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章帝喜好儒术文学，很赏识班固的才能，多次召他人宫廷侍读，出巡时，也常让班固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匈奴，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铭文，刻石记功，留下了着名的《封燕然山铭》。文中，班固高度评价了对匈奴胜利的意义，也道出了汉武帝以后两汉不断与匈奴作战的原因：“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成语“一劳永逸”就出自此处。
永元四年（92），窦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杀，对班固早有积怨的洛阳令借机罗织罪名，将班固下狱。同年，班固死于狱中。班固不仅着有《汉书》，是史学高手，而且还擅长作赋，着有《两都赋》、《幽通赋》、《答宾戏》。其中《两都赋》开京都大赋先河。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于洛阳，这就是东汉。自汉末开始的外戚之乱、王莽篡汉、绿林赤眉起义等，把西汉建立的礼制统统搞乱。刘秀光复汉室后，为了安抚天下，表明自己是继承前汉的正统，特别重视礼。
建武六年（30）、十年（34），他两次到长安，祭祀高祖庙及前汉十一帝陵；十八年（42）三月，又重复这一举动。第二年，还下令修复关中的桥梁、道路、宫室等。光武帝的这一系列活动，让西土的遗老在一番感恩戴德之后，就有了企图，希望国都重新回到长安。京城是国之重心所在，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土的新兴阶层愿意留在东都洛阳。国都问题，成为东汉时期一个重要的话题。
建武二十年（44），京兆杜陵人杜笃上《论都赋》，以为关中一带表里山河，是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时有所闻，整个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甚至到章帝时，还能听到这种声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社会趋于安定以后，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一种向往。
《两都赋》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作的，大致作于永平、永元年间。
在赋的前面，班固有一个序，清楚交代了作赋的原委和宗旨：一方面是“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于是，作《两都赋》
“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班固作赋的背景与杜笃一致，但两人的观点、感受却正相反。班固将西都、东都的选择，人们感受、主张的差异，归结为“法度”的不同，从而赋予作品以较强的理性色彩。所谓“法度”，即儒家倡导的节俭、教化。
《两都赋》分为《东都赋》和《西都赋》，实际上是一篇的上下章。
作品虚拟“西都宾”、“东都主人”两个人物，借他们围绕迁都长安还是定都洛阳的辩论，表现了提倡、歌颂法度的主题。同时，歌颂了汉帝国京都的繁荣昌盛、四邻臣服朝贡的盛况、天子游猎的盛大场面及汉代帝王功德等。
《西都赋》重在抒发“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通过“西都宾”之口，盛赞长安地形险要，为中土之最：周、秦、汉三代在这里建立帝王基业，作为国都条件得天独厚。物质基础方面，西京更具有东都无可比拟的优势，这里建筑宏伟、城池坚固、华殿高阙巨丽、士女游侠众多，尤其是昭阳殿，富丽堂皇，空前绝后：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砌，玉阶彤庭。碝磩彩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
这幅画面集中展现了西都的豪华、丰腴，表现出华阙崇殿的壮丽之美。长安形胜天人合应，宫殿巨丽冠于古今，这是以西土耆老为代表的众人所炫耀的，是“国家之遗美”。在西土耆老看来，京都只能像长安那样，否则便不配作为都城。这是旧的京都意识，它以品物繁盛为唯一标志。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记载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恰如当时西汉有一句民间谚语：“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可见经商自古以来就是发财致富的最佳路径。
自从张骞从西域归来，对汉武帝描述了一番塞外美景之后，好大喜功的刘彻便下定决心，要打通一条通往西域的商道。随后，汉武帝便真的付诸行动，不断派出士兵去打通通往西域的商路。起点就从长安开始，为当时长安的商业繁荣发展做了铺陈。
成群结队的商队从长安出发，他们带走的是大汉的文明，带回来的却是一袋又一袋的奇珍异宝和珍贵货物。各国的商人慕名而来，他们在长安落脚，为天子献上各地的宝物，越来越多的人在长安进行商业贸易，使得长安日益繁华起来。
正是因为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长安的官员贵族们也开始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的加入令商人的这支队伍更加庞杂，而其利用政治地位之便，与百姓争夺生意利润的事情也开始层出不穷。在那个时候，汉朝政府真的就依靠商业为国库谋得了一大笔的横财。
当时的长安城里是九市一起开，不同的货物摆放路边，等着客人来挑选，拥挤的人潮使得车辆都无法回旋。各地的人们都来长安经商，他们在闹市中集会，不论富贵与否，对于商业活动的参与是十分频繁的。
长安的繁荣被看作是那时朝代兴盛的标志之一，许多文人为了歌颂帝王的丰功伟绩，纷纷提笔写赋词，为的就是将大汉朝的繁荣记录史册，留待后人。班固作为当时的文人、自然免不了也要歌颂一番。于是，《西都赋》里，长安城的繁华景象跃然纸上。
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
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
乡土豪绅、游侠豪杰，从四面八方赶来长安，驰骋其中。四郊近县，南北相望，这些意气风发的贵族们从这些地方赶来长安，还有进行选中的七相五公、州郡豪杰，都是西汉政府为了削弱地方，壮大京城实力，而专门迁移来担当供奉丘陵的重任。
《东都赋》中，作者借“东都主人”之口，否定了“西都宾”所代表的旧的京都美好理想和京都意识，他指出：“西都宾”之所以力主返都长安，就在于他们是秦人，他们不能站在天下主宰者的立场看问题，因此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人只认秦昭襄王、始皇的京都之美，而不了解大汉的京都之美，他们过分看重宫廷、河山的品物繁盛。
《两都赋》的宗旨就在于批评旧的京都意识，确立新的京都观。他指出，主张迁都长安的人“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他们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城池、宫廷建设的品物之美，而不知礼乐文明建设对于京都的重要性。
他以充分体现礼乐文明的新的京都观，扬弃“西都宾”所代表的京都意识，这就是序言中所说的“折以今之法度”。而这，正是《两都赋》宗旨的集中体现。
《两都赋》在体制和表现手法上，明显取式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但也有其独到之处，在辞赋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一，开拓了汉赋题材，树立了“京都赋”的创作典范。《两都赋》将描写范围由帝王贵族的苑猎等，扩大到整个都邑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写长安与洛阳两都的形胜、制度、文物等，内容更为丰富、开阔，从而也就更集中地、多方面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模拟，形成“京都赋”的类型。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都邑赋之作，但能使这类题材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完全有赖于《两都赋》的成就。之后，不断有人模拟《两都赋》，较早的是张衡《二京赋》，模拟最成功的则数晋代左思的《三都赋》。《昭明文选》把赋分为15类，“京都赋”位列第一，《两都赋》更是排在首位。
其二，在运用虚构、夸张等表现手法的同时，也融合了证实的表现手法，注重运用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对汉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物产的富饶，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
其三，语言严整、富赡、平实、晓畅而又能据实而变。西都部分重在夸饰，故文字华丽、夸张，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更接近司马相如，汪洋恣肆、富丽详赡，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东都部分立意于法度，所以手法较为平实，语言风格也较趋典雅、古朴。刘勰曾评论说：“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文心雕龙·诠赋》）概括了《两都赋》的基本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