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不如人愿。淳化三年（992）十一月，赵元僖早朝回府，便觉得身体不适，不久便去世了。太宗极为悲伤，罢朝五日，赠皇太子，并写下《思亡子诗》。元僖之死，据传是其侍妾张氏下毒所致。元僖不喜正妻李氏，宠爱张氏。张氏欲下毒杀害李夫人，但误毒死元僖。张氏恃宠骄横，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捶死者，但元僖并不知情。张氏又逾越制度葬其父母。太宗后来探知其事，大怒，遣使按问。张氏自缢身亡，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其父母坟墓亦被毁去。太宗又下诏停止元僖的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元僖本得太宗喜爱，又与宰相交好，朝中还有不少大臣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太宗所厌，实是可叹。
赵元佐被废，赵元僖暴死，储位空缺，冯拯等人上疏请早立太子。这是个敏感问题，太宗正为此心烦，便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没有人再敢议论继承问题。不过，太宗本人被箭伤所扰，也知该早立储君，便就此私下询问寇准。在寇准的支持下，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
太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京师之人见到太子都欢呼道：“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得知后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皇帝尚在世，太子如此深得人心，自然为皇帝所忌。有哪个皇帝不想权力为自己所操控呢？况且早在安史之乱中，太子李亨遥拜唐玄宗为太上皇而自立为帝。尤其是五代以来，子侄逼宫之事更是史不绝书。因此，太宗心中自然不痛快。幸得寇准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太宗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太宗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
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李皇后与宦官王继恩等人企图撇开太子赵恒，另立赵元佐为帝，幸得“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处置得当，才得以保证赵恒登基为帝，便是后来的宋真宗。太宗的去世，标志着宋朝开创局面的结束，守成时代的到来。
976年，赵匡胤崩。关于太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因饮酒过度而暴死，有的说是因腹下肿疮发作而病亡。更普遍的一种看法则认为，太祖之死与太宗有很大的关系。
按常理推论，似乎自然死亡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在杜太后降下钧旨以后，赵匡胤已命赵普拟了传位诏书，并“藏之金匮”，赵光义是笃定要继兄位登大宝的，根本没有必要搞谋杀。究竟真相如何，由于史料阙如，至今还不很清楚，但有一点肯定，就是太宗在掩饰太祖死因上做了大量工作，太宗朝所修撰的《太祖实录》历经三次而无成，虽然已篡改和掩盖了大量的真象，太宗还是不满意。太宗对《太祖实录》异乎寻常的关注，也足以说明太宗非正常继位的奥妙，而“烛影斧声”也就成了千古之谜。然而太宗的一些做法，已的确让人值得怀疑。太宗赵光义不等到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新君即位，常例是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可是赵光义把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这就是打破常规了。如此迫不及待，只有一个解释：抢先为自己“正名”。是不是他心里有鬼？
逼杀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当时已30岁），赵匡胤幼子赵德芳（仅26岁）也神秘地暴病身亡。赵匡胤的遗孀死后，赵光义不按皇后礼仪发丧。这些都是偶然的？
最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赵光义的子孙后代却相信他的老祖宗“弑兄篡位”的说法，把皇位又传给了赵匡胤的后代。这里说的是宋高宗赵构传位的事。
据说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贬责。忽然有一天，他又改变主意，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的“烛光剑影”的全部惊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慎，并且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经有187年了。这恰恰说明，太宗继位的确有许多疑点。姑且不论太宗是否毒杀太祖，是否编造“金匮之盟”，这种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方式，与传统的父子相传相比，可谓名不正，言不顺。
然而，如果从赵宋王朝历代帝王的寿命来看，似乎都不长命。于是，当今的史家从家族病史的视角，诠释出了赵匡胤死因的真相：他是病死的，而他的弟弟并没有弑兄篡位。只是，在个人私欲膨胀后，忘记了兄弟相传的约定。于是，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可作谈资的轶事。
§§§第三节 三冗积贫（上）
在人们眼中，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军事上的弱小，是为积弱。北宋对辽、夏等北方和西北地区统治者，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白银、数十万绢帛以及大量其他物品的代价换取和平。所谓的“积贫”，是指宋仁宗庆历初年以后出现的财政危机。“三冗”，指的是冗官、冗兵、冗费。
一个政权的政策，必然受其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长久的国策，更是如此。据史料记载，宋代社会生产力较前已有显著提高。除了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区农耕技术还停顿在“刀耕火种”阶段，其它广大地区，由于各地农作物的交流推广和优良品种（占城稻、天竺绿豆等）的选用，以及农具和耕作技术的改善，农业生产都有了发展，亩产提高到2石左右。特别在长江、钱塘江、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地区。由于铁犁的改进，和五代遗留下的较完备的水利灌溉系统，农业生产能力突破了原先的发展水平，亩产达到3石。因而，“苏、湖、常、秀”也就取得了“国之仓庾”的称号。可是，很多民户只有一小块土地甚至没有土地，而大地主则大量兼并，隐瞒土地，造成登记在国家版籍中的垦田大量减少，加上每年对外的支出，这必然导致国家财政陷于极度困难的境地。
首先来说“冗兵”。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就以“守内虚外”为立国的原则。宋初大约有22万禁军，仅驻在京师开封的就有10万之多，另外一半则分驻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内重外轻之势。太祖剥夺高级将领的军权，以“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一些开国元勋、高级将领的权力夺回，“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任命资历较浅的、容易驾驭之辈担任禁军将领。太祖对其还是存有戒心，下令“殿前，侍卫诸军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中军骁勇者自为牙队”。乾德四年（966），曾拥戴过他夺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韩重斌，因“私取亲兵为腹心”，犯了大忌，险些被处死；后由于赵普的谏阻，才允许其出任彰德军节度使。天下的士兵，收归枢密院掌管，有发兵之权。京畿重地的统兵之权，由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三帅掌管，而没有发兵之权。遇有战事，统兵的大将往往临时委派，以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和避免将兵之间结成“亲党胶固”的关系。对于地方军队，则采取“更戍法”。这样虽有效地防止了地方的叛乱和割据，却严重损伤了军队战斗力，将帅与士兵的频繁调动之中，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特别是西北边陲的将帅，一年间换三、五人，使军队“失于训练，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每当打仗时出师数万人，就将生杀存亡大权，在仓卒之间授予将领。作为统帅乃是临时受命，所统辖皆是非平常训练的士兵，使得三军将士不知究竟有谁，士兵不敢仰视将领。因此，在战场上首尾不能相顾，号令不能相通，所以多尝败绩。而想要让士兵与将帅共生死同进退，攻城掠地连战连捷，可是难于上青天呢！
在军事上所推行的这一整套措施，虽达到了防范武人跋扈擅权的预期目的，但却造就了一支冗弱的军队。另外，统治者继续采取文臣治军的措施。在北宋掌兵的最高机构枢密院中，担任长官的，大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太宗一朝共有35员，真宗朝有44员，仁宗甚至朝达到77员之多，基本上占到担任长官人数的六成以上。狄青是北宋著名的武将，在升任枢密使后，尽管忠心耿耿，但仍遭到猛烈的排挤。这是因为不遵守祖宗之成规，武将不能任职枢密院。最后，狄青被逐出朝廷，忧愤而死。宦官作为监军却始终不断。北宋初年名将郭进，个性刚烈、战功卓著，而监军田钦祚却对其横加指责，最后郭进不能忍受，遂自缢而死。名将杨业同样是由于监军刘文裕所迫，铤而走险，以身殉国。每当有战事发生，统治者总要多方限制武将的权利，打仗前要亲授阵图，令将帅按图行事，结果以深宫之内事先画好的阵图，去指挥千里之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则损兵折将、屡屡败北必成定局。
宋太祖采取了饥年募兵之策。他认为，灾荒之年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流离失所的灾民招募为士兵，从而防止他们发动暴乱，四处盗窃，危害国家统治。这种做法使军队成了难民收容所，不仅兵额扩大，且战斗力极弱。这样的兵源使军队整体战斗力削弱，范镇曾指出：“现在河北、河东养兵有30余万之多，就这30余万中，有一半皆是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到敌人则立刻溃散败亡。”宋太宗时期，张洎就针对当时“分师而驻守，列壁相望”的状况，提出“聚集河朔之兵，缘边建立三大镇，各统辖十万之众，鼎据而守”的建议，但这一主张没有被接受。尽管后来西北边防形势吃紧，统治者们也不允许配备更多的军队。真宗曾告诫辅臣，“天下的州郡士兵不可太多太强大，必须防患于未然。”仁宗时，兵源素质日益下降，御史唐介奏道：“比起往年所招募的禁军，多是幼小瘦弱，竟不能穿上铠甲。”据记载，到宋仁宗时期，京师的兵力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开封府地界驻有禁军34万人，而同时期的河北有12万人，河东有8万人，陕西有16万人。而且，西北边境的军队，又是分散在5路、24州军和几百个堡塞之中，结果是每当与辽或西夏的军队交锋时，北宋便常常处于绝对的劣势。
如前所述，北宋的灾荒年募兵是以防盗为主，一遇灾年便无休止的招募士兵，根本没有数额上的限量，所以北宋军队数量不断膨胀。据统计，在开宝年间（968—976），全国拥有兵籍的总人数有37万8千人，而禁军中的马、步两军有19万3千人；至道年间（995—997）时，有军队66万6千人，天禧年间（1017—1021）时为91万2千人；而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全国兵籍则达到125万9千人，其中禁军的马、步两军有82万6千人之多。我们不难看出：从公元968年到1041年短短的73年中，北宋军队增长了3.3倍，其中归北宋中央直接掌握的禁军增长4.2倍。如果从宋太宗统一之后算起，则短短46年间，北宋军队增长了2倍，禁军增长了2.2倍，可见军费开支十分惊人。神宗时期的枢密院副使富弼根据建国80年间的军费开支状况，曾指出：“自建国以来每年的财政收入，有十分之八九都被用来赡养军队。”三司使蔡襄依据仁宗末年状况，也曾指出“臣已一岁来计算计，天下收入不过缗钱6000万，而养兵之费约有5000万。是天下财帛的六分之五多，五分用来养兵，一分用给郊庙之祭祀、国家之费，国家凭什么不穷呢？百姓怎么会不穷困呢？”北宋用倾国之力供养这庞大的军队，积贫之势不可扭转。
§§§第四节 三冗积贫（下）
北宋建立后，针对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宋太祖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封建统治。为分割宰相之权，北宋中枢实行文武分治，号称“二府”，文职事务归中书省由宰相办理，军事政令则由枢密使执掌。宰相与枢密使分别奏疏，互不相知，以便皇帝直接控制政权与军权。同时，为防止宰相擅权，还设置了副相，名为参知政事，以图牵制。
随着北宋统一战争的推进，五代十国各政权的许多官职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大批旧官吏被留用，同时又增设了大批的新官职。所以形成了北宋官、职、差遣三种官员并存的独特的官僚体制。
官是指沿袭下来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等官员，他们除非有官家的特别旨意，是不管本司事务的。职指殿阁职称，如集贤殿学士、龙图阁学士，他们一般只享有一些荣誉头衔或封号，并凭此领取俸禄与津贴，没有实权。
差遣则是政府派遣的手握实权的新贵，即实际管事的官。而且，官员不问有无才能，都是按年资升迁。这种推行官职分离的政策，无论是北宋的中央官制，还是地方的官制，都是如此。地方官中，由中央政府派遣的知州、通判等官握有一方大权，原来有的大量旧官职，如节度使、防御使、转运使、常平使等等，依然存在。与此同时，朝廷还广开仕途，采取科举、荫补等措施，尽量将更多的士人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试图扩大统治基础，将种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后世统治者承袭了太祖采取一切办法来扩大统治基础的做法，北宋科举取士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唐代科举进士一科每年不过取仕30余人，而太宗时期曾一次取数百人；仁宗一朝，共取进士4千余人，诸科5千多人。北宋恩荫之广，也是其它朝代无法比拟的。一般朝代只荫及子孙，北宋荫官不仅荫子、荫孙，而且还荫及前代、荫及故臣，有的一家荫官多至一、二十人。其它各种入仕之途，北宋也都“大开绿灯”。清代史学家赵翼曾分析道：“宋开国之初，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官僚队伍空前庞大。据记载，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1万余员，仁宗皇年间（1049—1054）多达2万余员。
这些官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耗费了巨额经费。有人曾总结：“仁宗时每年收入3900万，官俸支出占三分之一；英宗时，每年收入4400万，官俸支出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时，每年收入5060万，全部作为官俸尚不能维持。”官俸开支已是开国时的80倍。另外，许多官员还代表大商人的利益，要求朝廷放宽对茶、盐、矾等的专卖。自仁宗天圣八年起，解盐实行通商，当年朝廷收入就减少了9万贯，以后每年损耗200多万贯。可见，北宋冗官的泛滥，不仅使养官冗费不断增加，而且还使国家财源日益困顿，直接导致了积贫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