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化部主办、中央民族乐团承办的“全国第九届音乐作品比赛（民族管弦乐）”活动，于2003年12月13日在北京圆满结束。
此次比赛活动得到了文化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承办单位中央民族乐团十分重视比赛工作，截止2003年3月，组委会先后收到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及文化部直属院团等单位报送的参赛作品共计81部。并于2003年4月21日在北京进行了初选，评委员会由饶余燕、陈葆坤、吴少雄、施万春、杨青、刘文金、李黎夫、唐建平、高为杰、许知俊等组成。经过评选，共有18部作品进入了复赛。复赛、决赛评选委员会由赵季平、翟志荣、杨立青、王建民、陈澄雄、闫惠昌、吴少雄、刘锡津、唐建平、樊祖荫、李黎夫组成。复决赛于2003年12月9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获奖名单附后）。此次比赛就作品总体创作来看，内容多样，题材广泛，风格高雅，是比赛的最大特点，作品有展现时代风貌特征的，有突出民族民间特色的，有描写人文思想意境的.创作体裁多样，技法丰富，有管弦乐、组曲、协奏曲等类型，既有表现内容构思的标题性音乐，又有体现创作技巧的纯音乐形式，同时，很多作品在写作上大胆扩展民族管弦乐在演奏色彩上的局限，使民族音乐风格写作得到了新的尝试。
民族管弦乐艺术是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族乐队组建的历史短、成熟作品少、作品的音乐创作过程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在写作手法上有很多不规范的现象，诸如乐队编制、乐器法、配器法、总谱规范、打谱及演奏都需要进行系统地、科学地管理和要求，如何搞好民族管弦乐创作是关系到民族管弦乐艺术正确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此次文化部主办的作品比赛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而举办，它可以通过比赛的形式培养一批民族音乐创作队伍，挖掘新人、新作、为推动二十一世纪民族器乐创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通过比赛也涌现了一些比较成熟的作曲家和作品。程大兆的管弦乐《老鼠娶亲》就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作品形象，在创作上采用二个不同材料相结合的原则，如，自由无调性和调性音乐.节奏音乐和泛节奏音乐，和声材料以中国五声音阶的四、五度结构与西方三度叠置相结合，主题采用非主题和主题相结合形式，使音乐通过描写性和写意性相结合的手法完成，其乐曲主题色彩鲜明而生动.刘长远的《抒情变奏曲》以组曲的交响化创作形式，巧妙地运用二十世纪作曲技术，并有机地结合中国民间音乐素材，使作品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该作品在注重技法的同时，力求使民乐创作脱离往日习惯性写作而做了非常好的尝试。
此次比赛的成功与承办单位中央民族乐团的努力分不开，作为国家政府性全国大赛，由国家艺术院团操办并进行现场演奏这在我国音乐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比赛评委会根据现场演奏之后即刻进行复赛和决赛的评比，使参赛规则作到了公平、公正、严谨，这也是以往大赛比较少见的。而乐队演奏采用音乐会式的做法、复赛由青年指挥刘沙担任，决赛由台湾著名指挥家陈澄雄担任，特别是复赛指挥刘沙在作品量大，排练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针对每部作品先做排练计划，与作者沟通乐谱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使每部作品排练都给予合理的安排.决赛指挥陈澄雄先生更是精益求精，严肃认真对待每部作品，即使对作品存有不同的意见，他也尽量同作者本人协商，使作品达到参赛作者所要表现的真实意图，这是一个优秀指挥家在对待音乐时的高尚意境，因为比赛不同于表演音乐会，这种对艺术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此次比赛作为承办单位中央民族乐团将参赛作品演奏引入了专业化的管理机制中去，所有乐队总谱、分谱一律使用五线谱；所有乐队演奏都是以组委会指定的常规乐队编制来进行；所有排练都由一名指挥担任，而且对每个作品的排练时间安排都进行了细分化处理，即公平、公正合理的对待每部作品；所有作品均由中央民族乐团乐队进行现场演奏带观众比赛。
担任比赛作品演奏的中央民族乐团乐队，多年来上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传统、现代优秀作品，在民族乐队的艺术表演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次承担了复赛十八首入选作品演奏任务之后，乐团克服了国内外演出任务繁重、时间紧的困难，近用十三天就将这么多新作品排练完成而进行复赛演奏。这对于有着吃苦耐劳、敬业求新、作风严谨优良传统的乐队来讲又是一次光荣的艺术考验，也表明全团上下在集体荣誉面前具有的团队精神和对艺术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体现了一个国家艺术院团所具有的艺术实力和水平。
为了使民族管弦乐创作得到规范化发展，大赛组委会在复赛结束之后，专门组织中央民族乐团各声部首席、11位专家评委、参赛作者及在京音乐家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共同探讨参赛作品及比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家认为，民族管弦乐作品比赛希望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这样可以培养一批民族音乐创作队伍，积累一批新作品，这对二十一世纪民族音乐的开创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民族管弦乐事业，它是在继承传统、开创未来的道路上所产生的新兴艺术形式，它与古乐、古曲有重大区别，是新时代民族音乐文化继承改革和发展的产物，所以，党和政府应该大力举办这样的比赛活动.研讨会在听取了乐团11位声部首席在排练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展开了讨论，这样使参赛作者们既能听到自己作品的创作风格，又能听到自己在创作中出现的不足，同时，专家评委们也根据自己在教学和创作中的一些体会畅谈了对此次作品的感受，使这次作品比赛真正办成了一种既有学术，又有交流的大赛活动。
此次作品比赛也有一些问题，由于很多参赛作者比较年轻，在创作上还不成熟，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品记谱不规范，有很多提示性标记都没有在谱面上反映出来，像演奏力度强弱，小节数，表情符号更是被忽视，甚至有些作者在对打击乐各声部的写作上没有一个系统的，有条理的布局安排，一个演奏员身兼演奏数种乐器，这是常规，但舞台上乐队打击乐的摆位是有规矩的，让每位演奏员在不同“岗位”上来回兼职走动，这对于流动着的音乐是不利的，这就是创作上的不严谨、不规范；第二，大部分作品对民族乐队创作有热情，有胆量，但缺乏对民族乐队和乐器演奏法的深入了解，因而不能准确、恰当地把握民族乐器在演奏手法上所呈现的音响特征。这与民乐配器法有关，就当今出版的很多民族乐队配器法和乐器法，书中所表述的谱例只能提供一种音响的基本风貌，而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很多乐器组合风貌和色彩，同时由于民族乐器在演奏方法上会产生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使得很多种乐器组合和编配，或者同样几种乐器用不同的和声声部变化和搭配组合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音响色彩差异，这对不熟悉民族乐器和乐队的作者来讲，其音响效果的把握程度就会有限，使作品达不到自己想象的那种效果，而出现写作上的误差；第三，有些作品在创作上追求某些虚无缥缈，个性色彩比较浓厚的意境，由于运用了一些西方近代创作技法，音乐语言生僻、而影响到了民族乐队音响品质的发挥；第四，音乐作品创作手法是为抒发作品思想、内在情感而提供的表现形式，无论什么样的创作技法和风格，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优美动人情感是民族乐队长久以来所具有的优势，很多听众认为有些参赛作品“可听性”差，说明我们的创作与观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不顾听众的审美要求，一味追求技法至上为原则，这是民族器乐创作所面临的一大问题，虽然，我们在创作上要进行大胆的挖掘和实验性探索，但脱离了民族传统，矫揉造作，故弄玄虚是与民族音乐发展道路相悖的，也是此次很多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不具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清在作品研讨会上指出：“创新观念要有度，不能超过极限，有些民乐总谱从谱面看是符合西方管弦乐的写作手法，但将它搬到民乐中来，就比较生硬，对乐曲的写法看不到民族器乐的演奏特色，而是西方和声式的进行”。所以，民乐一定要立足于民族特色这一根基。否则，我们的音乐就会失去观众，失去市场。
中国的民族管弦乐事业正处在一个时代转型发展的时期，由于民乐队不同于西方管弦乐队模式，在音乐创作规律上民族乐队是在一种全新的乐队编制、乐器改革、表演模式上进行探索发展。即，开发、展示中国民族风格的管弦乐音响是当代民族音乐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弘扬民族传统，发展民族管弦乐是当代音乐家们的夙愿。由于高雅艺术受市场经济条件影响，这对比较“冷清”的民族音乐事业来讲，举办这样高规格、高水平的“大赛”无疑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支持和推动，特别是文化部陈晓光副部长在颁奖音乐会上的讲话，以及艺术司冯远司长对大赛的多次指导，反映了政府对民族音乐的希望，也是对近年来民族音乐创作的回顾和检阅，为今后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创新发展开辟了又一个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