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恩寺不会离开人间，有志之士常怀感恩之心，设法修建国恩寺。至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名士区真义建龙粤庵（观音殿），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知县陶若曾建浴身亭；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新州知县吴熙、绅士赵良洗建山门牌坊，并凿寺前镜池；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新州名士潘尚武建经堂；崇祯十二年（1639年）本县名人潘稷兴建珠亭；清顺治七年（1650年）至十二年（1655年）再次重修和扩建；举人麦安创建法堂；新州名士美符重修山门石桥等等。经有志有识之士的不断维修、扩建和保养，国恩寺就形成了厐大的建筑群。它庄严肃穆，挺拔巍峨，成为广东少有的名寺，是全国仅存的两大祖师故居之。
国恩寺虽然历经风雨，有兴有废，直到解放前仍然保存唐至清五朝的古迹文物。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国恩寺的佛像、法器等文物古迹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僧众都被遣散了，只有鼎光、自觉等几位法师坚持住在寺庙里。二十世纪八十年初以后，国恩寺看到了曙光。一九八二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修复开放国恩寺。方丈鼎光法师的带领下，当地主管部门、港澳同胞积极支持，经过十多年的修葺，国恩寺变得更加庄严肃穆，丰富多彩：寺前山门大牌坊、天王殿、大雄宝殿、六祖殿及配殿、方丈室、报恩塔、六祖纪念堂、圆通宝殿等主体建筑已修复和重建。
同时，还重修了六祖父母亲的坟。六祖亲自种的荔枝树，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这里，让我们看看报恩塔吧，这是六祖报恩意识的又一见证。
报恩塔是在报恩国建起后的又一大工程。
1300年以来，期间维修情况，缺乏完整的史料记载。1989年重建报恩塔，在塔基挖出一块石块，面上刻着“大中祥符二年岁次己酉三月十四日……六祖大师宝塔……监修区贤逊石匠许应林”字样。这块石头，现在立于塔后侧墙上。据此可知，在离六祖建塔约三百年的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报恩塔进行了修建。此次修建是重建，还是仅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整修，已无法考证。
后来，又发现一块刻有“元至正十七年”字样的塔砖，此砖现存于新兴县档案馆。
由此，可以证实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塔壁进行过维修。清初潘毓珩所撰《卢溪通志》记载，塔中石柱上有石刻，刻着建塔时石柱施者的姓名和施舍年月，有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和开禧三年以及理宗淳钓三年（1243年）等时间。
这些石柱，1989年时还存有残块，字虽剥蚀，但依稀可辨。根据这些考古实物分析，南宋这次重修应是重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的石块埋入地下作塔基就是最好的说明。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又一次修葺。明清两代，报恩塔一直屹立在龙山上。
明朝著名理学家陈献章在正统年间（1436～1449年）来游国恩寺，曾写下《龙山吟》六首，其中有“寺旁老塔依然在，却到乾坤种种无”之句；弘治七年（1494年）新兴县知县蒙惠《游龙山》诗也提到“到门看塔闻僧话，对景忘机尽日游”；
清初潘毓珩《卢溪通志》编列卢溪十景，其中就有“古塔藤阴”一景。
至于明代以来，报恩塔有否修建，未见记载。但明清两代国恩寺有过几次大的维修，报恩塔也应在修葺之列。据《龙山国恩寺志》记载：1925年，（报恩塔）还存有首层，基底直径宽10米，墙壁砌砖12隅宽的塔身，八角形每角在墙内竖一根石柱，塔外还倒在地下有数根，每根长约3米、宽直径60厘米的大圆石柱。根据石刻记录，地石伏石、布纹塔砖和石柱是宋代遗物。
据此，塔当为宋开禧所建之塔，为基底直径10米的八角形砖塔。至开禧以前塔的结构形状，就不得而知了。民国以来，寺宇乏人保护，塔砖逐渐散失，连残存的首层塔身也已不存。
1981年国恩寺恢复开放后，信众纷纷要求修复报恩塔。1987年9月，“筹建新兴国恩寺报恩塔委员会”成立，发动捐资。1989年4月在原址动土兴工，历时一年五个月，至1990年9月竣工。新建的报恩塔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八角七层，高28.88米，塔下基础深为2.7米，首层直径8米。塔内各层分别供奉禅宗初祖迦叶至二十八祖达摩的28幅石刻像，每层还供有手印各异的地藏白玉佛一尊。每层均有走廊通向外面。塔门匾额“报恩塔”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
走进国恩寺，但觉惠风畅爽，心旷神怡。
菩提无树，东土有缘传善种
明镜非台，南天留偈证前因
读着这对联，让人想到六祖当年在黄梅向五祖学佛作偈的情景，真如在目前。
进步方知山第一
入门始觉地无双
国恩寺和报恩塔的气势和灵气，让我的心灵为之一震：佛门圣洁如许，心入此景，顿觉地远天高。
国恩寺和报恩塔共有的“恩”字是不朽的，它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灵魂。
我细读着“百城烟水无双地，六代风幡自一天”以及“花飞净界香成雨，月照禅心色是空”的古联，深感六祖智慧如此博大精深，他的包括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在内的思想理念是何等的精妙深邃！
《六祖坛经》写“孝养父母”
《六组坛经》写道：“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六祖提倡性善论，崇尚德性，主张施行孝道，把佛学与玄学、儒学结合起来。由此，六祖让佛学走进了平凡百姓家，走进人们的寻常生活中。
这些佛理的形成、确立和创新，与惠能一家的遭遇背景是分不开的。
六祖惠能的父亲卢行瑫，原为唐朝官吏，因为主持正义，秉公执法，为民解忧，于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被贬谪流放至新洲夏卢村为民。这里偏僻荒凉，山多林密。唐朝初年，和康州、钦州、琼州等地被朝廷看作是岭南流放地。卢行瑫是唐朝第一个被流放到夏卢村的人。
父亲逝世在唐贞观十四年，惠能这时才三岁。寡妇带幼儿，口吃尽苦头。小小惠能就以卖柴供养母。他每天挑柴，身负重担，步行24里地才到达县城。母亲，在他的眼里是神圣的。父亲虽然过世早，但养育之恩早已铭刻在惠能幼小的心灵里。因此，在惠能继承五祖的衣钵，创立顿悟法之后，总是念念不忘父母之恩。康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六祖在家乡龙山建了“报恩寺”，神龙三年，唐中宗李显敇赐报恩寺为“国恩寺”。在六祖圆寂前一年，即唐太极元年（公元712年），他命门人在国恩寺侧另建一座报恩塔，表达“浮屠七叠报椿萱”，报亲恩建浮屠落，叶归根还故里的动人情怀。
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惠能从弘法地曲江宝林寺回到生他养他让他感悟佛道的故土“新州”（现新兴县），并在国恩寺旁边亲手栽下一棵荔枝树。公元713年八月初三，六祖大师就在国恩寺圆寂。
六祖叶落归根，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众生恩）。
然而，六祖之前，佛教是受到悟会的。
世界有时处于一片混沌。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佛教一直受到来自各方所谓“不孝”的非难。有不少人在议论说：佛家是不讲君臣父子的，背离了孝道。还有人认为，信佛去做和尚的人，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好像是离家出走一样，无情无义，目无父母；从此不娶不嫁，绝嗣无后，是最大的不孝。正如同儒家所讲的“不孝有三，无后大”。
中国孔孟的儒教文化有着无以伦比的深厚底蕴，特别是三纲、五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已被确立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和行为的人伦道德标准。
于是，儒家对佛教产生了误解，多是“不孝”的指责。渐渐地他们认为佛教“无父无君”，有违从愿，必然会遭到儒家排斥的。事实上儒家早就以此作为反对佛教的最大理由了。
先前，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欢迎和尊重，曾经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
到了北朝与晚唐，种种误会出现了。佛教曾几度遭受危难，面临着灭顶之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以及后周世宗先后掀起大规模禁佛、灭佛运动，佛教称之为“三武一宗之厄”或“三武一宗法难”。这是佛教界血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