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是否迎纳献帝这一至关重大的问题上，袁绍确如荀彧所讲“迟重少决，失在后机”，暴露了“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多谋少决，优柔寡断的致命弱点，拒绝了沮授的建议，而丧失了先机迎纳汉献帝的主动权。
沮授的警告和预言算说准了，“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这个“先人者”恰恰就是袁绍的对头和克星曹操。当时在是否迎纳汉献帝的问题上，曹操内部也发生了一场争议。据《三国志·荀彧传》载，曹操召集会议，商议奉迎汉献帝都许一事时，大多数都持反对意见，荀彧不以为然，他独排众议，主张奉迎汉献帝。
荀彧提出的“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的战略思考和“若不时定，四方生心”的警告，同沮授所讲“挟天子而令诸侯”，“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真是不谋而合。这说明时势如此，英雄所见略同。曹操在这稍懈即逝的机遇面前，果断地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奉迎汉献帝都许。恰逢董承不满韩暹矜功专恣，难以共事，暗地派人请曹操带兵去洛阳勤王。这样，曹操便名正言顺地带兵赶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即在朝廷任议郎的董昭建议曹操，以“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为理由，不使杨奉等人生疑。曹操欣然采纳，顺利地将献帝奉迎到许。自此，董昭便成为曹操的心腹谋士。
这件事处置得实在果决、漂亮，充分显示出曹操“能断大事，应变有方”，“谋胜”于人的卓越才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袁绍得知汉献帝被曹操奉迎到许，后悔不迭，于是穷思竭虑，又想出了补救办法：以他盟主身分，藉口“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令曹操把汉献帝迁到鄄城以自密近，便于得机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上。曹操根本不买账，转请献帝发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迫使袁绍上书陈诉一番。这正是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策略的妙用。优柔寡断的袁绍丧失了汉献帝这张王牌，处处便受制于曹操，有苦难言了。
至仁待人不念旧恶
荀彧曾盛赞曹操“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德胜”于人，言辞未免夸大，即使如此，那也是有条件的：一看对象，二看时间，三看利害。
综观曹操一生待人处世，无不打上权谋、利害的络印。对此时此人，表现为“至仁”，而到彼时此人，则会表现为至残，全以利害为转移。其真正“至仁待人”的表现，大约只有迎救蔡文姬归汉和放关羽归刘备这两件事。救蔡文姬归汉，是出于曹操和蔡邕的故交情谊；放关羽归刘备，恰是在曹操招揽天下英雄之际，对重信义而归旧主的关羽，不好妄开杀戒；放走关羽，博得一个“至仁待人”的美名，欲令天下英雄景慕、追随，欲令其部属皆如关羽忠于刘备那样来忠于自己。这“至仁待人”实为一种权术的审时随机之运用。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举出几例：
当初，曹操出任兖州牧时，以毕谌为别驾。兴平元年，陈宫劝说张邈反叛曹操，与吕布联合。张邈劫持了毕谌的父母、兄弟、妻子。曹操念其父母在张邈手中，遂遣放毕谌去见家人。毕谌顿首辞别，表示绝无二心；曹操甚为赞赏，为之流涕。毕谌离了曹操，便逃奔而去。等到击破吕布，毕谌被生俘，曹操属下众人皆为毕谌担心。曹操大概考虑到当初是自己念其孝亲而放走的，今日杀之，食言背信；再说正是用人之际，非但没有责罚毕谌，反而顺手推舟地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还任命毕谌作了鲁相。
魏种，当年曹操曾亲举为孝廉；兖州张邈反叛，曹操得知后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然而，当他得知魏种随叛军而走，不由大怒说：“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后来攻下射犬，生擒魏种。曹操说：“唯其才也！”也未加责罚，释缚而继续任用他。曹操对有才干的属下如此处置是十分聪明的，不但团结了部属，使其忠心效命，而且博得了“至仁待人”的美誉，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投奔曹操。
这“至仁待人”、“不念旧恶”，是与曹操的精于权术、知人善察相辅相成的。对其政敌尤其知之甚明、察之甚深，故能做到知己知彼，占得先机；审时度势，恩威并行。
在汉末纷争中，刘备虽是个后起而无势的豪杰人物，却如养晦之潜龙，不可轻视。建安元年，吕布袭取下邳，刘备投奔曹操。曹操以客礼待之，使之豫州牧。《三国志·武帝纪》载，程曦曾建议曹操：“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回答：“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据《傅子》载，郭嘉也曾建议曹操宜早处置刘备。曹操正“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可见，曹操明知刘备是自己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对手，虽然杀掉刘备易如反掌，当在招揽英雄之际，却不宜杀。出于利害权衡，曹操对刘备采取了先养起来，监护着，等待时机再杀的策略。这就是曹操对待其政敌或异己所惯用的“至仁待人”的手段。
建安四年六月，袁术取道徐州北而赴冀州，曹操得知后，立即派遣刘备督率朱灵领兵去截击袁术，刘备才侥幸脱身。
建安五年正月，曹操面临袁绍、刘备南北联手的局面，为避免两面作战，权衡利害，决定东征刘备。诸将甚不理解，恐怕大军出征，袁绍抄后袭击，进不得战而退失所据，便劝说曹操：“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说：“夫刘备，人杰出。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也鼓励曹操：“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于是，曹操遂乘刘备立足未稳、羽毛未丰之机，断然给予了刘备一个沉重打击，逼得刘备逃亡江陵。据此，可以看出，曹操先前不杀刘备而仁以待之，只是一种策略；至刘备一旦脱离其控制而扩展势力，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那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至仁待人”与至残杀人，对曹操来说不过是随着时、势变化而翻手、覆手的伎俩罢了。
曹操的“不念旧恶”，也是由时间、形势变化而决定的。在曹操看来，可杀之时，就是无罪也可加罪杀之；不宜杀之时，就是有罪也可放一放，暂时不杀。例如，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从收缴的袁绍书信中，发现许都和军人中许多暗中私通袁绍的信。按军律这些人无疑是杀而无赦的，按曹操的一惯作风似乎也不会轻饶。但这次曹操却付之一炬，焚烧了事。曹操所以这样处置，《魏氏春秋》有明白的交待：“公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袁绍虎视身侧，曹操尚未最后夺取中原统治地位，若此时追究并诛杀那些私通袁绍的人，实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自乱阵脚的愚举。曹操之焚书，不过是效法战国冯谖的焚券市义的聪明举动，借以安抚部下，收揽人心罢了。
建安二年，张绣先投靠刘表，后听谋士贾诩劝告而归顺曹操。但由于曹操待张绣过于傲慢，并将其婶母纳为己妾，引起张绣强烈不满。曹操“闻其不悦，密有杀绣之计”，谁料“计漏”，张绣“复叛”，掩袭曹操，将曹操射伤，并将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杀死，大将典韦为保护曹操也勇斗而死。张绣复叛使曹操遭受惨重损失。至建安四年，即官渡之战前一年，袁绍兼并了幽州公孙瓒，兵多将广，袁曹对立更为尖锐。就在此时，袁绍派人去招纳张绣，张绣本意与袁绍联合，但被贾诩将来人打发走了，力劝张绣归附曹操。张绣担心自己与曹操有仇，以为不可。
这时，贾诩讲：此乃所以宜从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
这样，在曹操即将同袁绍决战官渡的前夕，张绣听从贾诩之策，二次归顺曹操。张绣率众归降时，曹操执其手，与之欢宴，并为其子曹均娶了张绣之女，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封为列侯。过去的旧怨，只字不提，仿佛烟消云散了。这既有上次复叛的教训，也有对当时形势利害权衡。张绣的归降，为曹操收定中原解除了一个重大威胁，否则，张绣与袁绍联手，必然给曹操造成极大麻烦。然而，真正立功并得到曹操赏识、信任的并非张绣，而是两次劝说张绣归降曹操的贾诩。“太祖见之，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于天理者，子也。’表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自此成为曹操的心腹谋士。
曹操释去昔日仇怨，联合张绣，称得上是“不念旧恶”了。其实，这依然是利用矛盾，化敌为友，孤立袁绍的一种权术手段。不过，它确实显示出曹操对付主要敌人而不惜与旧日仇怨联手的明智策略和高明手腕。张绣后来死于北征乌桓途中的柳城，其死因在传中未讲。裴松之注引《魏略》载：“五官将（曹丕）数因请会发怒曰：‘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张绣心不自安，乃自杀。”官渡之战以后，张绣便成为曹操股掌之物，曹丕敢于屡次怒责张绣，实是在出于曹操的纵容，或者说是曹操故意借曹丕来逼杀张绣的。
曹操的失误
曹操一生有很多失误，比如诛杀名医华佗就是其中一例。
身怀绝技的一代名医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被曹操召为“专视”医生，“意常自悔”，遂请假暂还，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曹操累下书催唤，又敕令郡县官吏发遣华佗上路。“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路”，曹操大怒，派人调查虚实，原来其妻伪装有病，于是收狱治罪。荀彧惜其医术高明，请求曹操宽容，说“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曹操恨道：“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华佗之死，在曹操的枉死簿上又添了一条耻辱的纪录。直到曹操爱子曹冲病重，曹操才醒悟到名医华佗的重要，叹息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疆死也。”这是曹操自己行事罕有的后悔，而后悔并非良心发现，乃是发于一己之私念，丝毫没有顾惜到失去一个华佗，多少百姓的生命无法挽救。不管怎么样，曹冲之死，算是对曹操妄杀无辜的一次切肤的惩罚，也可说是其伤天害理，损人利己的一个报应吧！
而曹操最惨痛的失误，莫过于赤壁之败。也正是赤壁之战造成了三国鼎力。
在曹操统一北方，与各大军阀的斗争中，多数情况下是以弱对强，此种情况下，曹操比较谨慎。赤壁大战，曹操以强对弱，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曹操的头脑。他想一举灭掉东吴，统一天下。赤壁大战以前，曹操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开战之前，分化瓦解对手，各个击破；二是先弱后强，每战都十分注意孤立敌人，力求避免两面作战。
赤壁大战，曹操违背了上述两个原则。曹操大举南下，从战略上讲是一个错误，他应集中力量，平定关西的马超、韩遂等军阀，解除后顾之忧。当时的马超、韩遂等相对于东吴来说较弱，曹操不攻马超、韩遂而攻东吴，就是先强后弱。
如果曹操先战关西，然后自陈仓出散关，用奇兵攻击张鲁，夺得汉中之后，再兵临蜀地，刘璋不是曹操的对手。占领蜀地之后，整兵向荆州，这是一路，另一路由许、洛迸发，许洛之兵冲其膺，蜀汉之兵捣其脊，攻破荆州后，全力对付江东。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汉之兵出巴峡，合攻其上流，一军出广陵，一军出宛城，合攻其下流，使东吴奔命不暇，曹操亲率精兵数万直抵武昌，这样可灭东吴。后来司马氏正是先占蜀地，再灭东吴，按此方针。一统天下。
曹操赤壁兵败后，才认识到战略上的错误，回师平定了关西，占领了汉中，但刘备也趁机占领了蜀地，后来，刘备又夺取了汉中。这样，曹操一路从蜀出兵，一路从许洛出兵就不可能了。这如同刘备丢了荆州，一路从蜀出兵，一路从荆州出兵的计划不能实现一样。
抛开战略上的错误不讲，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对孙、刘的态度上，也存在严重的失误，就孙、刘来讲，孙强，刘弱，应与孙权交，而伐刘备，但曹操却把矛头直指孙权，施加很大的压力，这样就促成了孙刘的联盟，违反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原则。
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如能拉拢、安抚孙权，使他不与刘备联合，先战荆州，消灭刘备。再转向东吴，这样就不会赤壁大败。刘备的力量在赤壁大战前，并不强大，单独灭刘，不成问题，由于曹操赤壁大战的失败，刘备趁机发展势力，占了荆州，后又占了蜀地，力量迅速壮大，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