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判定，司徒左长史傅隆。提出不同意见，他说：“礼制与法律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根据人情物理而制定出来的，不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从地下长出来的。父母与子女之间，有至亲关系，形体尽管各异，但气血却是一脉相承的。黄称与他的父亲黄载，就相当于黄载和他的母亲赵氏一样，虽说是三人三代，但骨肉至亲，仍然是一体承传，这是谁也不能将他们的气血分割开来的。黄称的母亲被打死了，自然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悲痛至深，但再怎么悲伤，也没有仇恨祖母的道理。倘若黄称硬要因为杀母之仇而杀了祖母赵氏，那么赵氏的儿子黄载又该如何杀了他母亲的仇人呢?其结果一定是父子祖孙，相互仇杀!这恐怕不会是先王定刑、皋陶立法的本意吧。前人盛称春秋时石碏、汉朝金日石单大义灭亲、诛杀逆子的事，倘若石碏、金日石单的儿子的儿子要拿刀报仇，不与祖父同戴天日的话，那石碏、金日石单又怎能留名百代，后世以为美谈呢?法令说：‘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是指一般的人家应当避仇，而不是指具有父子祖孙关系的人家。法令又说：‘凡是流徙的人，同族亲属意欲相随陪护的，可以允许。’这个规定是十分通达情理的，它促进人珍爱骨肉亲情。赵氏已经年老，她若遵制流徙，黄载作为她的儿子，势必跟随前去照顾。黄载随同前往，倘若黄称不去，这岂是伦常礼法所能允许的?这样说来，黄称与祖母赵氏，是不可分割的。赵氏误杀了儿媳，内心愧恨终生；黄称的母亲被杀，自然应当永怀沉痛。但祖孙关系的伦常大义，无论如何不能断绝，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理。”
另外，当时任丹阳尹的临川王刘义庆，就是顶顶大名的《世说新语》的编著者。也对这事发表了与傅隆类似的意见，他说：“周代的礼制说父母之仇，避之海外，是说冤仇太重，正常的法理也不能使之抑制。至于骨肉亲人之间的残杀。那是另一回事，应当越过法律的范围来看待。礼制也有原谅过失的时候，法律更不会有仇恨父祖的条文。更何况赵氏的打杀媳妇，是由于喝多了酒，就她的本心和事情的实况看来，也是由于年老糊涂造成的。对于这件案子，怎能把那年老糊涂的祖母，等同于普通的仇人?她既已蒙赦，就应当保持全家一体，同叙天伦，不得有亏孝道。”
宋文帝听从了傅隆和临川王的意见，免了赵氏的流徙。
(《宋书·傅隆传》)
刘裕灭后秦
公元416年，已掌握东晋军政大权的太尉刘裕为了代晋称帝，意欲立功于外以威服天下，遂趁后秦皇帝姚兴刚死、其诸子争位相互攻伐之机，统兵伐秦。
是年八月，刘裕自任中外大都督，以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所部为前锋军；令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水军出石门进入黄河西进，另遣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作为前锋军的后继和策应；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率兵三千直趋武关作为奇兵，以牵制后秦后方之兵；刘裕则亲率大军从建康出发，先至巨野，然后溯黄河而上至洛阳。
至第二年三月，晋军诸路兵马进展顺利，王镇恶、沈林子、檀道济在潼关会师。后秦主姚泓急遣姚绍、姚鸾、姚赞等率兵五万驻守潼关，与晋军在潼关一带对峙。
七月份，刘裕也率军抵达潼关。
姚泓欲亲统大军东进抵御刘裕，却惊悉晋将沈田子、傅弘之已偷偷越过武关，进驻青泥，距长安竟只有数十里之遥。
姚泓见晋之奇兵已深入后秦腹地，自然惶惶不可终日，决定先消灭沈田子部，然后再东进抵御晋之主力。因此，姚泓亲自率步骑数万进至青泥，准备将沈田子一举击灭之，消除这一心腹之息。
当初，刘裕派沈田子等潜入武关，本是想用来作为疑兵，以迷惑牵制后秦关中之兵，所以人数不多。沈田子等至青泥后，所部仅有一千多人，无法抵挡后秦之数万大军。而沈甲子闻姚泓亲自率军前来迎击，竟准备与姚泓大战，傅弘之劝道：“彼众我寡，难以抵御。”沈田子道：“兵贵用奇，不必在众。且今众寡相悬，势不两立，若彼结围既固，则我无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营阵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
大敌当前，危在旦夕，沈田子将敌我之势分析得非常透彻：用兵贵在出奇制胜，不在人多。现今敌我众寡悬殊，若敌人将我团团包围，则我之千余士兵必为敌所擒。不如趁敌兵初到，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向敌人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或可以少胜多，建立大功。
因此，沈田子召集士卒激励之，道：“诸君冒险远来，正求今日之战，死生一决，封侯之业于此在矣!”意思是将士们冒险深入敌境，正求与敌决一死战，封侯之功业即在此一战之中。士卒们闻言，皆摩拳擦掌，踊跃鼓噪，士气甚盛。
沈田子乃令士卒“弃粮毁舍”，作出孤注一掷、不成功便成仁的姿态，亲自“勒士卒前后奋击，所向摧陷”。晋兵见只有死战方有生路，皆以一当十、当百，手持短兵，冲锋陷阵，奋力杀敌。秦军扎营结阵未稳，突然遭到晋军如此凶猛强烈的攻击，立即大败，四散奔逃，姚泓无法节制溃散的大军，也只得弃乘舆、服饰而逃至灞上。
沈田子率军乘胜追杀，斩敌首一万余级，赢得了以千余胜数万的青泥奇捷。
沈田子大败姚泓后，王镇恶认为后秦后方空虚，宜一鼓作气袭灭之，乃向刘裕请战，愿自率一军直趋长安，刘裕允许了他的请求。
王镇恶遂率一支奇兵乘小舰溯渭水而进，划船者皆藏在船内，秦人只见船行而不见划船者，都惊以为神。
八月二十三日晨，王镇恶之奇兵已至渭桥，王镇恶令士卒们吃过早饭，马上登岸，后登者斩。士兵们马上持兵器登岸，王镇恶乃下令弃船。渭水流急，舰船皆随流而下，转眼间便没了踪影。将士们失去了船只和粮食，都惶惑不安，王镇恶于是对士卒们说：“吾属并家在江南，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船楫、衣粮皆已随流。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无它歧矣，卿等勉之!”意思是：“我们的家都在江南，这里则是长安北门，离我们的家乡有万里之遥。我们的舟船、衣物、粮食都已随流而去。现今打赢了，则功成名就；打输了，则死无葬身之地，别无他路。愿各位奋力杀敌，绝处逢生!”经过王镇恶的战前动员，士兵们踊跃争进，拼死以战，大破秦守将姚丕于渭桥。
被沈田子击溃、逃往灞上的秦主姚泓引兵来救，正遇到姚丕的败逃之兵，姚泓的援军被逃兵一冲，不战自溃。姚泓单骑逃回后宫。
王镇恶遂乘胜麾军攻入长安平朔门，姚泓力穷，打算投降。姚泓之子、年仅11岁的姚佛念劝姚泓自尽，以免投降受辱而被诛戮，姚泓仍对刘裕抱有幻想，觉得投降后或许能保住性命，遂率妻子、群臣向王镇恶投降。刘裕入长安，将姚泓押赴建康，斩于市，后秦灭亡。
刘裕之灭后秦，实得力于沈田子、王镇恶青泥、渭桥大捷。沈田子在寡不敌众的绝境中，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卒成大功；而王镇恶受其启发，仍用“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用兵策略，一举灭掉后秦。难怪刘裕人长安时褒奖王镇恶道：“成吾霸业者，卿也!”
(《宋书·自序传》、《宋书·王镇恶传》)
徐湛奢豪
徐湛之擅长写文章书信，言辞流畅。出身于贵戚富豪之家，家业十分丰厚。房屋宅院园林水池，王公贵族都比不过他。伎乐之妙，在当时称为一绝。有门生一千余人，都是三吴一带的富人子弟，衣饰丰姿都很漂亮。每次出去巡行游乐。充盈了马路和街巷，下雨泥泞的时候，就用车装载这些门生。文帝嫌他太奢侈。每每加以劝告。当时安成公何勖，是何无忌的儿子。临汝公孟灵休，是孟昶的儿子，都很奢豪，与徐湛之肴膳、器物服饰、车马都相攀比。京城人为此编语说：“安成公的饮食，临汝公的服饰。”徐湛之这两方面都很出众，兼有何孟二人的奢豪。
为官为家高风亮节
颜延之，字延年，琅玡临沂(今属山东)人。他父亲早逝，自小孤苦。尽管家境贫困，却爱好读书，几乎无所不览，后成为南朝宋代著名诗人，与谢灵运齐名。
颜延之为官多年，生性耿直，因而常常得罪权贵。他见刘湛、殷景仁之辈专权，心有不平，常说道：“天下之事，应当和天下人共同治理，难道凭一两个人的小聪明就能处理得了?”为此，刘湛非常恨他，将他贬出朝廷，改任永嘉太守。但是颜延之仍然不改其直，所以仕途屡次受挫。
颜延之除了爱喝酒的毛病外，生性清廉俭约，不谋私利。尽管做了官，却也常有家中空空不能自给的时候。他常常穿布衣，食蔬菜，在郊外独饮，自由自在。颜延之有好些个儿子，各自继承其父亲的不同品性。有一次，宋武帝刘裕问颜延之，他的几个儿子谁最得父风，颇延之答道：“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奂得臣义，跃得臣酒。”他所称得其笔法的儿子颜竣，后来慢慢官居高位，权重当朝，其地位远远超过了颜延之。
颜竣比较孝顺，见父亲日子并不富裕，也常想着给父亲以供养。颜延之却不领儿子的情，颜竣所给，他一点都不肯接受。平时仍住在原先的旧房子里，衣服器具。丝毫未有改变，一如既往地过着布衣蔬食的清贫生活。颜延之喜欢出游，外出时，常常是乘坐着瘦牛拉着的粗笨车子。颜竣位高，出行时总是仪仗显赫。护卫众多，十分威风。颜延之出去，只要一遇儿子的仪仗护卫，总是立刻在道旁停住牛车避让。不得已碰到了儿子，总是说：“我平生最不喜欢见显要人物，今天真是运气不佳，碰上了你!”但是他对新朋旧友等却非如此，有时骑马出游，在街巷碰到老朋友，总要停下亲切地攀谈一番。骑在马上，有时常跟朋友要酒喝，要到了酒便自斟自饮，十分自在，朋友间丝毫不拘礼节。
颜竣当上高官后，便准备造所好房子，颜延之却含意深长地对儿子说道：“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弄到最后，让后人嗤笑你的愚蠢!”这话大有深意，因为前代有许多造了豪华宅第后家族却很快败落，不能安享永保的事例。颜延之尽管没有明说，却有警戒儿子不要追求豪华奢侈的深意在。又有一次，颜延之因事早上去见儿子，见家中已宾客盈门，颜竣却还在睡觉，没有起床，不禁怒火万丈。他极为严厉地训斥儿子道。“你本出身贫贱，如今算是高高在上了，居然傲慢无礼到这种样子，你这官能做得长久吗?”
颜竣为官甚有父风，他直言敢谏，言辞恳切，无所回避，常使皇帝不悦，因而也不肯听从其言。后来，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可见封建时代立朝为官，也实在是难矣!
(《宋书·颜延之传》、《宋书·颜竣传》等)
顾觊之强行教子
顾觊之，字伟仁。南朝宋吴郡人。他一生为官，很有才干。初时朝廷任命他为山阴县县令，当时山阴有三万民户，历来公事繁剧，号称难治。顾觊之上任以后，将一个公事极其繁杂难冶的地方整治得讼息政简，井井有条，足见其政治才能。
顾觊之家门和睦，在地方上也很有名望。他一共有五个儿子，其中就数第三个儿子顾绰家中的财产最多，家道极为殷实。正因为如此，顾觊之家乡不论士子平民，好多都欠着他的债。顾觊之对儿子向乡亲们放债的行为十分不满，曾多次劝阻，而顾绰总是不听。顾觊之在外做官，儿子又已自立门户，所以也想不出办法来制止儿子。
后来，朝廷任命他为吴郡太守，他回到家乡来做官了。顾觊之对儿子放债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心里始终未放下。这次回家乡任太守，便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一天。他找了个机会对顾绰说：“以前我常常禁止你在乡里放债，现在仔细想一想。如果不这样做，搞得家里十分贫穷，也不是过日子的办法。你平时放的债，有多少人没有及时偿还?趁我现在回到家乡来当太守，我设法代你催要。不然的话，等到我以后不在家乡当官了，你哪里还能要得到这些债。你的债券都放在什么地方，赶快拿出来!”
顾绰正为有些欠债难以讨回而伤脑筋。听父亲说准备撑他的腰，帮他讨债，真是大喜过望。心想凭他父亲在地方上当官的势力，讨起债来岂不是易如反掌?他急忙将别人欠债所写的文书全都拿了出来，竟然有满满一大橱子。此时，顾觊之见自己的计谋已经成功，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点起一把熊熊大火，将顾绰的所有借债文书烧了个精光。烧完文书，他郑重其事地向远近乡人宣告道：“你们欠三郎的所有债务，今后都不必再还了。所有的欠条，都已经被我一把火烧掉了。”
顾绰心理上没有丝毫准备，见自己这么多财产在父亲的一把大火中，全都化为乌有，一下子受到沉重打击，以至整天都十分懊丧，不停地唉声叹气。心里难过，却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
顾觊之教育儿子的方法，完全是强制性的，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许顾绰在被迫接受既成事实以后，再加以适当的耐心教育，是能够慢慢转变思想的。
(《宋书·顾觊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