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铁鹰
中世纪，当欧洲任何一家图书馆的藏书都不到500种的时候，阿拉伯帝国任何一家公立或私立图书馆的藏书均已超过1万种”（1）。这是曾于上世纪末担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中心中东部主任的奥列加·伊基姆什金教授，在谈及历史上穆斯林学者以“书”的形态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时，进行的一种简单明了而又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方比较”。书籍是历史的最重要载体之一。这位俄罗斯著名阿拉伯学专家的话，或许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意识到“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说，从8世纪中叶到13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阿拉伯人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之源泉的主要担当者”（2）。
实际上今天人们统而言之的伊斯兰古籍是指两种“书”，一是抄本或曰写本，一是近代经后人校勘发行的出版物，而后者不过是前者之中很小一部分。伊斯兰古籍中，尽管也包括波斯等其他语种的著作，但毫无疑问阿拉伯语的占绝大多数，不论作者是否为阿拉伯人，只要使用阿拉伯语，后世学者一般都称之为阿拉伯古籍。本文中阿拉伯抄本专指阿拉伯语抄本，伊斯兰抄本则包括其他语种。据专家统计，从公元7世纪至19世纪的各个历史时期，伊斯兰世界总共“生产”抄本500万种左右。其中叙利亚、埃及、伊拉克、西班牙、伊朗、阿富汗、土耳其和中亚伊斯兰诸国各生产约50万种，阿拉伯半岛、北非和印度各生产约20万种。经过1000多年历史涤荡和自然侵蚀，在经历无数次大小战争和各种名目的“毁书运动”之后，留存至今的伊斯兰抄本仅为63万种。鉴于存世抄本中的2/3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产物，真正属于广义之中世纪抄本只有不到20万种。
一、阿拉伯人与抄本
尽管阿拉伯人在贾希利叶时期（47）5—622年）或更早，就已了解并掌握了书写艺术，“但阿拉伯书写文化的真正创立与兴起是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后”（3）。630年至750年这一时期，阿拉伯人为自己的书写文化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日后创造辉煌的起点。8世纪阿拉伯人已有很多宗教、文学和历史著作问世，进入9世纪其著作已达数百种，可惜的是这些古代抄本留存至今的极其稀少。《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典，成为穆斯林诵读、录写最多的书，其早期抄本除了自身的宗教意义外，还对阿拉伯语言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直接反映出各时期阿拉伯语书写艺术的衍变过程。伊斯兰教发展初期，书法家们始终将抄写《古兰经》当作第一要务，抄本的数量较多。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年教法学家们曾经对包括《古兰经》在内的各种抄本的买卖是否合法展开讨论。考虑到民众对抄本的需求、抄本数量的增加和抄本内容的多种多样，他们最终允许了这种交易。故此，8世纪时抄本的买卖在阿拉伯帝国各地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并随之成为一种繁荣的贸易活动。
阿拉伯人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好奇心的民族，伊斯兰教创立后，先知穆罕默德更是引导穆斯林求知向学，相关的圣训有很多。一时间，求知求学在阿拉伯帝国各地蔚然成风。对此，纳忠先生曾有这样的描述:“在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巴格达，纸店和书店林立，盛况空前。学者们争先恐后地拥向书店，搜寻书籍。他们在书店里埋首阅读，流连忘返，甚至在书店通宵达旦，阅读不息。”（4）毋庸置疑，阿拉伯人对学习、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追求，使得图书也就是抄本贸易更加兴盛起来。
阿拉伯人对出售抄本和书写用品的商人有多种称谓，比如:戴拉勒（dala，l经纪人或拍卖人）、希木萨尔（simsar，掮客）、库图比（kutub，i书商）、沃拉基（waraq，纸商）。后者即纸商的经营范围和规模比较大，他们通常是在自己专属的工作室制作抄本，然后拿到自家店铺展售。所以他们被认为是该行当里最为精明的专业人士。不过自8世纪到13世纪，阿拉伯的纸店不仅是交易场所，而且还是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等各界知识精英的聚会之地。他们时常光顾纸店，浏览最新的抄本，购买自己看中的书籍，或者委托纸商代为誊写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他们相互间切磋业术、探讨学问、交流思想，使这些店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沙龙”。或许正是因为历史上纸商在制作抄本和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当今阿拉伯最知名的、也是人们访问最多的阿拉伯古籍网站就叫做:www.waraq.com。
最初的抄本使用的是纸草纸（bardi）和羊皮纸（riqq），后者的原料除了绵羊、山羊和羚羊皮外，也包括牛犊皮。羊皮纸相对来讲原料少造价高，因此人们只是在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用它来抄录一些《古兰经》中的章节。至于古埃及人发明的纸草纸，阿拉伯人早在贾希利叶时期便已开始使用，伊斯兰教诞生后的200年间，这种纸一直被用于信函和文件的书写。当年纸草纸是论卷儿出售的，每卷儿长约15米，也可按顾客的要求裁剪。8世纪中叶，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帝国，大大降低了纸张成本，为阿拉伯书写文化特别是抄本的制作和普及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为了阿拉伯书写文化特别是抄本的制作和普及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乃至对整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需要一提的是，这种造纸新技术为阿拉伯人所掌握的时间，正值阿拉伯历史上最昌盛的阿巴斯王朝初建时期，在随后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和“五百年黄金时代”中，“中国纸”以其成本低廉、制作简单和运输方便等特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再者，中国纸的出现也使大开本、多卷册的抄本制作成为可能，在阿拉伯—伊斯兰抄本发展史上写下浓重一笔。
随着学者与民众购买书籍需求的日益增加，誊写并制作抄本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从业者大都是技艺娴熟的书法家，一般人很难进入这一行当。誊写者不仅写字速度要快，而且字迹要清晰、书法要漂亮，同时还需要细心和耐心。通常一个誊写者每天可以抄160至210句诗，或是50至100行散文。有学者考证，当年一册抄本平均售价为一个金币，也有学者说，一本最普通的书售价为10个银币（约合半个金币），而一本制作考究的书差不多卖100个银币。这样算下来，一个誊写者的月收入大概是一个金币。有些书法精湛的誊写者被当地统治者或富豪高薪雇用，他们制作出的少量上好抄本不在市场出售。
后期抄本的装帧越来越讲究，开始用金墨水或彩色墨水描绘的几何图案作为装潢，学术书籍附有各种示意图，13至17世纪的抄本中则常见那种被称为“穆奈木奈木”（munam—nam）的、以细腻工笔点刻或点画的、专门用于抄本装饰的插图。此时的抄本制作已不是一个誊写者单独可以完成的了，于是制作抄本的家庭作坊纷纷出现。一位古代阿拉伯学者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下这样的抄本生产活动场景:在阿拉伯帝国某地，不识字的文盲妇女也在一笔一画地做着誊写工作，而这只是其家庭分工的一部分，一般的情况是:妻子负责“抄写”，丈夫绘制“穆奈木奈木”，女儿添加花纹图案装饰，儿子最后制作封面并装订成册。尚须一提的是，当年的清真寺多设有学校，校内有图书馆，为鼓励穆斯林求知学习，教长们允许普通百姓抄录所藏书籍，并免费提供全部书写用品。
尽管自16世纪起，从内涵或内容角度看，各种抄本的水平已然大大降低，但伊斯兰抄本艺术的整体衰落是以“穆斯林波斯最光荣的土著王朝”（5）萨法威王朝（15）02—1736年）的崩溃为起点的。此后在18世纪末期政治形势稍微稳定之后，虽然伊斯法罕学派和克什米尔学派曾一度振兴抄本艺术，但伴随着19世纪印刷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伊斯兰抄本渐次被机器印制的书籍所取代，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今天，阿拉伯人正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主体之——古籍抄本，他们有时甚至就以“文化遗产”代指这些抄本。同时，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的有识之士也慷慨解囊，不惜高价频频回购本属于自己民族的珍稀抄本。伊斯兰抄本少则几页多则几千页，自然以所谓孤本最为珍贵，其次为作者亲笔写本，至于大多数复本或摹本，则要视抄写者是否为著名书法家，以及抄本时间早晚、装帧精美程度、纸张和墨水质量等因素来衡量其价值。一般说来，研究者看重抄本的学术含量，而在国际拍卖市场上，附有彩绘的抄本往往更受买家青睐。目前古代伊斯兰抄本价值不菲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除了宗教与学术的精神价值外，作为文献或文物也具有物质价值。一部早期装帧精美的《古兰经》抄本，价格有时达30万英镑以上，而去年伦敦索斯比拍卖行更以15000英镑的价格，成功拍出一页在西班牙发现、属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用金和深蓝两种颜色抄于浅蓝色纸上的《古兰经》。至于阿拉伯古代学术经典，例如伊本·西那著名的《医典》，仅其中第五卷抄本便以10万英镑的价格成交。
不过，在西方拍卖市场上经常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就是每当拍卖伊斯兰抄本时，只要有阿拉伯国家文献图书机构或海湾国家人士竞买，其价格必一路攀升，致使阿拉伯人要付出比估价高出许多的价格购回本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或许这一现象也说不上奇怪，联想到先前被西方人或明目张胆掠走的、或偷偷摸摸“发掘”走的、或以极其低廉价格买走的古代伊斯兰抄本，联想到与阿拉伯人有着共同命运和遭遇的中国人，要花高于估价几倍的钱才能在国际拍卖市场购得本民族的文物，比如被八国联军明火执仗抢去的圆明园文物……真让人对古今某些西方人的“文明程度”之高，叹为观止！
二、西方的“移民抄本”
阿拉伯学者将300多年来流失海外（主要为欧洲）的伊斯兰抄本称作“移民抄本”。他们大概是想提醒人们两点:一是这些抄本目前不在它们的故乡，二是这些抄本是有祖国的。面对大量流落他乡的抄本，特别是考虑到其中孤本和珍本占相当大比例，阿拉伯人心情矛盾、复杂。一方面，自己的文化遗产被他人所占有，总是一件令人不悦的事情，而不悦之中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悔恨，大量抄本毕竟是西方人从那些愚昧的国民和不争气的政府手中花钱买走的，尽管此类“收购”一直被持公道者认为是一种变相文化掠夺。另一方面，这些伊斯兰抄本辗转流至异国后，基本上受到世界各大博物馆与图书馆较为妥善的保存与保护，而且当阿拉伯国家图书馆利用缩微技术“回收”抄本，或者有关学者借阅它们时，西方人一般不会设置障碍并尽可能提供便利。对此，世界上最是感同身受者，恐怕莫过中国人——只要我们想到“敦煌”二字。
以英国最著名的不列颠图书馆为例，该馆仅阿拉伯语抄本便有15000余种，是欧洲和北美各大图书馆同类藏本最多的。其中包括（数字为册数）:
《古兰经》（32）1），经注学（721），圣训（905），祈祷书（46）7），教义学（14）42），教法学（16）52），苏非派著作（741），传记（666），哲学（889），字典编纂与语言学（886），语法学（886），字典（29）9），阿拉伯诗歌与文学（764），阿拉伯散文（33）0），修辞学（764），历史（51）6），地理（94），艺术与文学辞典（96），音乐与医学（38）3），天文学（29）5），德鲁兹派、巴哈伊教和阿拉伯基督教文学（998），以及魔幻、射箭、驯鹰和释梦等方面著作（6）。
面对这样一份清单，面对自己民族与宗教的文化遗产，面对全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宝藏，阿拉伯人怎能不感慨万端呢。更遑论在这家图书馆所藏阿拉伯抄本中，相当一部分作者的名字，即便是对中国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都是如雷贯耳的。比如:《卡里来和笛木乃》的作者伊本·穆加法，《吝人列传》的作者贾希兹，《历史大全》的作者伊本·艾西尔，《治疗论》的作者伊本·西那，《医学集成》的作者拉齐，等等。至于哈里里的著名韵文集《麦卡玛特》，则堪称镇馆之宝，因为其中美轮美奂的彩色插图风靡全球，甚至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一种标志。此外，对阿拉伯语研究者来说，这里仅《穆希特词典》（一译《词洋》）的抄本便达20种;对古典文学爱好者来说，这里有17世纪以降的《一千零一夜》抄本20余种;对所有穆斯林来说，这里不仅有几乎囊括阿拉伯语所有字体的《古兰经》，还有全世界最古老的《古兰经》之一——8世纪以斜体字抄写的珍本。
该馆收集或“收购”的伊斯兰抄本中尚有波斯语的7000种，乌尔都语的2000种，突厥语的120种，以及从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地搜集的各种抄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馆有一小部分伊斯兰抄本来自中国，由于未见真迹，故不知这些抄本是从中国搞到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抄本，还是汉语伊斯兰抄本，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该馆伊斯兰抄本的积累，与其他西方博物馆、图书馆、学校和研究机构一样，虽然从16世纪或更早就已开始，但大量的收集无不是在19世纪完成的。众所周知，这个世纪是承继东方文明的主要民族和国家积弱至极的时代，战争频仍，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社会动荡，使得千百年来留存本土的古籍抄本迅速外流，至今仍令东方人痛心疾首。而西方人在这个特定时期将搜购到的各种抄本运到他们的国家，不免有乘人之危之嫌。
不列颠图书馆的阿拉伯抄本，只是“移民抄本”中的一小部分，在欧洲各地图书馆里大多藏有此类抄本。早年的东方学研究中心，比如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奥地利的维也纳和西班牙的马德里，特别是荷兰的莱顿等地图书馆都藏有数以千计的同类抄本。即便是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国家图书馆也至少藏有3000种，其中不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珍本。况且我们以上提及的都是较大图书馆，在欧洲同一个城市尚有其他规模不等的中小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和教育科研机构，其中的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藏有阿拉伯抄本。像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这样一个校级图书馆便有阿拉伯抄本460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