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大学这样认识了希拉里
克林顿在牛津大学上了两年大学，由于越南战争引起的征兵问题，克林顿和他的许多同学随时可能应征服役，因此他们不断改变选修课程，以致最后没有拿到学位。为此，克林顿感到非常遗憾，他原想利用罗兹奖学金在英国再呆一年，然而这个时候，耶鲁大学法学院给他提供了一笔奖学金，他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1970年夏末，克林顿打好行装来到了纽黑文。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律，在这时期，克林顿的奖学金不包括生活费用。因此，他不得不在课余时间兼职赚钱以补贴开销。那时他同时担任着三份课余工作，这使他非常忙，他为纽黑文市区的一位律师工作，又为哈特福特的一位市参议员工作，同时还在附近的社区大学教书。除这些之外，他还参加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的活动。一进耶鲁法学院，虽然工作学习较紧张，但克林顿很受大家欢迎，学校的师生都喜欢他。克林顿学习非常努力，他总是比别人更进一步。比如，他不只是满足于聪明、潇洒。每次发回作业他都再重新做一遍。在第一学期，他加入了相关课程学习小组，探索必修课程中没能涉及的观点。在小组讨论中克林顿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从来不隐满自己的观点，他讲话很稳重，举止潇洒自如，每次发言都有新意。
克林顿在耶鲁法学院的生活中除了学习，勤工俭学，就是和挚友为伴，他打橄榄球，听立体声收音机中卡罗王的演唱，还帮助同宿舍的同学做饭。一位和克林顿在一起住过的同学后来回忆说：“克林顿的烹饪技术并不怎么好，他主要是喜欢用油煎炸食品，什么食品都油煎、油炒、油炸。从煎锅到盛进盘子最后吃到嘴里，他一直站在那里手持煎锅，可以说一气呵成。吃完后他总要将锅洗得干干净净。他一边干活，一边笑着和大家聊天。”
他的另一位同室的同学叫伊克利，他在牛津就和克林顿是同学，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耶鲁法院二年级的时候，克林顿和我同住一间宿舍，作为他的同学，我更加清楚克林顿的个人背景，知道克林顿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听他讲过，他对自己的外祖父母总是流露出感激之情，他们对他影响很大，虽然克林顿的外祖父母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物，而且家庭并不富裕，但他们却认为种族隔离是不对的，反取消种族隔离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克林顿还常谈到，他不明白，也不能接受与他朝夕相处的童年朋友不能和他一起入学的残酷现实。他从小就考虑这类问题，对他来说这些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别人强行将他和小朋友分开这一儿童时的感情现实。现实生活的确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今天能从个人感情出发反对种族主义，坦率地说，这在他本人不是种族主义牺牲品的人中是不可多得的，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克林顿的童年经历培育了他另一种特殊品格。因为种族主义根深蒂固，感情和理智往往很不合拍。虽然认识到种族歧视不对，但感情总跟不上这种认识。结果，一些最热心于平等权利的倡导者仍然在无意识地以屈尊就驾或施以恩惠的态度对待美国非洲人。在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上，纯朴的感情最终将会取胜，从这方面来说，克林顿早已取胜了。
由于克林顿的这些品质，加上他特别爱家乡，他为故乡阿肯色州而骄傲，有时候和同学们聊起天，讲他的家乡霍普镇和温泉城的故事，让人着迷。因此，他引起了许多校园里姑娘们的注意，他与希拉里的爱情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有一位克林顿的女同学名叫杰弗里·格莱克尔见证了克林顿与希拉里的相识，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一天晚上，在耶鲁法学院图书馆，我看到比尔正在学习，便想走过去对他谈谈加人耶鲁法学杂志工作的好处。他像以往一样，洗耳恭听，随后问几个有关杂志出版发行的问题。
“谈了一阵，我察觉到比尔不信法学杂志社有其用武之地，因此决定在比尔面前夸耀一番法学杂志成员的许多诱人之处，例如，可成为受尊敬的司法文书，被委派到学院任教等等。
“但是，我逐渐地发现比尔的注意力不集中，兴趣越来越淡薄了。我已经看出，比尔的兴趣不在法学杂志上，而是另有他意。我再往下说，比尔已经心不在焉。我在谈他是不是应参加杂志社的活动，但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向我的身后瞟去。
“我偷看了一眼，但愿仅是不引人注目的一瞥，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在吸引比尔的注意力。在不远的地方堆满书和笔记本的书桌旁坐着我的同学希拉里·罗德姆。过了一会儿，希拉里向我们走过来，对比尔说：‘嘿，假如你总盯着我瞧，我也要回敬你啦，至少我们应该自我介绍一下。’
“此时此刻，比尔·克林顿张口结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竟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了。我从旁边看到俩人感情的进发，只得认输，知趣地走开。
“我认识到自己为法学杂志打了一场败仗，但还是为自己找到了借口——比尔那天晚上找到了比法学杂志社会员更有价值的财富。”
多年以后，克林顿忆起往事时说：“当时我非常尴尬，她知道我是谁，而我却不知道她是谁。但她那样说，我十分感激。自那以后我俩简直形影不离。”
希拉里在她的书《亲历历史》中记录了这段可遇不可求的爱情。其中写道：
“19r70年秋的比尔·克林顿很难令人忽视。那年他从牛津大学学成归来，刚进耶鲁法学院，可他的模样与其说有罗德学者般的气质，不如说更像维京大盗。他体型高大，长相在红棕色胡须与一头拳曲浓密的头发衬托下还算英俊，每个毛孔中都散发出活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法学院的学生休息室，当时他对着一群听得出神的同学滔滔不绝，当我经过时，听到他说：‘不只那样，我们家乡种了全世界最大的西瓜！’我问朋友：‘他是谁啊？’
‘哦，他是比尔·克林顿。’朋友说，‘从阿肯色州来，他只说过这些。’
“我们偶尔会在校园里碰上，不过直到次年春天的某个晚上，两人才在法学院图书馆正式打招呼。当时我在图书馆学习，他在走廊和另一位女同学交谈，后者希望他能为《耶鲁法学杂志》撰稿。我注意到他不断回头朝我这边看，事实上他常这么干。于是我起身走到他面前说：‘如果你一直盯着我不放，我也会一直回瞪你，与其这样，不如相互介绍一下，我是希拉里·罗德姆。’就这么简单。按照比尔的回忆，他当时都记不得自己叫什么了。
“直到1971年春季最后一天上课，我们才有机会再度交谈。上完托马斯·埃莫森的政治与民权课后，我们同时走出教室。比尔问我要去哪里，我说要到注册办公室确定下学期的课，他说他也正要去。两人同行时，他赞美我穿的花色长裙，我说这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他便问起我的家庭以及出生地。两人到了注册办公室，排了好久的队才轮到我们，注册员抬头看了一下，然后说：
‘比尔，你在这里干吗？你已经注册过了。’他坦言只是想跟我在一起，我笑了，接着便一块走了很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我们都想去耶鲁美术馆欣赏马克·罗思科的画展，不过因为劳资纠纷，校园内一些大楼被迫关闭，美术馆也不例外。比尔和我经过那里时，他说他有办法让我们过去，只要我们提出帮忙收拾美术馆院子里的垃圾。看着他说服人家让我们进去，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说服力惊人。整个美术馆就只有我们两人，穿梭在各个展示厅之间，讨论罗思科与20世纪的画作。我承认被他的艺术修养与兴趣吓了一跳，毕竟一个从阿肯色来的维京人，乍看之下根本不像有艺术细胞。我们最后来到美术馆的院内，我坐在亨利·摩尔的雕像作品《穿褶皱服坐着的女人》的腿上，和他一直聊到天黑。我邀比尔到宿舍参加我和室友唐关关（音）合办的派对，庆祝学期结束。唐关关是华裔缅甸人，到耶鲁留学研读法律，缅甸舞跳得很好，是个活泼可爱的伙伴。她，还有她丈夫（也是同学）王，比尔和我，我们至今仍保持着友谊。
“比尔参加了我们的派对，不过很少开口。那时我还不怎么了解他，心想他一定是害羞，或不怎么擅长交际，抑或只是不自在。我并不看好两人会变成一对，况且当时我已有男友，周末还计划和他一起出城度假。周日晚我回到耶鲁时，比尔打电话来，我因为旅游着了凉，干咳不停。
‘你听起来真惨。’他说。大约三十分钟后，他带着鸡汤和橘子汁来敲门了。他一进屋便开始说话，从非洲政治到西部乡村音乐什么都谈。我问他，那天派对他为什么那么安静。
‘因为我想进一步认识你和你的朋友。’他答道。
“我这才开始意识到，这位阿肯色州的年轻人远比第一印象复杂。他能在思想与词语间编织出恰当的联系，言语精当灵活，至今这还常令我吃惊。我也欣赏他的思考方式与神态。打一开始，我就注意到比尔双手的形状。他手腕细瘦优雅，手指又长又灵活，有如钢琴家或外科医生的手。自我们从学生时初识，我便喜欢看他翻书的样子。这双手至今已握过数以千计的手，挥笔不下千余次，签过的名连起来也有好几英里长。如今经过岁月磨炼，这双手和它的主人一样多了几许风霜，但它的表现力、魅力与灵活度不减当年。
“比尔的鸡汤和橘子汁打动了我，两人旋即变得形影不离。虽然我忙于期末考试以及第一年对儿童问题的关注，仍想办法抽出几小时，和比尔驾着他那辆1970年出厂的褐橘色欧宝房车——那真可算是有史以来最丑的车之一——四处兜风。比尔和室友道格·埃克利、丹-波格、比尔·科莱曼合住在康涅狄格州米尔福德，我们有时也会到那附近的长岛湾散步。一天晚上，我们在他的住处开派对，我和比尔在厨房讨论毕业后的打算。我对儿童福利与民权很有兴趣，但还没有明确未来的道路，所以不知自己会去哪儿、以什么为业。比尔则很确定：他将回阿肯色老家竞选公职。许多同学都称他们有意投身公职，不过比尔是惟一一位令你感觉言出必行的。
“我告诉比尔，暑假计划到加州奥克兰一家名叫“特里伊哈夫特·沃尔克与伯恩斯坦”的小律师事务所当助理，他便说要跟我一起去。我诧异不已。我知道他已经登记到乔治·麦戈文参议员的竞选阵营里工作，协助麦戈文参与总统初选。麦戈文的竞选经理格里·哈特要他负责组织南方各州。对于能在南方各州穿梭，说服民主党员反对尼克松的越南政策，转而支持麦戈文，比尔非常兴奋。他曾在阿肯色州帮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以及其他人竞选，在康涅狄格州也曾参与过乔·达菲与乔·利伯曼的竞选，不过他从未有机会自始参与总统竞选。
我努力消化他的意思，颤抖起来。
‘为什么？’我问道，‘你真想要放弃自己憧憬已久的良机，跟我去加州？’
‘为了我爱的人，就这个。’他说。
比尔说，他已决心与我相守，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半，不愿让我一个人去加州。
“我和比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是1964年“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附近合租了一间小公寓。我的多数时间为律师事务所的马尔·伯恩斯坦律师工作，帮他承接的儿童监护权官司做研究、写诉状与摘要。比尔则在伯克利、奥克兰与旧金山寻幽访胜。周末一到，他会带我去他事先勘察的景点，诸如北滩的餐厅、电报街的复古服饰店等。我则教他打网球，或是两人消磨于厨艺。我帮他烤了一个桃子派，这是我和阿肯色的某种联系，虽然我还没去过那里。我们合力做出美味的咖喱鸡，每次在家里做东，都以此待客。比尔多半靠阅读打发时间，然后和我分享他的读后心得，其中一本是埃德蒙·威尔逊所著的《到芬兰车站》。出外散步时，他往往边走边唱，常哼的是他最爱的一首猫王的歌。
“人们常说，我看准比尔迟早会当上总统，还说我到处帮比尔扬名，其实不然，这一想法是多年后才有的。不过我曾在伯克利一家小餐厅有过一次奇特遭遇：我和比尔约好在餐厅碰面，却因工作迟到，到了餐厅已不见他人。我向服务生描述了一番，问是否看到他。附近一位客人听了，大声说。‘他来了好一会儿，一直在看书，于是我和他聊书。我不知道他的名气一但总有一天他会当上总统。’‘是啊，’我说，‘不过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暑假结束，我和比尔返回纽黑文，租下埃奇武德街21号一楼，月租75美元。屋内的起居室有壁炉，另外有两间房一一间充当卧室，一间是书房兼餐厅，卫生间很小，厨房设备粗陋。地板也凹凸不平，必须在桌脚垫木块，否则桌面倾斜得厉害，连盘子都托不住。如果不用报纸塞住墙缝，风便会灌进来。尽管有这些问题，但我仍然喜爱我们的第一个家。我俩到友好商场和救世军店之类的便宜地方买家具，对于自己布置出来的结果非常自豪。
“榆树街餐厅与我们的公寓只有一街之隔，因它通宵营业，所以我们常去光顾。我在埃奇武德街另一头报名上瑜咖课，比尔答应和我一起去——前提是不得告诉任何人。他也常去‘流汗天地健身中心’，疯了似地在跑道上跑。自养成跑步习惯之后，他便保持数十年不变，我则半途而废。
“两人常去巴塞尔餐馆——一家我们最爱的希腊餐馆，或去林肯电影院看电影，它位于住宅区巷内，规模不大。一天晚上，雪终于停了，我们决定去看电影。其时路面残雪尚未清掉，所以来回都得穿过及踝的积雪，我俩只觉气氛活泼，沉浸于爱情之中。”
为什么毕业选择回家乡工作
克林顿和希拉里在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后，有人给他们在首都提供了很诱人的职位，但都被他们拒绝了，后来希拉里在伯克·马歇尔的推荐下，接受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个职位。当时这个委员会正进行调查工作，主要是看是否应对理查德·尼克松提出弹劾。希拉里的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74年8月初尼克松总统辞职。克林顿在耶鲁法学院学到了许多知识，并且也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克林顿熟练掌握了法律辩护状的起草和谈判技巧，掌握了在大量的案例法中找出要点和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看法的办法。这所大学不仅给学生讲授什么是法律，还引导学生如何确定法律应该是什么。
在耶鲁法学院的许多学生毕业后都想到高薪的法律事务所谋求工作，而克林顿很早就抱定一个高尚的信念，他要回到家乡去为贫困的家乡人民服务，去改造那里贫困的面貌。克林顿要是想谋求法律事务所的职位是很容易的，但他放弃了，他打好行装，驾着汽车，向家乡阿肯色州驶去，那一年他才刚27岁。
汽车穿过高速公路，克林顿望着车外的景色，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家乡温泉城，回到了母亲的身边。离开家乡这么久，他非常思念家乡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