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晚年的汉武帝，司马相如的劝诫是有针对性的。虽然司马相如一生的形象是以奉承阿谀为主，但是这位才思敏捷的文人也时不时地会对汉武帝的一些不可取的做法提出意见。虽然这篇《大人赋》中有许多关于神仙之类的描写，看似是对汉武帝求仙访道行为的探讨，但司马相如的主旨却是在于他自己仕途的进退的内心矛盾的流露。对于一个盛世不遇的文人来说，命运的可笑之处就在于自己生逢其时，却不谋其事。司马相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奋斗一生，所换来的也仅仅是一场镜花水月，犹如汉武帝的那场成仙梦一样虚无缥缈。
所以，司马相如想到了归隐，但他又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退出他奋斗了终生并想要崭露头角的舞台。其实，司马相如和汉武帝之间的心境是十分相似的，司马相如舍不去那片官场土地，而汉武帝则不愿意放弃寻找传说中的仙境乐土。两人都在为了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地而前行。心情的迷茫几乎是相同的。
汉武帝刘彻早年文治武功，使得汉室发展到了无以复制的辉煌地步，但这位皇帝在晚年却陷入到生命的恐慌之中。在他看来，垂垂老矣的尽头便是死亡的无尽黑暗，而死亡后的另一个世界是让他恐惧的。刘彻可以大刀阔斧地为他的王国开辟一条崭新的大道，可他却无法为自己改变已然走到尽头的生命轨迹。于是，一种近乎荒诞，但能更真实地表达他内心愿望的方法应运而生，那便是求仙而取得长生不老之法。就好像当年的秦始皇一样，而今的汉武帝也走上了那条茫茫然看不到未来的道路。他们同样身为中国伟大的帝王，却难以逃过死亡的阴霾。这或许就是宿命，一种人类从洪荒时代到如今都无法解开的一种心结。
刘彻对于死亡的恐惧，就如同是司马相如对于不能功成名就这个事实的恐惧一样，两个人都心生寒意。司马相如希望可以借着神仙的名义来求得汉武帝对他的注意和重视，而汉武帝却只注意到了他所提到的神仙之境，两人所关心的事情根本不同。而且，晚年的汉武帝更是对求仙访道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或许会有人问，汉朝文治武功，尚且还有张衡那样的科学家，鬼神之说如何令一个千古帝王如此沉迷呢？
其实这并不奇怪，正是因为身处高位，所以对于延长生命就变得愈加渴望，而汉武帝正是因为丰功伟绩，所以才希望可以将他一手创下的盛世永远延续下去。可是，这终究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浮生一梦而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曾从汉武帝至长杨（《括地志》云：“秦长杨宫在雍州整屋县东南三里。上起以宫，内有长杨树，以为名”），“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秦宜春宫，据《括地志》“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宫之东、杜之南”。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盖葬于宜春苑中。《史记正义》：“今宜春见二世陵，故作赋以哀他。”
《汉书·东方朔传》载，建元三年（138），汉武帝“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又《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从武帝猎于长杨，还过宜春宫，进《哀二世赋》，则《哀二世赋》作于建元三年。
登陂飚之长阪兮，坌人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豁谺。汩淢噏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蓊薆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
这部分描写宜春苑的自然景物。宜春苑是秦二世的埋葬地，作者写了这里山水全景和树木竹林的郁郁葱葱，用蓬勃的生气衬托二世坟墓的寂寞凄凉，此所谓“以乐景写哀情”也。
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操行之不得。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敻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佅。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部分主要表达哀吊之情，文中两用“呜呼哀哉”，作者的悲伤之感也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对二世亡国的哀悼。昔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一个强大的王朝在二世手中顷刻瓦解，过去的辉煌烟消云散，这既是二世的悲哀，更是一个王朝的悲哀。第二层是对二世魂魄的哀悼。因为亡国破家，二世的坟墓杂草丛生，魂灵无人祭奠。如果说死是永恒的话，那么死亡的悲哀是无穷无尽的，只能随着时间延伸而加深，而不是随着时间而减轻。汉人桓谭谓此赋曰：“其言怆恻，读者叹息，及卒章切要，断而能悲也。”（《文心雕龙·哀吊》）其说极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汉代是承秦代兴起的王朝，当时的许多清醒文人常常用秦王朝的悲剧给统治者敲响警钟。据《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猎于长杨之时，多次和侍中、常侍等人微服出行，骚扰百姓。司马相如作《哀二世赋》，当是借经过二世墓的事由，对武帝的行为进行讽谏。
所以在不长的吊辞部分中，作者反复强调造成二世不幸结局的原因：“持身不谨”、“信谗不寤”、“操行不得”等，既是批评二世，也是批评武帝。全赋的用意是委婉地告诉武帝：若像秦二世一样不注意自己的行为，最终的结果也会和二世一样。文章寓意深刻痛切，一针见血。
惟昊天之大旱兮
汉文帝三年秋天下大旱，文帝九年又大旱（《汉书·五行志》）。贾谊于文帝元年召为博士，文帝七年征见贾谊，任为梁王太傅。则其作《旱云赋》，当在此二年中。
《旱云赋》通过对大旱之时天上云团和人的心情的描写，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批评。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运清浊之濒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相搏据而俱兴兮，妄倚俪而时有。遂积聚而合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之从横兮，扬波怒而澎濞。正帏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炤炤而无秽。
赋的第一句“惟昊天之大旱兮”，开门见山点题，而“昊天”一词使人很自然地想到《诗·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等语。作者借指斥天而对在位者提出批判的思想便已含蓄地表现了出来。
作者写的每件事都归统到人事上，认为是“在位者”“贪邪而狼戾”，“操行之不得”，“政治失中而违节”。可见，这篇赋不仅表现了对于广大农民同情的感情，也表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它反映了作者思想深处的忧虑与愤怒。由赋中所反映的情绪可以看出，当作于作者受到排挤打击之后。
据《汉书·天文志》中之上“文帝三年秋天大旱”，“后六年春，天下大旱”，则此赋当作于文帝九年（前171）春。作者看到的不仅是严重的天灾，也看到了正在酝酿，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诸侯势力扩大等）。
这篇赋用骚体形式，其情感之激烈、语言之生动形象、与抒情描述之有机结合，都甚得屈子精神风貌。其第一段写云之变化，正于言外写出千万人仰天盼望积云时的情景。其结尾既含蓄又明确，耐人寻味。
寥寥数语失君颜
孔臧（约前201-前123年间），西汉辞赋家。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从兄，汉蓼夷侯孔藂之子。文帝九年（前171）嗣父爵。武帝元朔元年（前128），为太常，礼赐如三公。《汉书·艺文志》记载孔臧有文十篇，赋二十篇，今不传。《隋书·经籍志》
着录有集二卷。
《孔丛子》载有《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
四篇，李学勤先生说：“《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由孔子一直记到孔季彦。”孔季彦为东汉安帝时人，延光三年（124）卒，《孔丛子》一书的最后编定者为孔季彦之下一代。所收文献，应属可靠。
詹安泰、容庚着《中国文学史》说：“此赋的体制和风格论，这些赋和（汉）初期各家的赋非常类似，非后人所能虚模的。”则此四篇赋为孔臧所作，可以无疑。
《谏格虎赋》通过天子派往诸侯国的亡诸大夫与诸侯国国君的对话，阐述了与民同乐才是至乐的治国道理。而为所欲为，耽于畋猎，贪图一时快乐，最终将不免国乱民散、一国之君变成孤家寡人的结局。其中可以明显看出儒家思想的影响。通篇采用主客问答，在体式上与散体大赋已经非常接近。
《谏格虎贼》虽说是一篇小赋，但是却具有散体大赋的某些特点，如虚设的主客问答、铺张扬厉的叙述，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有显着相似之处。
大夫曰：“顺君之心乐矣，然非乐之至也，乐至者，与百姓同之谓也。夫兕虎之生，与天地偕。山林泽薮，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则不为害。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天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国乱民散，君谁与处？以此为至乐，所未闻也。”
畋猎是古代王公贵族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但是它的弊端却很明显，首先是荒废政事，其次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有时甚至影响农业生产。而王公贵族却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因此一些正直文人常常着文给予善意、委婉的批评。《谏格虎赋》即是这样一篇赋文。文章所述事件由天子派使臣去考察下国引出。当使臣到达时，下国之君正带领将士在原野上与野兽“酣战”。使臣亡诸大夫看到的情景是“车骑骈阗，被行冈峦，手格猛虎，生缚犴。昧爽而出，见星而还”。下国之君不恤国政，唯以畋猎为乐。看到天子的使臣，这位下国之君忍不住要向他夸耀自己园林之大，畋猎条件之优越。对他来说全国都是他的猎场：“四封以为薮，困境以为林。”国君本应以爱民为己任，可是这位下国之君却爱兽超过爱民，在其林薮中的野兽、鸟类不能受到惊吓、侵犯，否则要处以严刑重罚。可是他真的爱护那些林中的生命吗？不是。鸟兽也不过是他取乐的工具而已。你看，畋猎过程中，“猛虎颠遽，奔走西东。怖骇内怀，迷冒怔忪。
耳目丧精，值网而冲。局然自缚”。被抓住后，乃“缚以丝组，斩其爪牙”。残酷、血腥！哪里可见丝毫仁爱之心？因此，亡诸大夫听完之后，不动声色，却一针见血指出，这种所谓的“至乐”不过是放纵君心、为所欲为。而“乐之至也者”，乃是“与百姓同之之谓也”。同时，他还指出，鸟兽也是宇宙间生灵之一，它们以天地为其宅，与万物和谐共处，遇到有德之君，不以畋猎为乐，则可悠然自得。言外之意，遇上耽于畋猎之乐、不体恤国政的昏君庸主，连鸟兽都不得安生，何况人民？寥寥数语让这位以畋猎为乐的君主羞愧不已，顿首认错。
全文以四六言为主，对狩猎过程的描写生动形象、栩栩如生。龚克昌先生《全汉赋评注》认为，此赋早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因此，虽然没有《子虚》《上林赋》精致、宏大，但其开创之功却不可抹杀。
淫丽之辞，终终以正
在赋中对当时统治者的奢华铺张加以讽谏，早在西汉初期枚乘的《七发》中，就已显露端倪了。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以其散体大赋，正式奠定了汉赋“虚辞滥说”、“引之于节俭”、“劝百而讽一”（《汉书·司马相如列传》）的讽谏体制。其后的杨雄，更是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大了赋体的讽谏力度，影响所及，直贯东汉之世。《后汉书·文苑列传》就说边让的《章华台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
《章华台赋》的作者边让（？-约208），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边文礼。他是陈留浚仪（故城在今河南开封西北）人，与当时的着名学者蔡邕（字伯喈）是同乡。关于他的为人品性，《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里有一段颇为形象的载述：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这种谈锋咄咄、不屈权贵的个性，正是《后汉书·文苑列传》所言边让“少辩博”、“恃才气”、“多轻侮之言”的具体表现。
边让“能属文”，未仕时所作的《章华台赋》甚至惊动了当时的权贵大将军何进。何进爱慕其才，欲召他入幕，“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并“以礼见之”，使得“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大概是惺惺相惜的缘故，名士蔡邕也颇敬重他，甚至“以为让宜处高任”，只委以令史恐怕太屈才了。于是，蔡邕不惮劳烦，亲自写信向何进推荐。边让由此步入仕途，尽管出任九江太守，仍觉不足挂齿。汉末大乱时，他弃官还家。因不屈于曹操，甚至出言不逊，终被诛杀。其文佚失殆尽，唯《章华台赋》硕果仅存。
章华台本为春秋时楚灵王所建。此赋谓其“穷土木之技，单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于是伍举知夫陈、蔡之将生谋也，乃作斯赋以讽之”。然后就假借伍举的言语，极力渲染铺排楚灵王的淫乐和奢侈：“设长夜之欢饮兮，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尽生人之秘玩。”但见其：
招宓妃，命湘娥，齐倡列，郑女罗。扬《激楚》之清官兮，展新声而长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丽于《阳阿》。金石类聚，丝竹群分。被轻桂，曳华文，罗衣飘摇，组绮缤纷。纵轻驱之迅赴，若孤鹄之失群；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
于是欢燕既洽，长夜向半，琴瑟易调，繁手改弹……舞无常态，鼓无定节，寻声响应，修短靡跌。长袖奋而生风，清气激而绕结。
尔乃妍媚递进，巧弄相加，俯仰异容，忽兮神化。体迅轻鸿，荣曜春华；进如浮云，退如激波。虽复柳惠，能不咨嗟！
于是天河既回，淫乐未终。清龠发徵，《激楚》扬风……比目应节而双跃兮，孤雌感声而呜雄。美繁手之轻妙兮，嘉新声之弥隆。
于是众变已尽，群乐既考。归乎生风之广厦兮，修黄轩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嫔之素肘。形便娟以婵媛兮，若流风之靡草。美仪操之姣丽兮，忽遗生而忘老。
终夜歌舞淫乐如此。可是，天亮之时，灵王竟猛然醒悟“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于是罢女乐，堕瑶台”，而“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了。
揆诸史书，楚灵王确有荒淫奢侈之实，但并无切实改过之事，所以，赋中所言，实乃借尸还魂，另有他讽。依边让的秉性和他未仕时的时代与心态，所讽之人除了桓、灵二帝，还能有谁呢？《后汉书·桓帝本纪》
载：“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寓。”蔡邕在《述行赋》
序中也称桓帝延熹二年（159）“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至于灵帝，《通鉴纪事本末》载，光和元年（178）光禄大夫杨赐在对问时，请灵帝“抑止盘游”；议郎蔡邕也认为“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可见，灵帝早已有大筑宫室及淫乐之事。更有甚者，就在黄巾大起义已发生三年后，灵帝竟仍听信宦官张让等人的意见，“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桓、灵二帝既然都有步楚灵王后尘之事，那么，边让此赋，必是针对现实而发。至于赋取寓言形式，乃是沿袭汉赋“婉而多讽”的传统。
讽谏，一直是汉赋的命根子。在汉赋的发展历程中，不仅着名的辞赋家们强调讽谏，就连皇帝也公然表态，汉宣帝说：“（赋）有仁义风谕……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杨雄和班固两人尽管在对司马相如赋的讽谏倾向与作用上多所争论，但在视讽谏为汉赋的主心骨、为衡量汉赋成败的主要依据上却是相当一致的。这是因为，汉人一直认为赋是“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
《七发》巧治太子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