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化及在江都杀害炀帝，王世充和太府卿元文都、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尊奉杨侗为君王。杨侗任命王世充为吏部尚书，封爵郑国公。杨侗用元文都、卢楚的计谋，任命李密为太尉、尚书令，李密就向杨侗称臣，又率兵在黎阳抵抗宇文化及，派遣使者战胜进奉俘虏和战利品。众人都很高兴，只有王世充对其属下诸位将领说：“元文都这类人，只是撰写公文和诉状的人罢了。我看这种形势，一定会成为李密的俘虏。况且，我们的军队经常和李密交战，杀害其父兄子弟，前后多次，一旦成为他的部下，我们就没一个人能够活得了。”王世充说出这些话，用来激怒众将。元文都知道后十分害怕，与卢楚等人商议，准备利用王世充入宫的机会，将王世充杀掉。日期已经约定好了，将军段达派遣女婿张志把卢楚等人的阴谋告诉了王世充。王世充夜里率兵围住宫城，将军费曜、田世阇等人在东太阳门外与王世充大战。费曜等人被打败，王世充就攻入宫城门。皇甫远逸单人匹马而逃。卢楚被杀这时，宫门还关闭着，王世充派人敲门对杨侗说：“元文都等人想把皇帝抓起来投降李密，段达知道后告诉了臣。臣不敢造反，只是要诛杀反叛者。”元文都得知发生了变故，入宫奉杨侗到乾阳殿，列兵保卫杨侗。命令将帅利用宫城来抵抗，军队被打败，杨侗命令打开宫门让王世充进来。王世充派人把宫中的侍卫全部替换下来，第二天入宫谒见，对杨侗说：“元文都等人无礼，阴谋残杀，事情紧急不得以才如此做，不敢背叛国家。”杨侗和王世充盟誓。不久，王世充又派遣韦节等人劝杨侗，任王世充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又授任王世充的兄长王恽为内史令，进入宫中居住。
不久，李密打败宇文化及而回，精兵良马大多战死，士兵都很疲倦。王世充想利用李密士卒疲惫之机，打击李密军，恐怕人们心中不愿军心不齐，就假托鬼神，派遣巫师张扬说：“周公想令仆射急速讨伐李密，会取得很大成功，不然的话，士兵都要因瘟疫而死掉。”王世充的士兵大都是楚地人，风俗迷信妖魁荒诞，所以就说出这些话来迷惑士兵。众士卒都请求作战，王世充精选训练精壮英勇的士兵2万多人，马1000多匹，在洛水南岸安下营寨。李密的兵马驻扎在偃师北山上。这时，李密刚刚打败宇文化及，正是得意之时，有轻视王世充的意思。王世充派遣200多名骑兵，悄悄进入北山，埋伏在山谷中，命令士兵喂饱马，早晨不等起床就在寝席上进食。一切准备就绪，夜里渡河，人马疾驰，到了天亮的时候就接近了李密的营寨。李密出兵应战，还没摆好阵势，两军就战在一起。伏兵借助山的隐蔽而上，偷偷登上了北原，从高处冲下，驰压李密的兵营。营中大乱，没有人能够抵挡，伏兵就进入营中放火。李密的军队十分惊恐，就四散溃败，其将张童儿、陈智略投降。进军攻下偃师。当初，王世充兄长和其子玄应跟随宇文化及到东郡，李密俘获他们，囚禁于城中。至此，都全部获得。又俘获邴元真的妻子儿女，司马郑虔像的母亲和李密诸将官的子弟，都加以安抚慰问，让他们各自偷偷地呼唤他们的父兄归附。军队到了洛口，邴元真、郑虔象等人献仓城以应王世充。李密带着几十名骑兵逃遁，王世充收罗众兵而回。
王世充又令韦节劝杨侗，任命自己为太尉，设置官署和属官，把尚书省作为自己的官府。不久，自称郑王，派遣部将高略帅师进攻寿安，交战不利而回师。又帅师围攻谷州，3天就退兵了。第二年，王世充自称相国，接受九锡，准备帝王仪仗队所用的器物。有一道士名桓法嗣，自称能解图谶，王世充亲昵他。法嗣就上《孔子闭房记》，画的是一男子手持一杆驱赶羊。法嗣说：“杨是隋朝的姓。干字加一，是王字。姓王的在姓杨的后面，明摆说是相国代替隋朝成为皇帝。”又取《庄子》中的《人间世》和《德充符》二篇上奉王世充，法嗣解释说：“上篇说的是‘世’，下篇说的是‘充’，这就是相国的名字。应当恩德遍及人间，应符命而成为天子。”王世充非常高兴地说：“此乃天命啊!”再次拜谢。随即任命法嗣为谏议大夫。王世充又用罗网捕获各种鸟，把书帛系在鸟颈上，自称上应符命而把它们放回天空。有的用弹弓射得鸟而来进献，也授官封爵。接着废除杨侗，将他私下杀害，自己超越本分即皇帝位，建元日开明，国号为郑。
大唐太宗率军围攻王世充，世充频繁迎战，屡战屡败，许多城池相继投降。王世充十分困窘，派遣使者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率兵救援。兵至武牢，太宗大败其军，擒获窦建德来城下。王世充出城投降。到了长安被仇人所杀。
发愤十六年潜心著二史——李延寿
李延寿与敬播都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手下担任书记工作。因为家中已有南北史的旧稿，想继承、实现先人的愿望，补出齐、梁、陈、周、隋五代部分所未写的部分，所以在编辑工作之余，昼夜抄当。到贞观五年，因家中丧事而离职。服丧期满后，从官到蜀，把所得材料进行整理。但所缺材料尚多，未能完成。贞观十五年，任东宫典膳丞的时候，右庶子、彭阳公令狐德棻又启用李延寿修《晋书》，因此再次得以勘校研究有关宋、齐、魏三代还没有得到的材料。贞观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当时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奉皇上命令修《隋书》的十志，又获得了皇上的批准召李延寿参加撰录，李延寿因此有机会进行广泛阅读。当时五代史尚未公开，李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中素来贫穷，又无能力雇人书写。魏、齐、周、隋、宋、齐、梁、陈诸正史，都是李延寿自己抄写的，其中本纪是依司马迁的体裁。连缀起来。又在这八部正史之外，参考了1000余卷杂史，将原来正史中没有的记载，都编入书中。对它们烦冗的地方，就删削掉。南北史从开始到修成，共用了16年。从刘宋开始，共八代，分为《北史》《南史》二书，合计180卷。其中《南史》先写完，呈送给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承蒙他从头到尾读完，并将其中的错误作了改正，将二书向各宰相讨教后，就向皇上上了表。表文说：
臣延寿说：臣听说设置史官，由来已久，执简记言，必须借助直笔。所以《典》《谟》记载叙述的，唐尧、虞舜的风范尤为突出；《诰》《誓》所陈述的，殷代、周代的伟绩特别显著。有了鲁国的《春秋》，鹿门之会给臧孙留下了借鉴；晋国的史书《乘》没有隐讳，赵桃园杀君赵盾受到了讥讽。大约圣哲的君王治理国家，交通贤人树立榜样，惩罚告诫的方法，都是由史书中引出的意义。到了秦朝大量焚烧书籍，周代的典籍尽被毁掉。后来司马迁创造纪传体，五帝三代都完全写入了本纪中，不同的事情归记于不同的体例记载，纲目清晰。此后，这段都被后人作为效法的对象。虽然左史写史，每一时代都不乏其人，然而微隐委婉所传的，只有班固和范晔得到称赞。其次有陈寿写的《三国志》，也被称为名家所作。这些著作都被前代修史的人所重视，不必在这里再评论赞扬了。
五代更替，大约有300年。元熙年以前，就总归于晋朝，著述这段历史的士人，虽多达数家，但没有听说其中有完美的。我大唐太宗文皇帝神资睿圣，天给了他英明灵气，对此事哀恸冲襟，经多方体察。深深地为这些史书的芜秽而嗟叹，于是决心删削而完成新著，此作既悬之于日月星辰，就成为了流传不朽的著作了。但是，北朝自元魏以后，南朝从刘宋以后，朝代迭变，当时的风气喜欢诋毁前朝，每个朝代都有史书，人多好事，从篇目上看。史书不少，但各人都陈述自己的见闻，同异甚多。而一些小说短书，易被湮灭散落，其中的脱文或者残落之处，找不到地方去校勘。一则是因为王道颓丧，朝廷与市场不断变换，资料渐失其真，怎么判断它的真假?二则是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的高尚事迹。通达之士的重要的教导，因此就不能听到了，这是令人伤叹的。三则败坏风俗的巨蠹，犯有如夏桀一样滔天罪恶的人，不记载下来加以贬责，用什么人作为样板来进行鼓励和引导人们呢?
臣下我的生命虽然轻贱但有幸侍奉千岁，贞观以来，屡次忝入史局，不自量力，私自修撰了前代史。起自北魏登国元年，到隋朝义宁二年止，共三代244年，又兼写了东魏天平元年，到北齐隆化二年，共44年的行事，总编为本纪12卷、列传88卷，称为《北史》；又起南朝宋永初元年，到陈祯明三年，共四代170年，为本纪10卷、列传70卷，称为《南史》。总共8代，合为二书，计180卷，用以模拟司马迁的《史记》。以上八代之中，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书，是贞观年间奉皇上之命撰写的，因为所写的十志没上奏，这些书都未公开。但这些书及志，从开始到来尾均为臣下我所写。臣下我本来就一直追慕古事，又完全得到了研寻闻见的条件，便私自抄录，共用了16年，所涉猎的书，有千多卷。连缀改定，只靠一人之手，所以拖的时间很长，到现在才完成。我只是搜集遗书逸事，用来增加不同的见闻，分朝代进行编辑，把它们统编在一部书中；删除冗长的地方，保留它们的精华。假如原文妥贴，就不修改加以采用，不敢以我的愚顿，自发管见。虽然此书粗疏朴野。大惭于先哲，但在搜寻材料方面也有所得，我私下认为还是详尽的。其中的《南史》删改修订已是定稿，《北史》修改校对仅初步完成。南北史既然是私人修撰的，所以不敢沉默，又没有上奏过皇上，也不敢流传。臣下我轻率地陈述，伏地颤抖等待皇上的裁决。臣就恭敬地说以上的话。
识怀短浅奢侈优游——元雍
高阳王元雍，字思穆，少年之时便倜傥不群，多变而不恒。高祖元宏说：“我也不能测度这个孩子的深浅，但看他任真率性，也许是大器晚成。”太和九年，封为颖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有人劝元雍说：“各王都接待士人以营造声誉，为何只有您不如此呢?”元雍说：“我是天子的儿子，位为诸王，用声名干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拜为中护军，领镇北大将军，改封为高阳王。奉诏将七庙神主南迁到洛阳。以五等开爵建国，食邑二千户。
高祖率军南伐，元雍行镇军大将军，总摄留守事宜。迁卫尉，加散骑常侍，除使持节、镇北将军、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训诫元雍说：“相州原是旧都，不是朝中贤才或德高望重者便不能居于此位，所以让你到这里任职。为方镇长官之道，也难也容易。其身正，不令而行，这便是容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便是难。还应当爱护贤能之士，讲求信义约束，不要只因别人的言语而轻易地实行赏罚。”进号为镇北将军。
世宗元恪初年，元雍迁为使持节、都督冀相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冀州刺史，常侍如故。元雍在这两地稍微有点政声。后人拜为骠骑大将军、司州牧。世宗有时行幸元雍的家，元雍都尽家人的礼节。迁司空公，议定律令，并常参与重要决策。转太尉公，加侍中。当时，元雍因为天下发生旱灾，再次上表返位，世宗优诏不许。除太保，领太尉，侍中如故。
世宗在全国推行考陟官吏制度，元雍上表说：
臣私下认为，夏、商、周三代考绩的办法为百代不变的通典。如今，任上、中等官职的人，三年升一阶，由散官而入第的，四年登一级。闲散的官员本来不是虚置，或者因贤能而升进、或者因积累勤绩而上举。如果此人无能，便不应备列在这些位置上。原来以才能提升的官员，或者是在外戍守任职，或者是出使到绝域、或催督欠逋课税，察检州镇，都是散官，而所任却是重任。说到考陟，他们却被排除。检察散官的人，不一定都是庸才，即使称职的人也未必都是贤能之人。但以年代多来考闲，而课烦却以少岁，上乖天泽的均平，下生不公平的苦处。又遵循景明时的格式，有折考的文字；正始年间的上奏，又有与夺的级别规定。这说明参差互考本非皇上本意；改易常典常法，乃是有关部门的私意。又有关考级的奏折多委于任事人的手中；而涉及议列科勤之文，却绝于散官之笔。这样，使在事的人得以展其自勤之能，而散官之辈却没有申诉之所。而且，以上下之闲，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职抱槃曲之辞而难诉；禁卫武夫怀不申之恨而
难说。如此而想克平四海，怎么可能?又散官在职，一点小错即成污点，一点过失即被治罪。治罪不以他们闲于本职而优待；庆节的赏赐又不以他们俸禄微薄而加赏。罪殿之犯，不因任事不同而有别；考陟之机却要推论年阶而不同。臣听说君主有所举动，史官都要记录。君主举动不合于法，于后代何观?《诗经》说：‘王事靡盛，不遑启处。’又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依依杨柳，以叙征役之苦；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如果折算往来的时日，便是《采薇》一诗当废，《林杜》一诗也该罢。又任事的官吏，遇有吉凶之事要请假，回家省亲扫墓，每次要超过十旬，有的因患难深重而请假，动不动就要一年。征役在途，与留守安泰之劳相差百倍。苦乐的差别，责不在任事之人；在家私闲，又不是理政之日。论优语剧，先应当折算。
武士本挽上格为羽林，次格者为虎贲，下格者为直从。有的累纪征戌，无所不涉；有的带甲连年，负重千里；有的在战场上受伤；有的年老衰竭。现在试以本格，责求他们像当初一样，有一点不符，便要退阶夺级。这是要求他们永不衰老，于理说不通。另外，出外蕃使的人，必抽调朝中俊才。有的历险千余，有的履危万里，登程便有死亡的忧虑，却心怀身死异乡的哀戚，魂骨奉忠，以尸将命。先朝的赏格是酬之以爵品，如今却只涉及阶品劳绩。折以代考，有乖使者之望，这不是奖励《皇皇者华》而敦崇《四牡》出使之意。
又按正始年间的格式：凡后任事上中的人，三年升一阶；凡后任事上中的人，六年进一级。三年一考，是自古通用的办法。现在以凡前六年便升一级，而不管有无愆失，到年份便提级。以此推之，明明是以泛代考。新除一日，便同沾阶荣。下第之人因泛上提，上第之人却因泛而退。
臣又见部尉资品，源居流外，刊之于明令，而行之已久。但近来因为里巷多有盗贼，因为他们威望不够而难以肃清。想进品清流，以压奸宄。甄琛上启说：‘为法的人施行而观察之，有不便则改动。’臣私下认为此言有理，可以采用。呈上明察，请提高宰尉的品秩。
现在考格刚刚公布，而怀怨的人众多，臣也以为不妥。只要有光国典，改动又有何难!”
世宗见表后，便引元雍共论时务。
肃宗初年，诏令元雍人居太极西柏堂，谘询参决重大政务。配给亲信侍从20人。又下诏元雍为宗师，进太傅、侍中、领太尉公，王位如故。又另外命将作大匠营造国子学寺，让元雍在其中居住。领军于忠擅权专恣，仆射国祚劝元雍将于忠贬出去。予忠大怒，假造皇帝诏令杀掉了国祚和尚书裴植，废掉元雍之权。让他以王归第。朝中有大事，派黄门郎到元雍家中谘询。不久，于忠又假造诏令，想杀掉元雍，以此事去问侍中崔光，崔光拒绝，于忠便没有下手。
不久，灵太后临朝执政，贬于忠为冀州刺史。元雍上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