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建立在政权频繁更替的五代之际，因而其着眼点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将领的兵权时，就鼓励他们“选择好大量土地房屋，为子孙存续永远不可动之业”。对整个地主阶级，朝廷也都默许其买卖土地。宋太祖曾自嘲道：“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家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朝廷采取不抑制兼并政策，田赋、商税不断减少，官员是享有免税特权的，其大肆兼并势必直接影响国家的税收。因此，真宗时恢复了职田制度，各级官员的职田都免交赋税。当时全国18路，共有职田234万多亩。到乾兴年间，官吏职田竟然达“天下土地的一半”。同时，他们还依靠“择便好田宅市之”的特权，大肆兼并土地，而且很少交税。大官僚种放，将其家终南山周围200余里的土地全部圈为己有，还在长安“大肆置办良田，每年获利甚厚”。这样就使得“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不得不窘乏”。宋真宗亦曾说：“人言天下税不均，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
财政管理混乱，又加剧了国家的“积贫”。财政主管官员——三司使的权力被夺，人为地制造了财政管理的混乱。“准备边防的经费，乃是三司使得职责，近来委托给转运使，使得出入盈虚之数，三司使不能知道详情。”不仅如此，这些财政官员中，很大一部分还都是庸碌之人，他们根本不考虑如何为国家济世理财，只知道消磨时光、享乐岁月。真宗初年“取天下户籍，户部不知其数，乃考其盈虚，又称之失簿书”。这样的管家，在历史上甚为罕见。
对此，真宗不得不下令以后由三司掌管簿书，不得遗失，每年还要奏报前一年的钱谷之数。但腐败的政局、多年的陋习，并非是一纸诏书所能扭转得了的。第二年又有“议者言辇下库务，其数逾百三十，出纳或至因循，三司簿领繁多，不能案视”。为此，真宗又特设宫苑使刘承、龙图阁待制戚纶为都大提举诸司库务，让他二人监督京城的储蓄受给状况、访案官员是否贪污受贿以及复验三司出纳之事等。
尽管如此，北宋的财政管理并未有根本的转变，景佑年间曾想查阅咸平、景德年间的簿书，却无从查找。入不敷出的英宗年代，京师的富国粮仓竟只有18万石大米毁坏。可见，这些财政官员们根本不晓得“出入多少和所蓄之数”。上行下效，“州县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尽出”，“赋税不均，上下相蒙，积习成弊”。据记载，至道末年，赋税收入总额大约是7090万；但到了土地人口均增加的30年后的天禧五年（公元1027年），全国赋税收入总额却降到了640余万。皇祐年间（1049-1053年），垦田数量也比景德年间（1004-1007年）增加了40余万余亩，岁入谷物反而减少了70多万石。各级官吏不仅不能忠于职守，改变税收日减的严重状况，而且还层层盘剥，使“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由此看来，北宋在财政管理上并没有一套较为健全的制度与相应的制约措施，再加之“用非其人，坐致匮乏”，加剧了北宋积贫之势。
还有一点就是皇帝的性格，也使得北宋出现“积贫积弱”。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说：“造就政治家的，决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性格。”这就是说，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的性格与社会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真宗可说是昏庸懦弱，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庸将奸臣，尤其是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被时人称之为“五鬼”；而功盖群臣的寇准、良将石普等人，却遭到排挤。这些奸臣怂恿真宗毫无限制地挥霍民脂民膏。仁宗贪图享乐，迷恋声乐美女，奢侈腐化达到惊人的程度，一次祭享就用一万两千万贯。在这种情况下又雪上加霜。北宋自澶渊之盟后，每年要向辽输银10万两、绢25万匹。后来又增加银10万两、绢15万匹。还向西夏输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
正是由于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仁宗赵祯的近百年间，北宋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始终不能安定，围绕着统治权力的斗争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历代皇帝都尤为清楚“为天子亦大艰难”的道理，防范“内患”的意识不可能被淡化，只会增强。因此，便对官僚、军队，乃至皇亲国戚，一律采取限制和缩小权力的措施。反映在政权上，具体体现在分割各级官吏权力，收缴地方政、财、兵权，内外相制、上下相维，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从而导致北宋社会出现严重的“三冗”问题，最终形成“积贫积弱”的现象。
而当一个朝代的痼疾无法让忠臣们忍受的时候，革新这面大旗就会被人高高举起。于是，才有后来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出现。
§§§第五节 花石纲与李师师
“纲”的起源相当早，唐玄宗时，江淮转运使刘宴首创漕运的“纲运之法”，以十船为“一纲”。到宋徽宗赵佶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纲的各种不同说法就多起来了，如运税粮的叫“粮饷纲”，从各地直运宫城的叫“直达纲”，专门供奉皇帝挥霍的叫“御前纲”。而花石纲就是宋徽宗最大的一种“御前纲”。
宋徽宗是个出名的浪荡子，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事，专门寻欢作乐。他身边有个心腹宦官童贯，迎合他的心意，替他搜罗书画珍宝供他赏玩。有一次童贯到苏州一带去搜集书画珍宝，有个不得志的官员蔡京想投靠童贯，每天陪着童贯鬼混，还把他自己书写的屏风扇面等送给童贯。童贯得到蔡京的好处，把这些书画马上送到东京，并且捎话给宋徽宗，说他物色到一个少有的人才。？
蔡京到了东京，又拉了一帮子人替他活动。有个官员对宋徽宗说：“推行新法是件大事，朝臣中是没有人能帮助办好这件事的。如果陛下要继承神宗的遗志，非用蔡京不可。”那个官员还画了一幅图献给宋徽宗，图表上列了大批朝臣名字，把保守派写在右面，把变法派写在左边。右边的名字都是当朝大臣，但左边的名单只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就是蔡京。宋徽宗看了，满心欢喜，马上决定让蔡京当宰相。蔡京一上台，就打起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或是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称做元祐奸党，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这样一来，一些正直的官员就全部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了。至于王安石制定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就完全变了样。像免役法本来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蔡京一伙却不断增加雇役的税收，变成敲榨人民的手段。
宋徽宗和蔡京又迷信道士，大造道观。有个道士叫林灵素，在宋徽宗面前胡吹说：天上有九霄，最高一层叫神霄，神霄宫有个玉清王，是上帝长子。宋徽宗就是上帝长子下凡。神霄官还有仙官八百，蔡京、童贯就是仙官再世。这一番胡言乱语，居然把宋徽宗哄得心花怒放，天天请大批道士在宫中讲道。道士们还给宋徽宗献了个称号，叫“教主道君皇帝”。这一来，皇帝就成为道士头子了。
宋徽宗尽情追求享乐腐朽的生活。童贯替他在苏州、杭州两地征用几千名匠，每天制作象牙、牛角、金银、竹藤的雕刻或织绣品，供他玩赏。所有制作材料，一律向百姓搜刮。日子一久，宋徽宗对那些玩艺儿腻了，想找一些奇草、怪石来换换口味。蔡京、童贯为了讨好宋徽宗，派了一个二流子朱勔，在苏州办了一个“应奉局”，搜罗花石。朱勔手下养了一批差官，专门管这件事。听说哪个老百姓家有块石块或者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差官就带了兵士闯进那家，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如果有半点损坏，就要被派个“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有的人家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兵士们就把那家的房子拆掉，墙壁毁了。那些差官、兵士乘机敲榨勒索，被征花石的人家，往往被闹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
朱勔把搜刮来的花石，用大批船只运送到东京。运送的船只不够，就截劫运粮的船和商船，把船上货物倒掉，装运花石。这大批船只自然还要征用大量民伕。于是船只在江河里穿梭似地来往，民伕们为运送花石日夜奔忙。这种运送的队伍叫做“花石纲”。
花石纲一到东京，宋徽宗见了，果然高兴，给朱勔加官升职。花石纲越来越多，朱勔的官也越做越大。一些达官贵人，纷纷向朱勔示好。人们把朱勔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称作“东南小朝廷”，可见朱勔权力之大了。
花石纲的耗费“类以亿巨万计”，它迫使广大农民丧家失业，鬻卖子女，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起来。正如方腊说：“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不堪。”农民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了东南6州52县。花石纲才被迫暂告中断。以欺骗农民阶级和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的政治需要为出发点，刽子手童贯代替宋徽宗下了一道假的“罪已诏”，撤罢了朱勔的官职和苏杭应奉局。但是方腊农民起义军刚一失败，朱勔就复了官，“苏杭应奉局”立即重新开张。更加疯狂的掠夺，变本加厉的剥削，一直延续到赵佶当皇帝终了。
徽宗皇帝另一件为世人所熟知的事情，莫过于他与一代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了。宋徽宗17岁成婚，发妻为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封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梳妆打扮，更不会取悦宋徽宗，因此名义上是正宫皇后，其实并不得宠。此时，宋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女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都生得眉清目秀，善于言辞。宋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女陪侍。二女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宋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等到宋徽宗即位，便乐得做个人情，将郑、王二女赐给他。宋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史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因而，宋徽宗更偏爱郑氏，还多次写情词艳曲赐给郑氏。这些词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后，宋徽宗便册封郑氏为皇后。
宋徽宗好女色，后宫嫔妃如云，当时受宠爱的除了郑、王二女之外，还有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也都因为貌美而为宋徽宗所喜爱。其中尤以刘贵妃颇多韵事。她出身寒微，因容貌出色，入宫即得到宠幸，由才人连升七级而至贵妃，可谓是一步登天。然而，好景不长，刘贵妃得到贵妃名号后不久便病死。她曾经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颇为喜爱。有一天，刘贵妃突然抚摸着芭蕉，很伤感地说：“等这些芭蕉长大了，恐怕我也看不到了。”一旁的内侍听到后觉得此话不祥，便告知了宋徽宗，宋徽宗并没有当回事。不料过了两天，刘贵妃便病重卧床，宋徽宗闻讯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经撒手而去。宋徽宗悲痛不已，特为刘贵妃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并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命乐府谱曲奏唱，以此来寄托哀思。
内侍杨戬见宋徽宗经常因思念刘贵妃而伤感，便夸耀另一名女子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当年的王昭君。宋徽宗十分好奇，立即将其召入宫中。刘氏出身卑贱，本为酒家女，但长得艳丽动人。宋徽宗一见之下，立即大加宠爱，将丧妃之痛全然忘到了脑后。刘氏不但善于逢迎，还极善装饰打扮，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相当新潮时尚。刘氏自己设计衣服，每件衣服款式新颖别致，装扮起来格外出众。不但宋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的女子也竞相仿效。宋徽宗宠幸的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为其画像，供奉在神霄帝君左侧。
尽管后宫佳丽如云，但日子久了，宋徽宗就觉得后宫之中尽是刻意造作之态，索然无味，便想到宫外寻找刺激。当时京师有名妓李师师，艳冠汴京。
李师师本是汴京城内染房人家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3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亢嘹亮，声震屋瓦。那老僧合十赞道：“这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做“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李师师4岁时，父亲因罪入狱，病死狱中，她无依无靠，只好进入娼籍李家。长成后，因色艺双全，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且慷慨有侠名，有“飞将军”和“红妆季布”的称号。天下人上至朝廷命官、王孙公子之流，下到文人雅士、三山五岳之辈，无不以一登其门为荣耀。
宋徽宗听说李师师的大名后，十分仰慕，便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方便寻欢作乐，宋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负责皇帝出行事宜。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负责帮宋徽宗圆谎：如果宋徽宗因淫乐当日不能上朝，就说宋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仍未回宫，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
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什么光彩之事，所以宋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但皇帝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还是很快传开了，不过无人敢过问而已。宋徽宗自以为做得机密，更加频繁地外出私会。只有秘书省正字曹辅实在看不过眼，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宋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宋徽宗看后勃然大怒，但又不好意思亲自处置曹辅，于是命王黼等人处理此事。王黼为宋徽宗心腹，还亲自引领宋徽宗去过李师师家，自然领会宋徽宗的意思，贬斥曹辅出朝，从此，徽宗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就成了一个禁忌，再无人敢问津了。
宋徽宗赵佶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有名的昏君。他的品行，正如《水浒传》里所描述的那样：“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在治国上，他昏庸腐朽，重用奸邪，实属庸碌之才；在外交上，他软弱无能，屈辱忍让，最后当了俘虏；在生活上，他挥霍无度，穷奢极欲，这些在《水浒传》里都是有所表述的。
其实，宋徽宗赵佶倒也不完全像《水浒传》里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他是个颇为有名的画家、书法家。在发展美术事业方面，他是有成就和贡献的。他创造的“瘦金书”，颇得书法家重视，用这种字体书写的崇宁大观等钱币是收藏家至爱的珍品。
中国人有句俗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宋徽宗"生性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是宰相章淳曾告诫向太后所说的。果然，在宋徽宗统治时代，轻佻治国，大兴土木，以满足他的享受，倦于政事，加上官僚集团趁机大发横财，把北宋江山断送给北方的大金。其实，如果宋徽宗不作皇帝，他会是一个很成功的艺术家。可惜，可悲，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