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杜维明
现在在全球各地碰到一般所谓的全球化这样一过程，大家都了解这个全球化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程。一般以为全球化和现代化、西化是同根而发的。其实全球化与现代化、西化有许多不同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全球化没有导致同质化。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意味着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出现，也就是多伦多大学致力于传播学研究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教授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地球村”的观念（1）。但是，即使出现了所谓的地球村和人类生命共同体，并且人类希望通过科学技术、交通旅游、信息、各种不同的商业行为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在人类的相互依赖性加强的意愿越来越强的大背景下，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全世界各地，既在发展中国家，也在所谓的发达国家，因为认同的要求，全球化导致了非常明显的多元性和强烈的认同意识。如果要了解这种现象，我就会把认同意识和人的根源性相连，即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论是个人或是群体，都具有一系列自我无法选择的条件和特征，如族群、语言、性别、年龄代、地域。换言之，在什么地域出生、成长，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乃至基本宗教信仰等等人类最基本的纽带，不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消解，反而都加强了。所以全球化一方面是地球村的出现和日益强烈的人类生命共同体意愿的形成，因为生态环保和很多其他的因素与大家休戚相关，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但是另一方面，人的根源性、人的族群、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级和宗教的力量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两者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是对立面的矛盾冲突，其实是互存的。许多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全球化和地方化是一对孪生兄弟，根本就不可能分割，从而提出了一个所谓“全球地方”的观念，不是globalization，而是localization，一方面是global，另一方面是local。现在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和明显。而且现在即使在经济学界，很多学者说一个跨国公司，包括IBM，更不要说像麦当劳（McDonald’s）那样的速食店，能不能达到足够的地方化已成为它们能不能成功实现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假如只想用一套自己的价值和运作方式，而对各地方的文化不闻不问，那你多半注定要失败。一个跨国公司只有对各种不同的地方文化有相当大的敏感度，才能适应全球化的需求，才可能取得不断成功。所以即使从发展策略的角度来说，如何了解多样性，也成为大家关切的重要课题。
1998年联合国通过了伊朗一个提议，将公元2001年确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theYearofDi—aloguea mong Civilizations）。“文明对话”基本上是针对“文明冲突”的观点提出的。“文明冲突”的观点由我的同事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对此我们经过很长的多方思考，我和他也辩论过好多次。大家阅读亨廷顿著作的中文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绮等翻译的）时会注意到，他在序言中讲得非常清楚:提出文明冲突的论点，是要强调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是论述中有很多地方，我和他的观点是不太一致的，这在下文中将会提到。所以全球化和多样性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都为大家所接受。在“文明对话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代表中国的是宋健先生，另外还有代表好多国家和地区的，一共18位成员。第一次会议在维也纳召开，我未能参加，但是后来在都柏林、多哈的活动，我都参加了，并且还参加了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报告的撰写工作。2001年11月11日，联合国第一次让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即我们的每位成员向联合国大会发表五六分钟的有关文明对话的意见，同时把我们所作成的文本分发给各个国家。当时我在中国开会，没法参加。那份报告的第二章是由我来撰写的，题为“全球化与多样性”（Globalizationand Diversity）。这一章的整个结构非常简单，但是要深究其中各个层面的问题，就显得十分复杂。其中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接受全球化和地方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的观点，那么全球化可以导致“地球村”观念的出现，可以导致生命共同体的意愿，但同时也可以导致霸权的宰制。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够逐渐地在合而不同的背景下生存，就需要对话。没有对话，就会出现霸权宰制的现象。尤其需要积极参与对话的应该是在世界上拥有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拥有很多财富、能够得到很多信息和资源的国家，比如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就必须要进入文明对话。假如美国不积极参与文明对话，走单向主义的道路，不仅美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大可质疑，而且美国本国的安全，无论是国防安全还是个人安全，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全球化同时导致了强烈的地方化，也就是强烈的认同意愿。认同意愿是一种根源意识。不管是对自己族群所具有的自豪感，对自己语言的尊重，还是对性别、年龄代的敏感，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对自己所代表的经济阶层、生活条件的全面的照察，对自己的宗教的坚贞信仰，都是人的一种天然的认同感，是世界和平必要的条件。认同感的根源性意义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认同变成了一种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变成一种封闭主义，变成一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或是妄自尊大，那么认同意识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文明的冲突。如果要让认同有强烈的根源意识，有归宿感，而又不具有侵略的排他性，不退化为一种简单的原教旨主义，那么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对话。没有对话，特别是没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对话，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对话，甚至是性别之间的对话，问题就会出现。所以通过对话，全球化能够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通过对话，大家都具有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这一想法和最近经常被引用的费孝通先生的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提法完全一致，即各种不同的文明都“各美其美”（我说我的文明精彩，你说你的文明精彩，他说他的文明精彩，这个本是人之常情），但是最好的是能做到“美人之美”（你对自己的文明是尊重的，你认为它好，但是你对其他的文明也能够欣赏）;进而如果是“美美与共”（大家都能够相互欣赏彼此的文明），那就能达到“天下大合”。要实现这种理想，对话就成为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
在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领域的研究，对话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我参加的很多文明对话大概都是从60年代开始的，比如1969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东西哲学家会议上，就有一位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和道家对话的日本学者井筒俊彦（LzutsuToshihiko）。他的一本著作《苏菲主义和道家》（SufismandTaoism）最早在日本出版，后来在美国出有一个特别的版本（2），至今还引起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基督教和儒学的对话、基督教和佛教的对话、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对话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这个议题不仅在宗教界，而且在比较文化学领域都一直被认为至关重要。德国一位年轻的学者，马丁·布伯（MartinBuber，1878—1965年）的弟子和养子巴梨可夫（FisherBarnikoff）于1969年就提出文明对话的模式，并希望能在德国海德堡建立一个文化研究中心（InstituteforCulturalResearch）。他当时的构想至今还很值得注意，即不同的文明圈应该一律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之下，以和平共存的圆桌会议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当时他认为，人类世界至少有五大文明圈，不同的文明圈之间应该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这些文明圈分别代表北美的、欧洲的、东亚的、伊斯兰文明的乃至于南亚的，后来还增加有非洲的和拉美的以及前苏联的所谓的东正教的世界。他当时的构想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共存的文明对话的模式。从70年代开始，美国宗教界就有关于人类精神性（spiri—tuality）的讨论，一共刊行了有关这一主题的25本书。经过20年的努力，陆续刊行的有伊斯兰教的精神性，有道家的、儒家的、基督教的乃至原住民的一共有25种不同的精神性，大家一起来讨论有关西方的精神文明和东方的精神文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从哈佛请假到夏威夷的东西中心主持文化传播研究所。那时候就把文明对话（DialogueofCivilizations）作为中心文化传播研究所的重点项目，而且从洛克菲勒基金会（RoekefellerFoundation）得到比较大的资金，制定了5年的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是根据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948年提出轴心文明（Axia—AgeCivilizations）的构想而设置的（3）。虽然这个轴心文明的构想的提出距离二战的结束没有几年，但是它却认为人类一两千年来，始终受到几个大的轴心文明的影响。到现在为止，这几个大轴心文明的巨大影响力尚未减弱。不管科学技术如何更新、发达，这些轴心文明依然发挥其功能。这些轴心文明在南亚地区指的是印度教和佛教，甚至还包括耆那教;在中东就是犹太教，以后发展出来的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此外还有希腊的文明再加上中国的儒家、道家。所以现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如果要讨论人类的精神文明，都会谈到这些文明。比如约翰·诺斯（JohnB.Noss），他的一本书以前叫《人的宗教》（Man’sReligions），现在变成《世界的宗教》（AHistoryoftheWorld’sReligions）。《世界的宗教》这本书里讨论七大宗教文明，就是上文提到的印度教、佛教、儒家、道家以及一元神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参加了英国学者沙马先生（ArvindSharma）主持编著的《我们的宗教》（OurReli—gions）一书的撰写工作（4），书中也是主张七大文明，而且编著者意在让每一个文明圈内的人来描述他们自己的文明传统。他邀请了以前在伊朗现在在美国的纳赛尔教授写伊斯兰文明，由我来写有关儒家的内容。另外还请哈维·廓克斯（HarveyCox）教授写有关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内容。由此可见，在宗教界、比较文化学界、人文学界，有关文明对话的讨论进行得非常频繁。
不过现在重视文明对话，对文明对抗、文明冲突的观点作出回应，主要是由于1993年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伊斯兰教有非常大的关系。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实际上是受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Lewis）的影响;路易斯是一位专门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这位犹太学者在伊斯兰历史领域非常有学养，现在在美国影响非常大。但因为是犹太人，他同时对伊斯兰教持有很大的偏见，甚至持有一种抗拒心态。他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WhatWentWrong？）一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5）。他认为，500年前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明是光辉灿烂的，但是这500年以来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颇具惨痛之感，因此产生对西方文明的诸多反击。人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讨论儒学:以前中华民族的文化光辉灿烂，但100多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变得千疮百孔。所以有人说，中国对西方怀有一种仇恨心理，对西方文明怀着一种羡憎之情，又羡又憎，既爱又恨。这种从所谓的变态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我觉得很成问题。亨廷顿因为受路易斯一书的影响而提出文明冲突。亨廷顿教授过去长期不注重文化，完全以量化的方式来讨论民主化，看民主化就看选举。现在他一接触文化，就以为问题很大，所以十分中肯地而不是危言耸听地讲，在21世纪，如果有冲突的话，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冲突都没有宗教和文化冲突让人难以承受。由于亨廷顿是政治学家，又是冷战时在美国担当了非常重要角色的战略顾问，因此他的论点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但是亨廷顿这个提法事实上还有更大的背景。海湾战争以后，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了。有些学者，特别是共和党的保守派学者，认为美国所代表的就是人类文明前途唯一的价值取向，甚至露骨地由无知和傲慢带出一个论述:美国的发展道路可能就是世界文明的唯一指向。所以美籍日裔教授福山（FrancisFukuyama）就用了一个黑格尔的观念叫“历史终结”。他的《历史终结》（6）一书认为现在有关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的讨论、辩难都已经结束。现在全球发展只有一条路，就是西方以美国所代表的现代化。全世界都要向这条路靠拢，沿着这条路发展，没有其他路可走。那么在这个氛围下，亨廷顿提出警告，说不要忘了还有两个大的文明也许对我们这条路不一定赞同，一个是伊斯兰文明，一个是儒家文明。但是从亨廷顿的角度来看，这两大文明对西方的冲击都是暂时的。在他看来（发展的道路）要么是西方，要么是“西方之外”。西方这条路虽然目前碰到伊斯兰和儒家两大文明的冲击，但最后这条路一定会成功，别无他途。他所了解的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就是与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他所了解的与儒家的冲突就是与权威主义的冲突。因此李光耀所代表的权威主义和中东伊朗或伊拉克所代表的原教旨主义，终究会被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思潮所淹没。这个论说现在在西方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值得我们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