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在乔治敦相比，当我和比尔一起熟悉牛津环境时，我使用手杖比以前更稳当也更有信心，而比尔这次做我的老师比第一次做得更为出色。”
哈洛德·斯奈德始终为残疾人的权益而奋斗。1989年，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请他担任第一位残疾人服务主任。后来成为残疾人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克林顿的同学威廉斯对人们说道：
“当时我和比尔一起到牛津郊外的绿野远足。当时牛津的学生还没有条件安装电话，因此大多数人都通过在门房警卫室留条预约时间。
“不知为什么，这种19世纪的通讯方法已经足够我和比尔用来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为了能从当时学院食堂里令人头痛的标准餐中解脱出来，我们时不时地在中国式或印度风味餐馆中会面。周末，我们还会走上很远的路去伦敦看戏（我们本来可以乘火车去，但那时我们正在努力为第二年的春假到欧洲大陆旅行积攒费用，这也是牛津的传统之一）。尽管以美国人的标准而言，我们水平很一般，但我们还是在与牛津大学队的篮球比赛中表现出色，并开始在牛津队中发挥作用。我们和其他几个朋友共同在伦敦组织了一次有各国学生参预的反对越战的抗议活动。我们甚至极热烈地争论关于男女同校而又不能互相往来的大学里男女约会有多遥远的问题。”
威廉斯认为68届学生中克林顿为最受人欢迎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克林顿与来自美国各地不同背景的学生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他与朋友们谈论并常欣赏底特律黑人唱片。威廉斯还对人们讲道：
“比尔令人钦佩的品质让他在牛津受到欢迎和喜爱。但令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那令人欣赏的性格。比尔的确非常乐于向朋友和同事们请教，他不像许多聪明人那样注重于表示他们的努力，而是不断地寻求机会，借助别人增长知识提高洞察力。他喜欢用简明然而却十分有力的形式来表叙观点，特别是关于种族和越战问题。同时，他也非常善于接纳朋友中各种各样的思想，比尔谦虚坦诚的作风既满足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同学们的虚荣心，又增加了他自身的知识和提高了理解能力。”
克林顿在牛津的同室好友多格·伊克利对人们讲道：
“我们在大学学院最初的日子里最令我难忘的是在餐厅中用餐。好像历来如此，比尔和鲍勃是餐桌上讨论的最主要参与者。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许多英国学生和外国学生也参加进来，发掘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往往会大大超过正常的晚餐时间。
餐桌上最常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越南战争。和我们这一代许多人一样，比尔反对越南战争的情绪十分强烈，但是也是有原则的，这种做法不同于他对国家和公共事业的热切。他放弃他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缓役机会，选择服兵役反映出他的勇敢正直，仅有克林顿才能这样做。”
每个在牛津的美国学生都被英国人当作美国来的非官方大使。克林顿和他的同伴经常被问到他们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特别是越战。
为了更好地知晓克林顿在牛津面临艰难抉择时的政治背景，我们有必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是怎样卷入东南亚的内战之中的。我们可以从乔治·凯南起草的一份备忘录谈起。1946年，乔治·凯南是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他给美国国务院拟了一份8000字的备忘录，提出一种名叫“遏制”的新政策。1947年7月，外交事务杂志印发了这篇没有署名的备忘录，主要观点是要在苏联范围的外围强化非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势力，以此向苏联示威。其目标是维护美苏关系的现状，发展世人尽知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在友好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以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
凯南十分明确地区分了苏联帝国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他以为前者是真正的敌人，而后者仅仅在形势清楚表明其已成为克林姆林宫的统治工具时才应施行对抗政策。而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将二者区分开来，而是将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活动都视为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威胁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美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愈加感到害怕。1950年6月27日，美国向南越派出了35名军事顾问，并承诺向法国支持的南越反共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1954年7月签订的日内瓦协定要求越南在1956年7月以前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大选，并禁止外来军事势力的介入。美国政府在协定中明确声明，北纬17度线是越南南北方的交界线，但这仅是“暂时的界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解释为政治领土的边界”，从而说明美国默认这场冲突是一次国内战争。但是上述事实却被忽略，有人认为北越正卷入一场对“外国”的侵略战争，而不是支持一场更类似于美国内战的国家统一战争。
尽管马修·李奇微将军警告说，美军地面部队的介入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法国人在奠边府被打败并随之撤退后，美国还是逐步步入了法军在南越的后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等各届美国总统均支持南越政府。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军事顾问增加到685人并负责对南越军事人员进行训练；肯尼迪将驻越军事顾问和军队的人数增加到15000人，到1963年底为止，向南越提供的援助超过5亿美元；1964年8月的东京湾决议则提供了约翰逊政府将越战升级的借口。1965年2月，约翰逊下令对北越进行连续轰炸，到年底，驻越美军总数达到184300人。直到约翰逊下台以前，美军在越各地总人数已超过50万人。
越南人民的苦难和战争的恐怖呈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上，美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却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收益，许多美国人开始对这场战争的道义基础产生怀疑。1967年1月，抗议者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那时，比尔·克林顿在协助富布赖特工作，深受其影响。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富布赖特主持过调查越战的听证会，还写过关于越战的权威性评述《权力的傲慢》。起初，克林顿怀着对抗议活动的不安而勉强参与，但富布赖特却将这个大学生的抗议活动描写为“一种民族责任心和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的体现”，并对怎样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进行了有力的辨析。
“从格罗修斯时代直到起草联合国宪章，”富布赖特写道，“国际法学家一直试图对‘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进行区分，这在法律上是非常困难的，而道义上的区别就更加困难了。但这的确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同情和尊重那些探索最恰当的区分标准的人们，而绝不会轻视他们。”
据克林顿当年的室友讲，在乔治敦大学，克林顿并没有积极参加过反战活动，其中部分原因是忙于协助参议员富布赖特进行工作，但这也表现出乔治敦大学的学生们对越战普遍不感兴趣，直到1968年1月的“新年攻势”，才让许多在校学生们强烈地开始反战。
北越发动的“新年攻势”体现出它有实力对南方省府和主要城市构成严重威胁，包括袭击西贡的美国使馆。作为对“新年攻势”的报复，大批无辜平民在空袭中丧生。随着战争流血牺牲的不断增加，许多美国人对卷入战争产生了种种质疑。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罗伯特·肯尼迪发起了一场反战总统竞选，反对其本党执政者。到1968年底，越战已经失去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
到克林顿赴牛津学习时，他已经开始参加反战活动．帮助组织集会和抗议活动。洛杉矶的著名活动家戴维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人们讲道：
“1968年肯尼迪和麦卡锡‘总统竞选’活动结束之后，许多刚刚涉足政治活动而又头脑敏锐的青年学生，在寻求继续进行反战活动和改革制度的方法。‘城市联盟’主席约翰·加德纳（同道会的创始者，后担任主席）在玛撒为大约40多位年轻的反战活动领导者组织了一个周末俱乐部，以探讨怎样继续在反战时就已开始的许多重要工作。参加者中有拉里·洛克菲勒、斯图伯·陶尔博特……以及比尔·克林顿。
“我和另外两人成立了‘结束越战委员会’，在1969年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战示威活动。这年10月15日，我们在全国上百个城市举行了抗议活动。紧接着，在11月15日又筹划了向华盛顿进军的大规模游行。整个夏天，克林顿自愿牺牲休假时间帮助我们筹备这些重大活动。
“1970年，我在英国短期逗留期间在牛津碰到了克林顿。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是从那儿开始的。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公众服务、服兵役、效忠国家、个人信仰、20年后身在何处以及那时是不是有能力将世界变得更好等等。那时我们都觉得，最崇高的选择是通过选举或任命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公职。他确实深信政府能够养活人民，贫困不会永久存在。我们能够结束战争，将国家建设得繁荣昌盛，我们这一代人应当为此而努力。毫无疑问，他肯定会回到阿肯色州。他有着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应当回到家乡去帮助那些他从小就每天看到的贫困者。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比尔的热情。他让你感到受人重视，受人爱戴，让你接受他的观点。当我们在一起长谈到深夜时，在座的人会忽然发现自己完全融入了他的梦想、见解和思路当中。”
应征入伍一事让克林顿和他的同学们从道义上感到进退两难。克林顿收到通知后，马上回信表示收到通知并及时与阿肯色州征兵局取得了联系，结果他能够在牛津读完那个学期后再去新兵训练营。
1969年夏天，克林顿思考了各种可行的方案。他虽然反对越战，但感到有义务以某种方式为国效忠，他没有像许多同龄人那样拒绝或逃避服兵役，而是坚定地做出服兵役的选择。因为他在反对军事干涉越南的同时，并不反对军事本身。
最终，克林顿得出结论：只有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才有可能（但不一定）避免到越南作战，而又不会逃避服兵役的最佳选择，他向（法耶特）镇的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申请“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奖学金。虽然他遗憾不能和朋友们一起到耶鲁或其他名牌大学，但他也知道法耶特镇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是他惟一可以既光荣地为国效劳，又能免于直接参与让他在道义上深感不安的越南战争。况且，很难保证越战会在他毕业之前结束，也很难保证作为“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成员，他就不会被征召入伍。
美国《时代》杂志的高级编辑S·陶尔博特曾和克林顿一起获得罗兹奖学金。他在1992年3月的《时代》杂志上写道：
“夏日一天天过去，克林顿对自己的选择越来越感到没有把握……当他得到预备役军官资格和法学学位时，另外一个倒霉的小伙子就要代替他的位置在越南吃越共的枪弹，一想到这儿，他就十分苦恼。”
克林顿的同学陶尔博特当时了解克林顿这种摇摆不定的心情，他对人们讲道：
“1969年秋，应服兵役的人谁也不知道何人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征召入伍。政府的政策朝三暮四，变化不定，让一位23岁的反战青年认为，政府的声明根本不能相信。”
克林顿对前途感到迷惘，根本没有给牛津第二年的学习生活做任何安排。最终，他和陶尔博特及来自华盛顿州攻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小伙子弗兰克·阿勒租到了一间空房子。
陶尔博特、阿勒和克林顿经常谈论战争、服兵役以及被道义所困惑的问题。陶尔博特还对人们讲道：
“糟糕的是，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确的答案。假如你服从国家需要，应征入伍或去越南作战，像比尔认为应该做的那样，那么你将会帮助国家铸成错误。倘若你凭良心办事而违反法律拒绝应征，像弗兰克那样，你将会给你的家庭带来痛苦甚至耻辱，也会引起家乡人民的公愤。”
陶尔博特在1992年春季的《时代》杂志上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
“奖学金两年到期后，弗兰克由于拒绝服兵役而留在了英国，我参加了海军，比尔和许多成绩优异的同学留校继续学习。我并不嫉妒那些高才生，假如我想留下来，也会和他们一样，留在英国。
“我们离开牛津一年半以后，弗兰克最终回到了斯波坎，他内心深处关于越战和为国尽义务的矛盾给他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不能自拔。从获罗兹奖的同学中传递的短信上，我第一次知晓弗兰克自杀的消息。我马上给比尔打电话，在电话里我们互相安慰，回忆弗兰克的善良和仁爱。
“这是社会所导演的一幕悲剧，3个年轻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拒绝服兵役，一个当了海军军官，一个则是法学院的高才生。但要清楚，我们其实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虽然生活中有多种选择，这些选择全是难题。本来无所谓正确与错误。许多选择都是正义的、爱国的和正确的。”
在服兵役问题上，克林顿进退两难，深感痛苦，最终他下定决心，履行报效祖国的义务。1969年10月，他给刚和母亲弗吉妮亚结婚的继父杰夫·德怀尔挂了长途电话，让他通知当地征兵局将他的名字重新登记在名单上，结果，他被列为甲级，完全符合入伍条件。
这样一来，克林顿是否上越南战场就取决于征兵局的抽签了。每个合格者都随机领到一个号码，号数越小，应征入伍的可能性就越大。
1969年12月11日，克林顿收到了他的号码，311号。号数大得足以使他永远不会被征入伍。第二天，他对耶鲁大学法学院发出申请。11月3日，他写信给他在阿肯色州立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教师尤金·霍姆斯上校，表示他接受了征兵局的决定。
信发出几个月以后，克林顿对将来依然没有把握。据陶尔博特回忆：
“1970年春天，罗兹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发放了调查表，以确定哪位获奖者愿意重返牛津继续第三年的学习。克林顿在表中写道：
‘也许去，假如不去，就上耶鲁法学院或服兵役。’1970年秋，他得到了耶鲁法学院的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