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怀》在文学史上的最大特点是借景抒情，情景相融，这在此前的赋体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如其中《蓄英》一章：
秋风兮萧萧，舒芳兮振条。微霜兮眇眇，病妖兮鸣蜩。玄鸟兮辞归，飞翔兮灵丘。望溪兮埝郁，熊罴兮啕嗥。唐虞兮不存，何故兮久留。临渊兮汪洋，顾林兮何荒。修余兮社衣，骑霓兮南上。乘云兮回回，盛盎兮自强。将息兮兰皋，失志兮悠悠。蒶蕴兮霉黑，思君兮无聊。身去兮意存，怆恨兮怀愁！
秋林、秋枝、秋霜、秋蝉，秋鸟，无一不是秋的萧瑟气象。一个孤独的身影徘徊其间，进有深渊，无路可寻；退有熊罴，无地可容。此情此景，把汉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和痛苦心情写得感人心脾。
《九怀》主人公正是王褒京城生涯的真实写照。
神爵元年（前61），处境尴尬、心情痛苦的王褒命运似乎又有了转机，一贯视王褒等人如弄臣的汉宣帝突然想起他来，命人宣他急急入宫。
就在这一年，有方士向汉宣帝称，蜀中蜻蛉县即青蛉县（今云南西北大姚县东北），发现有黄金形状如马，有璧玉形状如鸡；金马璧鸡，光彩照人，当地人民，多有所见，应马上派人前去祭祀。汉宣帝听了这样的鬼话心中大喜，认为如此祥瑞之事，只有天子圣明，国家太平才会出现。他立即下诏，命王褒代表他前去隆重祭祀。
尽管有山川阻隔，路途遥遥，王褒还是不得不启程前往。这时的他年纪已经不小，身体也很衰弱，他仍然强打精神，在路上写下了《璧鸡颂》，以备祭祀典礼上使用。按照惯例或推理，王褒似乎还应该写一篇《金马颂》，方能与《璧鸡颂》合为双美。遗憾的是《金马颂》已不传于世。王褒完成了祭祀金马璧鸡的使命，一路的鞍马劳顿，风餐露宿，使他在回京城复命的路上一病不起。既无有效的救治，也无亲人的侍奉，一代才人，就这样寂寞地离开了人世。长留在荒山野岭之中的，是他未竟的志向和无尽的憾恨！
悼屈原，觅知音
梁竦（？-83），字叔敬，汉安定郡（今甘肃平凉）人，梁松之弟。
竦少年有才，但因受到哥哥梁松一案的牵连，与母亲和家里人同被迁往九真郡。南迁途中，路经湖南，他创作着名的《悼骚赋》，凭吊楚国大夫屈原。后来遇赦回到故里（今宁夏固原），闭门谢客，潜心学习，着书立说。问世的代表作名为《七序》。班固曾对《七序》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孔子着《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后汉书·梁统传》）梁竦有三儿二女。二女皆被选送入官，深为汉章帝刘炟喜爱，双双封为“贵人”。小女儿史称“小贵人”，即后来的汉和帝刘肇之母。梁氏姊妹入宫之际，正当窦皇后专权，窦家害怕梁家因为皇子的关系掌握朝政大权，便设计害死梁竦和两位贵人，将皇子夺到自己的身边。永元九年（97）窦氏死，梁竦的女婿、当今皇帝为其母舅家彻底平反昭雪。和帝生母“小贵人”被追尊为恭怀皇后，梁竦被追封褒亲愍侯。梁氏一门诸子、亲戚多封侯，补授高官。梁姓外戚专朝政近二十年。传在《后汉书》卷三四。
《悼骚赋》为吊屈之作，悲叹屈原生不逢时、沉江自杀的悲剧，借古论今，表现了作者对君臣遇合的渴望和对时政的不满。
有汉一代，为“士不遇”而悲似乎成为文人共同的感触。他们渴望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辉煌人生，可是现实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于是他们借屈原和《离骚》这个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把抑郁不平之气诉诸笔端，形成一篇篇“吊屈”、“悼骚”之作。梁竦《悼骚赋》即其中之一。
彼仲尼之佐鲁兮，先严断而后弘衍。虽离谗以呜邑兮，卒暴诛于两观。殷伊尹之协德兮，暨太甲而俱宁。岂齐量其几微兮，徒信己以荣名？虽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眦于门闾。吴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颜于王庐？图往镜来兮，关北在篇。君名既泯沿兮，后辟亦然。屈平濯德兮，洁显芬香。句践罪种兮，越嗣不长。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强。赵殒鸣犊兮，秦人入疆。乐毅奔赵兮，燕亦是丧。武安赐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长平颠荒。范父乞身兮，楚项不昌。何尔生不先后兮，惟洪勋以遐迈。服荔裳如朱绂兮，骋鸾路于奔濑。历苍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义。临众渎之神林兮，东敕职于蓬碣。祖圣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殒命而后仁。惟贾傅其违指兮，何杨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举兮，熙太清之悠悠。临岷川以怆恨兮，指丹海以为期。
此赋开篇即叙伸尼、伊尹之事，以便为下文论述伍子胥和屈原提供一个参照。孔子在鲁国做司寇时，虽然也遭受过谗言攻击，但是最终却是邪不压正，谗臣被诛杀；殷商时，太甲能听从伊尹的规劝，因此国家得以安享太平。但是，不是每一个忠臣都能遇到明主，所以，行文至此，作者笔锋一转，一个反问句：“岂齐量其几微兮，徒信己以荣名？”承上启下，开始叙述屈原、文种、介之推、乐毅、白起、范增等人的遭遇。他们都是忠臣，但却不遇明主，因此均落得一个悲剧的人生结局。这其中，屈原最为典型。对于屈原至死不离敌国的举动，汉代学者争议颇多。如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说：“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对屈原之举表示不解，认为他的人生悲剧，原因也在于不知与世浮沉。杨雄《反离骚》不仅不理解屈原，而且予以指责。相比之下，梁竦可谓屈原的“知音”。他认为，屈原既然不能力挽狂澜，拯救危难中的祖国，那么就只能选择殒命成仁。所以，死是他唯一的选择，他不得不死。也正因为此，梁竦对屈原充满敬仰之情，为他生不逢时而悲，为他的忠贞而叹。这其中也隐含着他对自己人生遭遇的感慨。
叹征事，寄王意
《遂初赋》作于汉哀帝时自三河徙为五原太守的赴任旅途中，是我国辞赋发展史上继屈原《涉江》《哀郢》之后的第一篇完整的纪行赋，对以后此类辞赋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录正文前有序，序文说：
“《遂初赋》者，刘歆所作也……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学官。时诸儒不听，歆乃移书太常博士，责让深切，为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时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议论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具体地说明了此赋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和创作意图。
昔遂初之显禄兮，遭阊阖之开通。踱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宫。侍列宿于钩陈兮，拥大常之枢极。总六龙于驷房兮，奉华盖于帝侧。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惧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滨。遭阳侯之丰沛兮，乘素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
这一段先写自己年轻得志，受到汉成帝的宠信，但由于三公专权，朝廷失控，自己也只好守河内，而后又转徙五原。
之后两段具体描述赴任途中的所见所闻，思古感今，反复抒发自己的抑郁、不平和感慨。他所经过的地区，正是春秋时期的“故晋之域”，因而全以晋国史实为引念，且行且思，借史抒情。以及借来抒情。
以老庄淡泊荣辱、处幽潜德、等齐万物和保真全性的思想自我宽解，总括全文：
乱曰：处幽潜德，含圣神兮。抱奇内光，自得贡兮。宠幸浮寄，奇无常兮。寄之去留，亦何伤兮。大人之度，品物齐兮。舍位之过，忽若遗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
在写作上，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赴任的行程路线为线索，以每个地区的史迹或风光为基点，叙事状物、述怀抒情，或托意于史实，或寄情于风光，或发表议论，或直抒胸臆，致使纪行、叙事、写景、抒情相互交织而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由于史实、景象的不同，作者的感情也有着不同的变化和起伏。有时显得豪迈，有时显得激切，有时显得深沉，有时显得悲凉，有时又显得旷达，真实地表现了他对自己半生以来政治生活上荣辱、遭遇的反思和总结，其叙事写景也具有社会现实的针对性。
这篇纪行赋，是对屈原《哀郢》《涉江》写作艺术的开拓和发展，对以后纪行赋的写作，诸如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潘岳的《西征赋》等等，都有启发的作用。
独执《太玄》，荡然肆志
《解嘲》体裁上为主客论难形式的一种，客提出责难嘲讽，主作出解答，故名“解嘲”。林希元云：“此祖东方曼倩《答客难》，枝叶文采过之，其一气浑成则不及矣，中间文意不过四转，说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详尽，孟坚《答宾戏》亦是祖此。”（《汉书评林》）本篇以《文选》李善注本所录为底本，校以《汉书·杨雄传》所录之本。
杨雄《解嘲》作于汉哀帝之时，时奸佞当权，他自己长期受到压制，官卑职小，遂埋头着作《太玄》以自我解脱。《解嘲》之作，直接目的是为说明作《太玄》之原因。
该文有两问两答，第一答即：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摩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蝘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与扁鹊也，悲夫！
这一答主要说明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虽官卑职小，亦甘心寂寞，至少可以保全性命。
第二答即：
若夫蔺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商山，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这一答主要说明自己实无路可走，无事可做，既不能建功立业，也不能滑稽诙谐，只能默守《太玄》。
表面上，文章是歌颂西汉的长治久安，实则揭示因循保守不思变革的现实，并根据物极必反的哲理，预示毁灭性灾难的来临。文章囊括古今，洞察时代的变化和机遇的不同给人的命运带来的影响，这种从变化中看问题的方法，乃该文思想之精髓。故文章虽列举史实繁富，语言铺陈，然因其具有这种雄辩的气势，而显得文质彬彬。
林希元以为《解嘲》源于东方朔之《答客难》（《汉书评林》）。这种文体的责难嘲笑部分，不避要害，甚至挖苦，但却以解答之巧妙雄辩和富于哲理见长。东方朔之杂文以诙谐，而杨雄之文则以严肃深刻为其个性特点，这当然也是时代使然。孙月峰评之曰：“此仿佛客难体，而文却过之。气苍劲，词精腴，姿态复横溢，可谓青出于蓝。”（转引自《评注昭明文选》），可谓得其意。
此类文章后来历代皆有拟作，直至韩愈《进学解》才有突破，以《进学解》一文不是以解见长，而是以难见长。其中心不在解答而达到自我解脱，而在于借学生之口非难当世官场和朝廷。然就其思想内容的实质而言，仍是杨雄《解嘲》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