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王珈珈知道这是培特到公司后由他主导的第一个新产品。按照工厂进度，这个产品应该在九月份设计完毕，但工程部一直拖到今天才交出这样一个不合格的样品，而总公司早已经在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宣布此新产品将于11月上市，时间万分紧张。导致工作如此被动的原因是培特利用职权赶走了敢于直言的资深中国设计工程师，将一位没工作经验且又懒惰的白人年轻人招了进来。
这种事情在中国人出资当老板的公司绝对不会发生，老板认为只要你有本事，能为他赚钱，只要你的直言有理，就会重用你。但在美国公司，出钱的人多半自己不亲自管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开的。美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企业工厂却是最专制的。你不顺着老板的意思，老板就可以开除你，哪怕他要再请三个人代替你也在所不惜，因为花的不是他的钱。
按照正常程序，凡新产品都应该由工程部先出5个样品进行测试，没有问题后再在生产商处批量生产100个，全部过关后，再批量生产200个，给客户试用，等客户确认没有问题后方可大批生产。现在这仅有的一个样品都不合格，怎么能进行批量生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技术主管，她怎么能签字同意让这样的产品投放市场？
“你讲实话，肯定会得罪他，不如把样品送到外面的公共实验室，让实验室出报告。”打定主意，珈珈立即打电话给他们常用的Quality Lab，约好当天下午测试，当天出报告。
史蒂文立即带着机器必须达到的技术参数赶赴实验室。
第二天一早，王珈珈将公共实验室与史蒂文出的两份报告送到培特的办公室，在QA意见处盖上Reject（拒退）章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培特冷着脸一声不吭。
“Betty，听说你们QA拒退了工程部的新产品，这个产品可是总部等着要的。”托德走进王珈珈的办公室严肃地说。
“是的，仅有的一个样品没有通过基本技术参数的测试，工程部必须修改设计，再送样品来测试。”
“来不及了，11月份这个产品必须上市。”
“可是我们也不能将设计有缺陷的产品卖给客户，否则到时候造成大批退货，公司损失会更大。”
托德悻悻而去。随后，培特和托德两人决定绕开王珈珈。他们谎报军情，最终要Z公司做了两万台机器。等到机器11月上市后，随后的退货单如同雪片般飞到公司一一公司白白损失了三百五十多万美金。
一天下午快下班时，托德走进王珈珈的办公室，说：“Betty，这是你今年的review（工作表现评语），你看看，签字后我马上交给人事处。”
这是一份没有日期，没有具体的工作能力评价，没有具体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评语，也是一份没有主管签名的工作表现评语，只在最后的综合评定栏有一个总分是D的评判。看到这样的评定，珈珈大吃一惊，工作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样随随便便的评语怎么可能出自一位平常对她的工作报告连一个标点符号都百般挑剔的托德？
“对不起，这是一份没有写完、没有事实证据的评语，我不能签字！”她抬起头，眼睛直视着托德。
托德收回评定表格离开了王珈珈的办公室。
晚上，珈珈彻夜未眠。过去她与托德、培特之间因工作产生了种种矛盾，她都忍着，从未向杰理及人事部主任苏姗反映。现在明摆着这两人要赶她走了，她已经没有了退路，只有向上反映了。
然而，珈珈向他们反映情况后，他们两人几乎给了同一种答复，“Betty，你等等，我们过三个月再重新给你评定（review）。”
“不，这样我不是变成三个月的工作留职查看了吗？！”王珈珈说。
但杰理与苏珊都坚持这么做。
更让人气愤的是，过了几天，托德将她手下的秘书琳达转到培特的手下，然后又辞退了她手下的一位做测试机器程序的工程师。现在珈珈终于明白了，谁也不愿得罪这两个从总部派来的主管，哪怕是当初在关键时刻鼎力帮助过她的杰理，她在公司最好的朋友苏姗，她一手培养多年的秘书琳达。因为如果他们出手帮她，就可能让自己失去工作，这意味着他们的房子要被银行收走，一家大小的生活将陷入困境。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血淋淋的现实。
在各种压力下，她夜不能眠，咳嗽不止，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万般无奈，王珈珈在她的心理医生的建议下，只有去信美国EEOC（政府公平工作委员会），阐明事实，请求政府相助。EEOC立即给公司去信，要求公平对待王珈珈。美国的公司都非常害怕上政府的黑名单，公司立即给王珈珈重新写了很好的评语。
但伤害已经造成，王珈珈也萌生了去意。
1988年10月的一个中午，王珈珈正要去吃午饭，电话铃响了。“珈珈，现在怎么样啊？想不想重回加州啊？有家电脑公司急需一个质量控制部门主管，我提到你在业界很有名气，他们愿意出来回机票请你过来谈谈，有兴趣吗？”老朋友陈国栋在电话里大声说。
“我当然愿意！”她惊喜地回答。
“好！我马上通知他们，给你订这个周末往返加州的飞机票。”
10月的密西根已是寒风凛冽，但加州却依然阳光灿烂，风和日丽。她坐星期五晚上从底特律飞往旧金山的飞机，第二天早上五点到达加州。
女儿小清到机场迎接妈妈，回家的路上，母女俩兴奋不已。稍事休息，珈珈即开车到A公司。
A公司与原来自己所在的E公司在同一条街上，看到那熟悉的街道与工厂，珈珈万分激动。
上午8点45分，珈珈走进了A公司大门，摁了一下门口接待员桌上的铃，随即，通往里面办公室的大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长相俊秀的中年男子。
“你好！Betty。我叫Robert（罗伯特）。”他走上前来，用台湾地区人特有的腔调一板一眼地说着普通话，紧紧握住她的手。
“昨晚半夜才到，这么早你就起来了？”罗伯特关心地问。
“我习惯了每天只睡几个小时。而且一定要比约定时间提早15分钟到达地点。”王珈珈笑着回答。
“好，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的人。”他笑着带她进入办公室。
这是一间坐北朝南的房间，早上的阳光从落地窗玻璃中射进来，使得房间又暖又亮。
“我们公司是上市公司G公司投资的。老板李大为十年前在医疗器材方面创出了一个中国人的世界名牌。现在他希望在高科技领域、计算机方面，也自创一个可以与世界三大品牌抗衡的世界名牌。你在管理质量控制方面的能力，业界有目共睹，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为中国人在高科技领域创出名气与品牌。”
“我就是喜欢将一个公司从小做到大，尤其希望为我们中国人自创世界级高科技品牌而出点力。”她高兴地回答。
“如果我们请你，公司将出钱帮你搬回加州。”接着，他又问了她现在的薪水及其他福利待遇。
和珈珈做了一番简短的交流后，他出去请公司总裁Issachar（以萨迦）接见她。
“你能告诉我你在I公司都做了些什么吗？”以萨迦带着浓厚的以色列口音问道。
珈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情况。
“如果你作为质量控制主管，认为一个不合格的新产品不能上市，而你的主管或公司总裁要求你出货，你该如何处理这件事？”他突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会发动我部门全部成员和主任设计工程师一起，尽快找出不合格的原因，并迅速解决问题。我在任何公司招收的员工，我都要求他们不但会测试，会退货，更要求他们会动手帮助设计工程师或生产线找出产品不合格的原因，并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按时让产品上市。她不慌不忙地回答。”
“很好，现在我带你去见人事部主任Mary（玛丽）。”看得出以萨迦对珈珈的回答很满意。
玛丽是一位胖胖的中年白人女人，在问了珈珈目前详细的工作情况、福利和公司配股的情况后，对珈珈笑着说：“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的。”然后握手告别。
王珈珈回到以萨迦及罗伯特的办公室向他们告别。
“希望不久我们能再次相会。”罗伯特起身送她到大门口。
想到女儿，珈珈恨不得一下子就回家。在外面请小清好好地吃了一顿后，珈珈还给女儿买了一大堆吃的穿的，星期天下午她坐飞机回底特律。
星期一中午十二点，电话铃响了。“贝蒂，我们决定请你到A公司工作，聘书今天用特快专递寄出，明早九点送到你手上。”电话那端玛丽兴奋地说。
“好，接到聘书我立即辞职，两星期后我们见。”珈珈也高兴地回答。
两周后，她已坐在加州她的新办公室里了。
几个月后，她听说由托德等三人把持的I公司在业务方面是一团糟，业务每况愈下，而且三人在钱财方面挥霍浪费，致使公司濒临破产，公司最终开除了他们三人。可惜公司已经被这三个人整得元气大伤，回天乏力。一年后，I公司关门倒闭，这让珈珈唏嘘不已，为自己奋斗了多年的公司就这样坏在了三个不学无术的人手上而遗憾。
到A公司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她在公司内部贴布告雇请质量检验员。这天晚上，生产线上的一位年轻小伙子敲门进来。
“Betty，听说你们部门要招人，我父亲正在找工作，可不可以麻烦你请我父亲？”
“你叫什么？从哪里来？”
“我叫John Liu（刘约翰），从中国上海来。”
“说说你父亲的简历。”
“我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1958年的毕业生，毕业后在上海设计院做总工程师。为了我的前途，他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移民到美国。由于他过去学的是俄文，不会英文，所以到美国后以后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好。我正要找一个技术员，你马上叫你父亲来见我。”
“好，我马上打电话回家。”John开心地走出她的办公室。
王珈珈是过来人，她深知年龄大了，没有英文基础的知识分子到美国寻找第一份工作的艰难。而像毕业于交大、在设计院做过总工程师这样的人正是她所需耍的。
半个小时后，John与他父亲一起来到王珈珈的办公室。
John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老知识分子，年龄在60岁左右，一进来就给王珈珈打招呼：
“王经理，您好！”
“刘先生，您好。”
王珈珈问了他的工作经历后，发现他既有理论知识，又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便立刻通知他第二天就来上班。随后，她又聘请了曾在菲律宾神学院当过院长的菲律宾人刘先生的太太Mary Liu来质量控制部门工作。大伙儿都说Betty的部门全是大学毕业生，做事效率高。上班期间，大家各尽其责，通力合作，其他部门的人都很羡慕，都希望转到她的部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