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从洛阳逃出来的，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被人暗害，所以，吕家兄弟的热情让他很怀疑是别有用心。在屋内休息时，他忽然听到后院传来“沙沙”的磨刀声，还有人在小声说话：“把它捆起来杀了怎么样？”
曹操疑心大起，立即拔出剑，冲出房门，见人就杀，不由分说把吕家人全杀了。等他稍微冷静些时，发觉吕家兄弟原来是准备杀猪招待他的，曹操这才知道杀错了人，心里很懊悔。但错误已成事实，也没办法了，曹操纵身上马，继续赶路。
路上，曹操正好遇上了买酒回家的吕伯奢，吕伯奢见曹操不吃饭就要走，觉得内心过意不去，哪里肯依。曹操杀了吕家人，心里本来还有些懊悔，一见吕伯奢，心想麻烦了，这若是传出去岂不是要误我大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起杀了以除后患。
于是，曹操再次拔出剑，不由分说把吕伯奢也杀了。
杀了吕伯奢，曹操仰天长叹，“也罢！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要叫天下人负我。”
从此，曹操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要叫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当作了自己的座右铭，史家也因这句话将他称为“奸雄”。
将皇帝当令牌
曹操起兵不久，还在青州剿击黄巾军时，他手下的谋士毛玠就替曹操制定了一个长远的战略方针，其说：“如今天下分崩，皇帝流离，人民百业全废，饥寒交迫，弃家流亡，政府没有一年的存粮，人民没有安居的保障，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不变。奉行仁义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拥有丰富的资源，才能巩固自己的地盘；我们应该尊奉天子，才有资格号令其他割据的首领；努力推行耕田种桑，才有能力积存粮食草料，如此，霸王事业可以成功。”
当时，李傕、郭汜控制长安后，因内部争权夺利而互相攻战，打了几个月，死伤数万人，长安又遭受了一次洗劫。汉献帝为李傕所劫持。这时汉献帝的岳父董承，联合了各地军队的力量，打败了李傕，把汉献帝夺了过来，再回到洛阳。
洛阳早被董卓烧毁，到处断垣断壁，野草丛生，不要说是宫室，连稍微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汉献帝和文武官员，只得搭几个草棚遮风避雨，但吃食仍不能解决，不要说粮食，就连野菜也很难找到，不少官员饿死在墙脚、路边。
而各地的军阀正忙于扩大地盘，谁也不来管这个有名无实的汉献帝，各地军阀的混战又加剧了百姓的苦难。原来的义军被镇压了，又有新的义军组织起来了，他们仍打着黄巾军的旗号。其中青州（今山东一带）的黄巾军势力很大，他们攻下了兖州，杀死刺史刘岱。
再说那个单独与董卓交战的曹操，脱离了袁绍为盟主的联军后，南下扬州扩充势力。他北上徐州，听说刘岱战死的消息，立即派部将陈宫到兖州游说。兖州的官吏绅士畏惧黄巾军势大，也想借曹操的力量来抵挡一阵，于是他们拥曹操为兖州牧，曹操为立牢脚跟，就把精力集中到镇压黄巾军上。
开始，曹操常打败仗，起义军也有很重伤亡。半年后，形势逆转了，义军虽然人多，但军粮难以维持，曹操趁机逼降，他软硬兼施，答应给予各种优惠条件，青州黄巾军终于全部投降，曹操从中选拔了身强力壮的人员，补充自己的部队，人数号称30万之众。从此，曹操不仅有兖州作根据地，而且兵力也大大加强了，与当年陈留起兵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与此同时，在冀州的袁绍，在南阳的袁术等军阀，也发展了势力，他们都觑视皇帝的宝座。那时候，汉献帝已名存实亡。但“名存”也是一种资本，有人向袁绍建议，要他接纳献帝到冀州来。袁绍妄自尊大，根本没把这个空头皇帝放在眼里，认为有他没他都无所谓。
这时，曹操正驻兵在许城（今河南许昌），他对如何对待献帝这个空头皇帝颇费踌躇，就召集亲信和谋士来商量。
谋士荀彧说：“从前晋文公发兵把周襄王送回洛邑，成了霸主；汉高祖为义帝发丧，打败了项羽，使天下人心所归。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现在皇上已到了洛阳，困苦不堪，将军如果把皇上迎来许城，正是顺从了人们的愿望，如果我们不去迎接，早晚有人去迎接，我们岂不错过了良机？”
曹操听了，深为所动，立即派曹洪带领一支人马到洛阳去迎接汉献帝。
董承等大臣害怕曹操，发兵阻拦曹洪的人马。其实他们这些饿兵是不堪一击的，但曹操顾全大局，不愿动武，亲自跑到洛阳，向汉献帝及众大臣说明了他的好意：许城有粮食，但不便运输，只得“委屈”皇上迁都许城，这乃是两全之计。献帝和众大臣受够了冻，挨够了饿，听说许城有饭吃，有房住，还有曹操的大军保护，都巴不得早点迁都。这样许城就变成东汉的临时都城，称为许都。
曹操给汉献帝建造了宫殿，又恢复上朝的朝仪。曹操自封大将军，开始用献帝的名义向各地割据的军阀发号施令，责备他们只顾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来帮助朝廷，为皇帝分忧。
袁绍尽管势力强大，但名义上还是汉室的臣子。此刻他觉得自己走错了一步棋，让曹操抢了先。献帝这个空头皇帝，因为有人撑腰，又能摆出皇帝的架势了，袁绍只好上个奏章给自己辩护。
曹操也不想过分为难袁绍，就势让献帝封袁绍为太尉，他觉得这样做总可以把袁绍摆平了。
谁知袁绍得势不饶人，他认为曹操原是自己的下属，现在反而当了上司，于是又上了个奏章，辞去了太尉。
曹操自知实力还比不上袁绍，就把大将军爵衔让给了袁绍，自己改称为车骑将军，好在皇帝就在他的身边，他随时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权在握，主掌朝政，集政权、军权于一身，皇帝形同虚设，与傀儡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为什么曹操自己不敢篡汉呢？
若论其中原因，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汉朝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学说普遍流行，三纲五常这一套伦理制度，尤其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思想在社会上根深蒂固，一旦违背这一套伦理制度，便被看做大逆不道。尤其以臣欺君，篡夺皇位，更是天诛地灭的事情，以曹操之智，曹家又几代享受汉朝俸禄，深蒙国恩，加上有当时社会舆论的压力，他决不会冒此天下之大不韪。
第二，曹操有前车之鉴。在曹操之前，弑君篡位者多没有好下场，在历史上背负骂名。特别是他亲眼看到董卓因为欺君枉上，阴谋篡位，引得全国共讨之，朝野共诛之，最后死于非命的下场，他虽然野心勃勃，但是不能没有顾忌。
第三，曹操独揽朝政之后，竭力屠杀、镇压反对势力，对于那些忠于汉朝的官员，特别是有名望的官员，他排挤、罢免、屠杀；对于试图对抗曹操扶持汉室的官员贵族，曹操更是疯狂镇压，甚至牵连上皇后皇子。可是，曹操虽然大肆屠杀，反对势力却依然存在，而且前赴后继，不仅东有孙权，西有刘备，而且他控制下的国都也大有人在，因此曹操不敢轻举妄动。
第四，曹操智谋超群，非常聪明，他实行的是两全其美的策略：一方面，他自己已经把持了朝政，可以左右皇帝，实际上已经君临天下，号令四方，只差名分而已；另一方面他又以周公自许，还想要青史留名，得到名利双收的结果。在《十二月己亥令》中便透露出他的这种心机：“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
所以，不是曹操不想篡汉，而是条件不允许，他必须瞻前顾后，考虑得失，经过权衡，他最终采取了实篡而名不篡的办法，留下一层遮羞布。到了他的儿子曹丕当政之时，便撕下这层遮羞布，公开篡汉自立了。
多谋善断 知人敢任
重才用贤，知人敢任，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创业者取得事业成功的首要因素。曹操对待人才，一向是广泛招纳，为其所用。
曹操的头号谋臣荀彧，在评论袁绍的为人和能力时，曾将曹操与袁绍做了对比的分析。他说：“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指曹操）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
荀彧所谓“度胜”就是讲“任人”唯才的气度、胸襟、器量方面胜过别人。曹操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建安十一年后，曹操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他说：“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举。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的“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思想，是他对待人才的一贯态度。
曹操在对军国大事做出决策前，特别重视征求其臣僚的建议。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言令》中说：“《诗》称：‘所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荀彧在辅佐曹操实现统一北方的大业中，其作用跟诸葛亮辅助刘备开辟西蜀三分之势的作用相仿。荀彧先为袁绍任纳，但无所用事，才无所施。投奔曹操后，曹操称誉他是“吾之子房也”，委以重任，成为曹操的股肱谋臣。在用人与参谋方面，荀彧举荐了戏志才、郭嘉、荀攸、钟繇一批佐命称职的人才，组成曹操开创大业的智囊团。在军国大事的筹策上，为曹操提出一系列具有决定意义的谋略。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有了荀彧的忠心辅佐，才有了曹操的宏图大业之成功。从人尽其才来看，荀彧到了曹操手下，才得以大展宏谋，而在袁绍部下却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充分可以看出，曹操在用人尽才的气度、胸襟方面确实远远胜过袁绍！
曹操“能断大事”占得先机，夺取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权，确如荀彧所论之“谋胜”，这里仅举一例加以论述。
建安元年春，汉献帝流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献帝虽是个名存实亡的傀儡，但在汉末天下分崩的形势下，依然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臣僚，拥护汉室的正统观念还很强。所以，有头脑、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想把汉献帝抓到手。从当时的力量来看，袁绍是最具有此条件的。据《三国志·袁绍传》斐注引《献帝传》，载有袁绍谋士沮授的一段论述：
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凌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渭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白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计，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