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威烈
当今世界，一提到阿拉伯人，许多人想到的除了《天方夜谭》和滚滚的石油外，可能就是动乱、暴力乃至“恐怖主义”了，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散布的“西方中心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贯穿着“西方中心论”的“东方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无不烙有难以磨灭的殖民主义深痕。殖民列强用来为其殖民主义行为提供合法证明的有关阿拉伯伊斯兰和东方的信息和知识，很多就是来自东方学研究。而东方学的话语，或者说西方的话语，就是产生于殖民主义时代的权力话语，其内在的一致性，其严格的程序，都是为西方读者、西方统治者和消费者设计的。即以冷战开始至今对中东事务卷入最深的美国而论，为其政策制定者提供分析、建议的中东问题专家，大都受过严格的东方学训练，他们惯于运用东方学的话语，从一些老旧的观念出发，描述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冲突、事件或宗教、文化、社会现象，并以此作为政策建言的依据，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则。20世纪90年代，用这种方式来对当代世界场景作文化和政治分析的最有名的，当首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紧随其后的费兰西斯·福山、保罗·约翰逊则进一步鼓噪，扬言“殖民主义卷土重来，绝非为时过早”。于是，19世纪那种殖民主义模式——为使欧洲人在商业上获利，必须使东方国家重新恢复政治秩序，到21世纪前后又一次甚嚣尘上，使超级大国的决策者、传媒的眼光一下子转向东方，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在阿拉伯伊斯兰中寻找并设定无赖国家和邪恶帝国了，伴随这种政策导向的，是西方的影视、电子媒体、印刷媒体中充斥着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或阿拉伯和暴力，或东方和专制等同起来的负面的定型形象。由于国际舆论工具十之八九掌握在西方人手中，因此，这种对阿拉伯伊斯兰的负面宣传影响广泛。
事实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显著地位，不仅有过卓越的历史贡献，而且至今仍具活力。美国著名的黎巴嫩裔历史学家希提（Philip K．Hitti）在《阿拉伯通史》中说：“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上极盛一时的文明，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洲，遂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在中世纪时代，任何民族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都比不上阿拉比亚人和说阿拉伯话的各族人民。”
希提还说：“讲阿拉伯话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慷慨贡献的人物，他们在现代世界觉醒的、前进的各独立民族中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无比的石油资源，他们对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进步，一定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这位阿拉伯裔的史学家同时感叹道：人们对阿拉伯“所知道的却太少了，不知道的却太多了。比较起来，我们对于北极地区和南极地区的了解已经开始超过我们对于阿拉比亚大部分地区的了解了。”
我们中国人对阿拉伯的了解又何尝不是这样。事实上，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相互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开始传播，阿拉伯哈里发政权建立后，便于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遣使来华，这是见诸中国史籍的关于双方官方正式交往的最早记载。唐人杜环所撰《经行记》，是中国人对阿拉伯地区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情况所作的最早的实地考察报告，这一重要文献虽已散佚，但从杜佑《通典·边防典》引录的片段中不难看出，《经行记》关于阿拉伯国情民风的记叙是相当具体和准确的。
唐末及宋元以来，更有大量阿拉伯穆斯林梯山航海，纷纷来华，其中不少人以“蕃客”身份定居中国，积久成群，逐渐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蕃坊”，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建立起清真寺和公共墓地。
这种民间交往促进了中阿经济、文化的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从而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海陆“丝绸之路”持续繁荣，中国的印刷、造纸、制瓷、纺织等先进技术借阿拉伯而西传，远至欧洲；相对先进的阿拉伯科技文化和独特的人文科学不断传入中国，涉及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军事等许多领域，仅元代秘书监收藏的“回回书籍”就达242部之多。
对于早期的中阿关系，阿拉伯史料中也有记载。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著有《中国印度见闻录》，是最早记述有关中国情况的阿拉伯文献之一，书中详细记述了阿拉伯通往中国的海上航线，广泛记录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以及阿拉伯侨民在中国的活动，还特别记录了黄巢举兵殃及广州侨民的惨状。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史学家麦斯欧迪（？—956）在其历史著作《黄金草原》中也有关于中阿交往的记述，例如他记述了中国商船远航阿曼的情况。
之后，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更有关于中国及中阿关系的丰富记载。
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对外开放政策日趋萎缩，中阿交往日渐衰微。
只有明初回族航海家郑和（1371—1435）七下西洋，先后到访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今天的阿曼、沙特阿拉伯、也门、索马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堪称这时期中阿交往方面最值得称道的壮举。明朝中后期直至清朝，封建王朝推行“不务远略”
的海禁政策，闭关自守，中阿交往日颓，以致“16世纪中叶后，中国商船几乎绝迹于马六甲海峡以西，中阿之间的友好交往受到严重阻碍”。阿拉伯方面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开始陷于持久的内忧外患之中，与中国交往江河日下。
20世纪以来，阿拉伯各国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相继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新中国建立后，中阿交往全面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斗争中相互配合，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21世纪，中阿关系进一步拓展。2004年1月30日，胡锦涛访问阿拉伯联盟总部，与阿盟秘书长的会谈中，宣布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的正式成立，提出了发展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四点原则：（1）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2）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3）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4）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这清楚地表明，中阿关系在21世纪有了全新的发展和提升。这种新形势，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阿拉伯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加深和拓宽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从中阿关系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加深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的研究现状并不容乐观，与我国对世界其他文化如欧美文化、俄罗斯文化、日本文化的研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不但有不少“盲点”、空白，甚至还有一些问题和误区。譬如，许多阿拉伯穆斯林的学术大师及其著作和思想建树，至今仍是中国学术界所陌生的，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古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文化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也是文艺复兴以来许多西方学术大师的先师，在人类思想上有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卓越建树。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期里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
在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研究中，还存在着自觉不自觉地步西方后尘的现象，大量引述西方人加工过的资料，第一手资料较少，甚至以西方学者的视角看待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文化，在研究我们的西邻、近邻时，往往绕道西方，以致难以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特声音。正因为如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要创建中国自己的“阿拉伯学”、“中东学”和“伊斯兰学”，这些年来，也一直为此做着努力。然而学科建设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多年来我深感这项工作的艰巨，单就有关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基础知识的介绍方面，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自“9·11”事件以来，在西方媒体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而对阿拉伯伊斯兰妖魔化的渲染日盛一日的情况下，在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客观全面介绍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对阿拉伯历史文化了解和研究的现状，与中阿关系的悠久历史以及今天中阿双方日益广泛和密切的交往形势是不相称的，也与我国作为一个泱泱文化大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因此，促进国人对阿拉伯历史文化尽可能全面准确的了解，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出版界的一些同志不止一次约我撰写一本关于阿拉伯人历史文化的著作，而且希望该著作是“专家学者写给普通公众的高品位的通俗读物，力求收到图文互动、图文并茂之效果”，这说明出版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依然没有忘记那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像阿拉伯历史文化这样长期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领域。撰写关于阿拉伯人历史文化的书籍，向国人介绍阿拉伯的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确是一件十分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长期从事阿拉伯语言文化教学研究的人来说，撰写这样的书籍，既是应尽之责，也是十分乐意去做的美事，只是我因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工作，除了忙于承担的研究课题，还要应对国内外频繁的学术活动，撰写各种报告、评论，接收媒体访谈，实在难以抽出一段时间专心写作。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丁俊博士联合了几位同事，写出了这本有关阿拉伯人的综合性的历史文化读物，内容从阿拉伯远古时期一直写到当代，包括阿拉伯人的起源、各个民族部落的历史传说、民族分合演变、宗教信仰、王朝兴替、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内容安排以历史时间为先后顺序，选择了阿拉伯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独立成篇，且配以适当图片，应该说达到了内容丰富、雅俗共赏的目的。这样的作品，对于向国人全面、准确、客观地传达有关阿拉伯历史文化的信息，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也让多年来为推进我国“阿拉伯学”的基础建设而呐喊呼吁的我感到欣慰，故乐见其成，聊表所感，权且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