能谈得上民族的兴旺，才能达到宗教社团生活的繁荣，信教群众的生活富足。否则，一个紊乱的社会造成的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既有损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也肯定会削弱了民族和宗教社团的力量，甚至可能会发生紧张的矛盾和暴力冲突。从《董事会志》的上海穆斯林言论和态度可以明晰地知道，作为中国百姓群体中的一部分，回族群众认同国家这个大社会，并且愿意担当起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应尽自己的国民义务，因为这样的国家代表了包括少数族群的百姓利益和保障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2．上海穆斯林社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宗教社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个棘手而又微妙的关系。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中国具有“少数民族”的地位处在主流文化之外，因此，政府的官员能否理解宗教的客观社会作用和正常功能及能否尊重宗教徒的感情就成了宗教社团是否能够适应主流社会文化氛围和服从政策导向，确保一地一方社会稳定和生活和谐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上海穆斯林深有体会和认知，特别是处在社会发生巨变的港埠城市，政府官员更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胆识。文献指出：“牧令为亲民之官，古往今来，其政治昭著，德泽及民，为一代循良之选者，方策具在可考而知，然世变至今，有非人所及料者，慨夫今日之邑宰，于抚字催科之外，新政日见繁兴，外交常宜慎重，任大责巨，百倍曩时。虽地方繁简不同，而措置艰难如一，加以宪政逐年进行，教化尤关紧要。敦士习而开民志，除弊端而兴利源，通士庶之情，融新旧之竞，胥惟贤父母是赖。何况上海一邑，华洋交涉，民物殷繁，人情诡诈百端，较他县更称难治，必得过人之才，通达之识，方克胜此盘错”。《上海田邑尊德政颂词》，《董事会志》，第47页。因此，一方的平安和秩序仰赖于地方政府和主要官员的制订的政策和执政能力。特别是上海，一个多元文化和多维结构的城市，处于近代西方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交错地带，更需要胸襟宽阔的政府官员来主持它的政务以协调各方的利益和关系，确保港埠社会和各界人民的和谐发展。
当时的上海知县田宝荣先生是个非常开明和练达的官员，本人素质和修养也非常好。据介绍，田宝荣是上虞人，在江南为官十多年，曾经先后在7个州县任职，有很好的理政经验和能力。他先后在崇明、吴县、阳湖县、青浦、江宁、上元、通州和松江、上海等地为官。文献夸奖他爱民勤政，宽严得中，去暴锄奸，化行俗美。“凡有利于民者，无善不举；有害于民者，无弊不除”。比如，他在崇明时募捐督修海塘，并缉获海盗大王。在青浦时正法匪首，恢复治安，还兴办学堂，发展养蚕业。在上海任职时，则加强治安，改良监狱，倡行新政，使得商家和人民都爱戴之。对于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一事，他认为“同乡共教，敬恭笃桑梓之情，进步求良商务，收公会之效，不有董事联络，何能挈领提纲？此中外所以重团体也。户口既多，民情各异，遂至丝棼难理，职等有鉴于此，以为无领袖不足维系人心，有权衡方能解决事体。是以公集投票，禀鉴核恩准，分别发给照会、谕单，藉洽舆情而昭郑重。”《知上海县事照会事》，《董事会志》，第13页。所以，他对上海穆斯林申请建立管理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的董事会的报告很快给予批准，并按照规定发给照会，并在知县衙门前予以晓谕，显示了地方官员对民间宗教社团活动的积极支持和倡导，他的确善于体察民情，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地方官员这种尊重伊斯兰教信仰和尊重作为少数民族的回族穆斯林在管理清真寺方面的社会自治要求的态度是维系国家、地方和宗教社团的和谐关系的关键所在。同样，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和上海伊斯兰教界领袖们也对田宝荣知县的人品和德政深表钦佩和敬仰，除了尊重地方政府部门的权力而根据惯例向知县提出了建立宗教社团组织的申请报告外，还在清真寺董事会成立一周年时机，邀请田知县参加隆重的庆祝典礼和宴会。从双方在宴会上一来一回的热情颂词和谦虚的答词来看，上海地方政府与伊斯兰教社团在那个时期的关系是非常融洽、友好并充满信任的。参见《上海田邑尊德政颂词》《田邑尊答词》，《董事会志》，第47-50页。这样互相信任、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精神在清末政治衰弱的环境中真是不多见且难能可贵。上海的开放政策及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吸引并造就了许多人才和俊杰，他们为上海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田宝荣知县代表的上海地方政府与代表上海穆斯林社团的清真寺董事会之间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仅是当时成功地协调各界关系、发挥地方和宗教社团积极性、繁荣地方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已。它也显示了在清末时期国家濒临解体、处于民不聊生的阶段，上海地方的民间社团却获得了发展的可贵空间，致使地方经济繁荣和社会充满生机，这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3．董事会与教职人员的关系
董事会非常重视宗教精神在维系宗教社团中起的关键作用。文献指出：“古圣先贤之立教也，秉先知先觉之能，开文明文化之域。虽殊途异轨，而各有指归。盖教即道也，道之不可须臾离，亦即教之不可一日无也。今观中外重视宗教，其理皆同，何也？宗教足以维系人心，固结团体。”《掌教请书》，《董事会志》，第42页。弘扬宗教精神就必须仰赖教职人员的工作和努力。按照清末的伊斯兰教社团的通常规定，掌教或教长的人选由董事会根据其名望、德行操守和经文知识等条件逐一具备的基础上推荐后，必须经社团的全体成年男性成员大会讨论同意后方能决定，然后由董事会出面下聘书延请。这方面上海伊斯兰教界也不例外，甚至做得更加严格，而且按照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执行。上海穆斯林的领袖们相信：“［清真］寺中掌教一席，实为全体之表率，非有道德品学者，不足以胜斯任”；“人师之望，有立言立行之方，当同木铎宣扬，振聋发聩，以身作则，矩步规趋，其或事有艰难，仍望赐教董事，互相磋议，俾速解决，幸勿徇情养患，并希和平匡勷，庶几教务日兴，全体幸甚”。《掌教请书》，《董事会志》，第42页。可见，作为社团主体的董事会与作为客体的掌教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制约和建立于双方互信的基础上的关系。董事会在聘请掌教的时候，根据社团教民的要求规定了掌教为社团宗教事业服务的条件和义务，同时董事会应尊重掌教在宗教礼仪、活动和教育事务方面指导社团教民的权力，但掌教在社团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上不能干预董事会的职权。即便在宗教事务的某些方面，掌教也应当与董事会保持联系和互相磋商。在一些关系到社团发展和生活的重大问题上，董事会的社头们必须征求掌教的意见，经常与之协商。掌教制度与董事会制度的同心协力的合作是地区性的宗教社团能否兴旺发展的关键之所在。由于穿心街（20世纪20年代后称为福佑街）清真寺是个较大规模的寺，且统辖了众多的穆斯林群众，具体事务比较多，特别是水房管理等需要人手，所以董事会根据情况专门配备了寺司务三人，他们的职责按例归三掌教或宣礼员管束遣用，由此加强了清真寺的管理工作和宗教系统的力量。《水房规则》，《董事会志》，第84-85页。可见穿心街清真寺的掌教制度是比较完备的，这是它所服务的对象和要求及清真寺的规模所决定的。
4．董事、教职人员与教民的关系
《清真寺志》指出：“群公民所以成强国，群众志足以当金城，群教育可以开文化，群社会得以改良图。合群之效不亦巨且伟哉！”《阖教全体同人公具：致总协董赞词》，《董事会志》，第3页。这一段评论非常简明扼要地勾勒出宗教社团的群众基础或教民群体是宗教社团要想在中国这样的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流的社会中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公民群体的素质和团结程度能够决定社团的力量和适应能力，也凸现了社团能否与外界和谐相处的关键之所在。从清末文献中可以看出，上海穆斯林社团中确实包含了许多优秀的穆斯林群众和骨干。正是他们的努力合作使得上海伊斯兰教社团在以后几十年中得到蒸蒸日上的发展并在多变和动荡的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界中学术传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首先，上海穆斯林中有富豪一方的官吏绅士和大商人。像来自江苏上元县“诰封光禄大夫”的蒋春华，字翰臣，“幼英俊有胆略。粤乱（指太平天国革命——作者注），从吴公棠军，历功保四品衔同知，赏戴蓝翎补缺，后以知府用。旋以上游不足尽其才，且食指繁，为养生计，始折节经商，运筹决策，神效有天授，不十年富为金陵冠。得公提掖而成业去者，先后大小以千百计，上自川下至沪，皆有公经商迹，而尝扼中权，坐镇湘、鄂。”他在上海时购置了法华地方的农田陆亩玖分，并在遗嘱中告诉儿子们，这块地是捐赠给上海清真寺作为义地，以促进穆斯林社团的公益事业。《赞蒋翰臣前辈助公茔纪念》，《董事会志》，第66页。上海穆斯林社团的壮大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当然离不开这些回族大吏和富商的参与和支持的。
还有来自直隶贯市（今北京昌平县境内）的回族穆斯林李子衡。他家世代业商，生计非常殷实。北京一带驰名的西光裕镳局就是他的先世所设。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因躲避八国联军侵占京津地区的战乱时路经贯市村。李子衡先生负责接待，将两宫圣驾迎入贯市清真寺休息一宿，“特将家中衣物器具供奉两圣服用，且集现银捌百两，呈备途间不时之需，并报效驼轿车马百余辆，暨役食银两，终日扈跸随伺至西安行在。”由于这一卓绩，他获得清朝皇室的重用，委之以重任。宣统元年（1909年）冬季，他因公务途经上海，恰值穿心街清真寺成立董事会。李先生出于同教人，且对上海穆斯林社团建立总董事会这样的宗教组织赞美不已，慷慨答应每年捐助清真学堂五十银元，清真义地管理费十银元，并允诺担任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名誉董事。《赞李子衡君乐助学费、坟捐纪念》，《董事会志》，第67-68页。他这样的赞助公益热忱精神和提倡宗教教育的美好心愿成为上海伊斯兰教界的佳话。
如果穆斯林士绅是这样热心宗教，穆斯林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在清真寺董事会成立后，大家讨论的当务之急是整顿清真学堂，扩充学生名额以发展宗教教育。但由于经费短缺，这一心愿难以实现。此时蒋森书先生获悉学务情形的难处后，他首先考虑教员人数不足，因此愿意捐助英文教师一名的工资，每月三十银元；中文教师一名的工资，每月二十银元。总计一年捐助教师的薪水大洋六百元，款分两次分别汇寄给清真寺董事会。《赞蒋森书君乐助学费纪念》，《董事会志》，第69-70页。另一知识分子名叫伍石卿即伍特公的，他曾在南洋公学和复旦公学学习过，英文知识非常好，在《申报》任英文编译员。哈宝信主编：《上海民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77页。他见英文教员紧缺，因此自愿到清真两等小学堂教习英语，并将任教的薪水一百银元慨然捐助学校，自己履行了义务教书的职责。《劝捐兴学集会序》，《董事会志》，第22页。这位伍先生还配合马坚先生和沙善余先生翻译《古兰经》，他认真仔细地参照了英文版的《古兰经》。
在热心社团的公益事业方面，连一般的穆斯林群众都能竭尽全力支持。比如出身贫寒的马春山老人，他在做小生意上偶尔获得一些薄利就立即捐助清真寺的学堂学费五银元，捐助坟地基金二银元，当清真寺安装电汽风扇时又捐资二十五银元。《赞马春山君乐助公益纪念》，《董事会志》，第75页。这种以清真寺为家、以伊斯兰教门为先的态度是社团成功的写照。
甚至穆斯林妇女也不甘落后。蒋星阶的夫人在翻盖清真别墅时一下捐助一千银元，而副总董事、著名古玩字画鉴赏家哈少夫的夫人在病逝前也遗下积蓄五百银元作为善举之用捐助给清真寺。《赞蒋星阶君翻盖清真别墅缘起》，《董事会志》，第71-72页。抵抗日本侵略者而战死沙场的民族英雄左宝贵的家属、总董事马廷树的妹妹马桐华（民族英雄左宝贵的儿媳妇）在上海度晚年时，听说清真寺要刻印《董事会志》时，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的金釵换成五十大洋捐给清真寺作为刻书之经费。《左忠壮公家属乐助刻书赞记》，《董事会志》，第53-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