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破墨法已有明确的审美要求。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提到，落墨要坚实，虽破而严整，要雄奇磊落，达到凹深凸浅的变化；要浓淡互破，有离奇的效果。可见，一个“破”字，化单纯为多变，给中国画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个破字，破出了一个以水墨为主体的新时代。
雕塑中的“大唐风采”
366年，有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到鸣沙山东麓，此时，太阳西下，夕阳照射在对面的三危山上，他举目观看，忽然间看见山顶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闪烁，又好像香音神在金光中飘舞，一心修行的乐尊被这夕阳映照的沙漠奇景感动了，他认为这是佛光显现，此地是佛祖的圣地。于是乐尊顶礼膜拜，决心在这里拜佛修行。于是，他请来工匠，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一个洞窟，这里就是敦煌莫高窟。此后人们接二连三地开凿了新的石窟，注入自己的信仰和祝愿。到了唐代，雕刻艺术更加精湛，风格独特，显示了雕塑史上独有的大唐风采。
在菩萨像的制作上，唐代的雕塑品尤为令人惊叹。他们身段秀美、气度娴雅，修长的眉眼，表现了无限的温柔和智慧。弟子像更注重性格的刻画：迦叶多表现为老成智慧的长者，阿难的样子则时常仿效具有一定学识而又谦逊好学的青年僧人，而天王简直就是当时武将的写真。唐代雕塑匠师们将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用现实中的人物形象来丰富神化了的人物，并赋予不同类型的形象以个性和生命力，体现了唐代雕塑高度的艺术技巧。
除宗教雕塑外，最具时代风格的，是帝王陵墓前那些气势雄浑华丽的大型纪念性群雕。今陕西西安附近分布着18座唐朝皇陵，多数依山构筑，增加了陵墓的神秘感和威严感。在这些陵前至今仍保存有大型石刻群。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规模巨大，前有献殿，后有寝宫。其北阙外原立有外族君长14人之像，现均已被毁坏。只有《昭陵六骏》石刻浮雕保存下来。六骏是太宗乘骑过的6匹战马：飒露紫、拳毛弱、白蹄马、特勒骠、青骓和什伐赤。由阎立本画图起样，良匠用6块石板刻成高浮雕，每块高约2.5米，宽3米，厚0.33米。六骏分别选取侍立、徐行、奔驰等动态，雕工精细，形体准确，风姿英武。其中只有飒露紫上有人物浮雕，表现的是唐将丘行恭为其拔箭的情景，飒露紫中箭不惊的神态刻画得十分成功。昭陵六骏形象地展现了唐太宗李世民在征服群雄的6年战争中的功业。
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开始，陵前神道石刻有了完整的设计，并形成制度。以乾陵为例，这组石刻分别为华表一对，翼马一对，朱雀一对，石马五对，马夫三对，石人十对，外族酋长像六十，朱雀门前石狮一对，石人一对，玄武门有石狮一对，石马一对，青龙门、白虎门各有石狮一对。其中外族酋长像只在少数陵前置有。在这些雕刻品中，以石兽的艺术价值最高，顺陵石狮雄伟庄严，它蹲踞在高台之上，张口仰胸，显得凶猛矫健；乾陵的有翼天马，两肩上生出云彩般的羽翼，显示了马的矫健和非凡的气质。
不论乾陵还是顺陵的石刻，在造型上都显得真实、单纯而有力，具有整体的完整性，充分表现出对纪念性石刻特点的掌握，是雕塑史上重要的纪念性雕塑作品。
日本佛教艺术
6世纪初，中国佛教经由百济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文化艺术的新篇章。圣德太子（592~622）摄政时期，建立了许多庙宇，佛教成为以皇族为中心的宗教，因而获得兴盛，佛教同时也成为日本美术创作长期不能离开的主题。日本的佛教艺术经历了三个主要时代，即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
飞鸟样式的代表：法隆寺
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佛教木结构寺庙，成为飞鸟样式的代表。法隆寺占地面积约19公顷（0.19平方千米），分东西两院。东院有梦殿等建筑；西院伽蓝有金堂、五重塔、山门、回廊等木结构建筑。
据《日本书记》记载，法隆寺的主要建筑曾于670年被烧毁，金堂装饰于7世纪末叶重新恢复。金堂的内壁饰有精美的壁画，题材都遵循着一种严格的宗教体系。四个最大的壁面画着四个天界景象：东壁是释迦佛天界，西壁是阿弥陀佛天界，北壁左为弥勒佛天界，右为药师佛天界。每一天界中央画着主佛法座，周围环绕有众菩萨及护法天神，上面是一巨大的宝盖，左右各有一飞天。可惜这一飞鸟时代绘画艺术最高成就的标志，于1949年1月被意外的火灾烧毁。今天，在这烧焦及熏黑了的墙壁上，我们仅能辨认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只像是已逝杰作的一个亡魂而已。
法隆寺最著名的绘画是阿弥陀净土中的观音菩萨像。那红色的轮廓，遒劲锐利的铁线描，都使画像圆满自如，那红棕色的晕染更加强了这一效果。其他菩萨像也都装饰得富丽堂皇：戴着宝冠、璎珞、耳环和手镯；他们所穿的多种式样的彩服使人忆起初唐时期华丽的锦缎。法隆寺壁画坚劲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反映了初唐期的艺术风貌。
法隆寺金堂内的释迦三尊像，是飞鸟时代雕塑代表作，由本尊及两侧二菩萨组成。佛背光一侧刻有铭文，可知是由鞍作止利于623年奉命完成，以追祈圣德太子及其妃子的冥福。雕像的面部较瘦长，眼呈杏仁形，唇如仰月，耳朵呈板状，神态庄严肃穆，气氛严谨。
日本国宝：唐招提寺
位于奈良市的唐招提寺是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亲手兴建的，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这座具有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唐代高僧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后，于天平宝字三年（759）开始建造，大约于770年竣工。寺院大门上红色横额“唐招提寺”是日本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所书。寺内松林苍翠，庭院幽静，殿宇重重，有天平时代的讲堂、戒坛，奈良时代后期的金堂，镰仓时代的鼓楼、礼堂及天平以后的佛像、法器和经卷。
唐招提寺造像，较少受日本旧佛像的影响，在鉴真及其弟子们的指导下，展开了以木雕像为中心的新样式。寺院的主殿——金堂，正面7间、侧面4间，坐落在约1米高的石台基上，为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金堂内供奉着金色的主佛卢舍那佛像，高3.7米，为奈良时代特有的脱乾漆造，佛像颜面方圆，眼睛细长，口鼻端庄，衣纹刻画柔和，衣服的质感真实，充满了写实性和流动感。其夹纻技法精到，可能受到随鉴真来日本的唐朝工匠的指导。主佛两侧有高5.36米的千手观音佛立像和高2.03米的药师如来佛立像，都是木心乾漆造。三尊大佛像前还有梵天、帝释天两尊小像和四尊天王的木雕像，堂内还有平安初期大日如来的木雕佛像。
唐招提寺内还有鉴真和尚的肖像。鉴真为到日本而历尽艰险，直至双目失明仍矢志不移。在作此像时他已70高龄，但塑像面貌仍露出微笑，极富朝气。这座像，风格温雅，成功地表现了高僧的内在性格，是日本艺术史上最珍贵的遗品。法隆寺梦殿内的行信僧都夹纻像，手法更写实，刻画栩栩如生，表明了当时高超的雕塑技艺。
平安时代绘卷物的代表：《信贵山缘起绘卷》
在平安时代，日本产生了民族绘画——大和绘。大和绘主要以与贵族私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为题材。绘卷物是大和绘的主要种类，为日本平安时代绘画中表现内容最丰富、技巧最高、最富民族特点的画种。《信贵山缘起绘卷》是平安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绘卷物。
《信贵山缘起绘卷》反映的是室外骚动的生活，以活泼游动的线条为基本手段。绘卷描绘了9世纪末隐居信贵山的僧人命莲的三个传奇故事，由此分为飞仓卷、延喜加持卷和尼公卷。
命莲在信贵山上修行，承昆沙门天保护，每日依靠托钵化斋过活。据说这化斋钵有一种神力，能听命它主人的差遣，驾云飞向附近的村庄，为他带回来所需的粮食。有个富家因为每日负担这僧人的食粮，心怀怨恨，就把这钵锁在他储米的仓库里，钵的神力生效，将整个米仓带到主人身边。那个惊慌失措的富人，翻山越岭追赶他的米仓，哀求命莲赐还予他。命莲大发慈悲，于是一袋袋米又飞回原处。
有一次，醒醐天皇大病，群医束手，祷禳不灵。遂遣使劝命莲下山诵经治病。命莲不愿作这次旅行，便在山中施法，天皇梦见圣人，遂康复。命莲谢绝了一切报酬，继续他的隐居生活。
命莲年老的姐姐，从信浓国来朝山进香，寻找她失落的弟弟。由于自奈良大佛得到一个神异的启示，使她与弟弟团聚，并且在信贵山的隐士庐中安静地度过她的晚年。
这三个故事名为宗教性，实为世俗化，与宫廷的豪华生活也相距甚远，本质上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信贵山缘起绘卷》将连续发展的情节组织为一个画面，主人公、主要人物和场所反复出现于同一画面，以写实手法把握对象，线描有抑扬变化，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在绘画史上属于由专业绘师组成的正统体系。
佛罗伦萨之画
桑德罗·波堤切利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画派的杰出代表。他汲取古典作品的精华和佛罗伦萨其他艺术家的特长，加以总结提高以至大成。他的风格到了19世纪，又被大力推崇，而且被认为是拉斐尔的前奏。他在美术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以异教题材打破了《圣经》题材的限定，并采用裸体形象入画，赢得了表现人文精神的最大自由权力，是现实主义绘画的先驱。《春》《维纳斯的诞生》和《诽谤》是其画作中的典型代表。
《春》
1476年，波堤切利以诗人波利蒂安歌颂爱神维纳斯的长诗《吉奥斯特纳》为主题，为罗伦左新购置的别墅绘制了著名的《春》，现藏佛罗伦萨乌菲齐博物馆。画作长314厘米，宽202.9厘米。画面的情节是在一个优美雅静的树林里展开的，端庄文静而略带羞涩的维纳斯出现在画面中央，她是美和爱的化身，在她的召唤下，春天降临了。左边的信使之神墨丘利向人间通报这一美好的消息，他身披红衣，腰间佩带短刀，伸向上方的右手正在用法杖驱赶冬天的残云；右边的春神弗罗拉身着轻薄绸纱，嘴里衔着香草和鲜花；从天而降的风神塞弗卡罗斯穿着象征飘拂气体的蓝色披风，鼓起两腮吹动风势，将弗罗拉推向人间；春神在风中飘然而行，花瓣散落在花神的身上。花神头戴花冠，身穿绣满丁香花和玫瑰花的绣衣，右手从衣兜里掏出花瓣撒向大地。顷刻之间，乌云随风散去，百花飘香，万木争荣，果实累累。在维纳斯的右边是美丽、青春、欢乐三位女神，她们身穿透明的纱衣，跳着优美轻盈的舞蹈。在维纳斯的头上飞来了爱神丘比特，他蒙着双眼，正向三位女神发射爱情的魔箭。
这种对于人性的赞美，在波堤切利的作品中具有非凡的美感。这幅构思独特、富于想象的画作，用人物形象来象征春天的景物和美好的理想，画家以典雅优美的装饰造型、生动的线条和明艳的色彩，创造出一种新颖而又独特的风格，被誉为是西方绘画史上的空前杰作。
《维纳斯的诞生》
1485年完成的《维纳斯的诞生》是波堤切利的另一幅杰作。这幅画长283厘米，宽175厘米。它也是根据《吉奥斯特纳》而作，是《春》的姊妹篇。同样赞美了青春和生命。
传说维纳斯诞生于爱琴海的波涛之中，出生时即已成年，隐含着天生而又完美无缺的用意。画面的中间部位，裸体的维纳斯宛如一位珍珠转化的仙女，从漂亮的大贝壳中舒身站起，漂浮在蓝色的海面上；翱翔在天上的春神和风神展开翅膀撒落着纷飞的鲜花，把贝壳和女神轻轻地吹向岸边；身着华丽服装的时辰女神快步从林中迎出，张开红色的绣花斗篷，正准备为美神维纳斯穿着；所有的生命都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之中，海洋的波涛在维纳斯的身后发出阵阵节奏，好像在为维纳斯祝福和送行。这幅画具有大气的澄清感，线条优美纯熟，色彩鲜艳透明。女神维纳斯身材修长，容貌秀美，脸部表情高尚，眼睛凝视着远方，对未来充满了幻想；她像一位新时代的天使，把美好和幸福带到了人间。该画刚一出现，就博得了市民阶层的欢心。古希腊罗马艺术中美丽的维纳斯女神，在中世纪曾被视作“异教的女妖”而横遭焚毁，现在波堤切利则把她作为向宗教神学挑战的光辉形象，奉献给市民阶层和伟大的时代。
《维纳斯的诞生》还有另一层含义。当时在佛罗伦萨流行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思潮，认为美是不可能逐步完善或从非美中产生，美只能是自我完成，它是无可比拟的，实际上说的就是：美是不生不灭的永恒。画家用维纳斯的形象来解释这种美学观念，因为维纳斯一生下来就是十全十美的少女，既无童年也不会衰老，永葆美丽青春。维纳斯的造型很明显是受古希腊雕刻中维纳斯形象的影响，从体态和手势都有模仿卡庇托利维纳斯的痕迹，但是缺少古典雕像的健美与娴雅。这种造型和人物情态实际上成了波堤切利独特的艺术风格。
《诽谤》
《诽谤》是波堤切利晚年的作品，约完成于1494年，现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博物馆。画长91.8厘米，宽61.9厘米。题材出自一个寓言脚本，主题是表现真理正在遭受迫害。画面背景是在一间古典建筑的大厅里，长着两只驴耳朵的法官坐在左边的审判台上，“无知”和“轻信”扯着他的长耳朵正在进行诬告；画面中央，“嫉妒”身穿黑服指着法官的鼻子正控告无辜者，无辜者赤身裸体，被手执火把的“叛变”抓着头发拖进了大厅；“虚伪”和“欺骗”赶过来给“叛变”
梳妆打扮；一个象征真理的裸体少女，举手仰望苍天，显得十分孤立、脆弱，越发显出邪恶势力的嚣张；在“真理”的身后是那个身穿黑袍正在溜走的丑恶巫婆，她就是“诽谤”，阴险的面孔正畏惧不安地斜对着“真理”；整个画面的气氛显得窒息、紧张，线条和色彩也失去了往昔的光辉。
画家在形象塑造方面，使用对比的手法以加强戏剧效果。背景的建筑物由直线和拱形曲线构成，廊柱壁面镶嵌着古罗马圣者和英雄的浮雕，显得神圣而庄严，可是就在这神圣的地方，无辜者和“真理”受到当权者公然无耻的摧残和伤害；“真理”和无辜者以裸体表现而一切坏人皆以华丽的锦袍包裹，显示“真理”与无辜者的纯洁美好，画面人物组合靠手势动作发生互相联系，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艺术整体。
这幅画作鞭笞了封建势力的虚伪和残暴，展示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成为波堤切利晚年的杰作。
达·芬奇的作品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卓越的科学巨匠和艺术大师。早年曾在佛罗伦萨韦罗基奥的工场学习绘画雕刻，并热衷于科学研究。他的创作以博大精深、富有哲理、擅长内心刻画而超出群伦。恩格斯称他是巨人中的巨人。壁画《最后的晚餐》和肖像画《蒙娜丽莎》是他最著名的杰作。这两幅作品是达·芬奇为世界艺术宝库留下的珍品中的珍品，是欧洲艺术的瑰宝。
永恒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