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我多事，1991年年初，我趁拜见巴老之机会，问过他这事，巴金果断地说开天窗不是我的意思”。无法见到编者，因为在与某些长官的意志保持了“髙度一致”之后，编者便为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傾向而去国外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去了。旁敲側击得知的讯息是一编者之一给北京主管全国文化工作的某部领导挂过长途电话（真巧妙，又是无文字可考），某部领导说“相信编者会很好处理这个问題的”而且，据说编者还说瑕了巴金老人同意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幸看到巴金同意删去《“文革”博物馆》的信件手迹吧？但很可能又是查无实据的电话或面谈。出版社方面，我听该书的责任编辑说，完全是为了保护出版社不被吊销。
不！我不认同上述种种原因，刪削《“文革”博物馆》一文，是中国文化界出版界的软弱无主见的突出表现之一，正因为有这类唯上是从（甚至仅仅是对上的估摸）的人存在，巴老才确信广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怫一切都已准备妥善，”我斗胆地补上一句只要上头来一声命令。”
其实，终于使（“文革”博物馆》开天窗“存目”的全部参与人员，在这个问熥上，裸呈着低能状态，彻底否定，文革”，是党的重大决议，巴老实质上与党的这一正确决议保持着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揣测一下，很可能是巴老文中的一些话使他们觉得与当时正紧锣密鼓进行着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有所抵触，如巴金把报刊上“宣传‘清除精神污染’”视为“又发动一次‘文革’”的迹象。这些低能儿真有点“此地无银”式的愚蠭，《随想录》中关于“文革”的文字是，不干净的，删干净了也就没有了随想录，何况当时正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销售的北京三联版合订本《随录》并没有根据近在身边的长官的意志删去“文革”博柃馆按照巴金的恚思，他的文字也确有列入“存目”的一些篇章这些章是哪些内容呢？我们看巴金怎样说的，1985年2月24日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责《巴金全集》编印之的王仰麋（树基）的信中，巴金说：“（全集》的编排……我只坚持一点：我发表《灭亡》前写的一些不像样的东西和解放后写的那些违心之论……照我的意思4存目’就行了。还有不多几篇别人代写的发言槁或报告就不收了吧这里已说得很明白，应该“存目”的只有三类文字：幼惟的、违心的和不是自己写的。显然，《“文革”博物馆》是由巴金自己动手写的成熟的真诚的凝重思考，万万不能“存目”但是，却被无端地“存目”，连个说明也没有！
参与“文革”博物馆》删削事泮的人，很可能也有更高的雄心壮志，如可以赢得诸如“政治警觉性高”之类的长官费扬，好在这1年的中国文化界，巳少了些浮躁，多了些深沉。大家心里明白，没必要跟那些不讲理的人去讲理，
《讲真话的书》即将发行第三版，（“文革”博物馆》将连同另外几篇文章一并全文补入。当得知这个消息，我是一点欣喜也没有。我沉痛地想：只要还有人不认真自己思考，只是集中心力一味地察顏观色看风向，我们这个民族就永远存在着灭亡的危险。如果这些人手握大权，危害就更烈了。比如，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形势有所变化，赶紧把《文革”博物馆》全文收入（讲真话的书》；但保不准某一天根据什么眼色，又来一个开天窗式的“存目”……
然而，值得庆慰的是，巴金的（“文革”博物馆》这篇力作早引起有识之士高度重規，1986年10月11日北京《团结报》副刊《百花园》就全文转载以纪念“文革”爆发20周年和粉碎“四人帮”并“文革”终止10周年。这一举动，堪称先見之明！1992年11月12日，由冰心老人题写刊名的《读与思》（《成都工人报》副刊）又全文转栽《“文革”博物馆》，犹如空谷足音。可以预言，只要“文革”还有发生的可能，巴金的《“文革”博物馆》就永远会不断地被转载，这才算得上警钟长鸣。我相信巴金知道了此事后，会用略带口吃的四川话表达鲁迅说过的意见：“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辑注巴金书信
一
1985年5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性巴金创作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同行研究者前辈询问我供职的四川文艺出版社有无印行巴金书信集子的计划，我如实地告诉他，自己手头已积有四十年代以来的巴金书信50多封（其中30多封是巴金的一位老朋友随书镐附寄的），准备明年成后年弄一本。这位前辈听后喜形于色，连忙掏出他的通讯筹给我开列了一汾可能藏有巴金书信的作家名单及其详细通讯处，我即到少年气盛地表示马上动手。
会后不久，我便乘飞机赶到上海，当晚寄宿于复旦大学招待所，匆匆吃了晚饭，便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巴金家中的电话，不料，巴老的一位亲羈来听电话，明确表示：《巴金全藥》有书信卷，不必重复出版。朝着迎接我的一位朋友，我摇了摇头，表露心中的无可奈何。
然而，熟读过巴金作品，我深知巴金一向为人善良，他只要知道了此寧，会支持我的。小作歇患，我一肢作气用较大的字工整地给巴老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次曰襄去上海一家出皈社交给巴老的弟弟。坐在这位和巴老一样兽良的前辈同行面前，我一脸尴尬，有意隐去昨晚往巴金家挂电话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仍不舒膠，莫好！这位前辈同行把我写的信一字一句读给了卧床养病的巴金老人，巴老同意由我来辑注并具体负责印行他的书信集子，在这年9月28曰的一封信中，巴老写道：
四川出版社搜集我的书信，准备出集子，派人来找我我身体不好，无法接谈，只是托济生代我回答，说是可以。后来我打电话给济生，加了一句：我还活昔就征求寄出去的信件，这样做不大好。但已经晚了。我看用不音管这种事情！人写信，如果想到要在自己生前夂表，那就只会販卖一些“大路货”，连牢骚也不敢犮了，有什么意思。
见到这封巴金谈及我的书信手迹时已是1987年年底，我庆幸我的莽撞引出了巴金关于书信写作的这一精到论述。的确如此，倘若连私人通讯都不发自肺腑，还有什么活头。
这儿，巴老的猜测也是对的。当巴老意识到他还活着就同意我征集他写给别人的信件有些“不太好”的时候，我巳经不停地换乘电车和公共汽车敲开了离居上海可能与巴金有书信来往的文化界人士的家门，很快又跑到南京……得到的全是对这项工作的大力支持，有的立刻将信交给我。
返回成都后，一个多月之内，我无所谓上下班，反正白天晚上都在赶写信件发往国内外，除统一印制的征集信外，我还大量查阅有关材料，切实掌握了欲向其索信者与巴金的来往关系后，再写一封亲笔信附上。功夫未负我，我辛勤的劳作赢得了积极反响：沙汀、臧克家、萧乾、王西彦、朱雯以及茅盾和李健吾的家属等纷纷把他们珍藏的巴金书信原件（用后归还）或其复制件挂号寄给我。同样令我惊喜的，日本朋友石上韶先生、岛田恭子女士也很郑重地提供了他们手中的巴金书信，香港的余思牧先生在从文、经商的极度繁忙中，专门挤时间特意为他收藏的巴金书信撰写具有史料价值的按语托大陆一位巴金研究家转我……
在辑注巴金书信的过程中，生动感人的轶闻不少，卞之琳先生提供的一封巴金书信尤其值得一叙。
巴老与卞老的关系很密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他们有着长期交往，后来一直葆有深情渾意。我与卞老联系，想不到他藏有的巴金书信“都已散佚”，但他为了不令我失望（我去信反复强调我辑注的这本巴金书信集子若不收入巴老致卞老的信是一大遗憾）、更是为了填补他和巴金之间的“持久友谊实情明显不相称的空白”（卞老1985年9月17日给我的信），便从北京给巴老写了一封畅忆旧往的信，定居上海的巴老读信后情绪极隹，即刻复信，写满一页16开搞纸，书信原件字体流利、清秀，文笔优美，一种兴奋之情荡漾于字里行间，没有严格按照方格书写，但排列均匀，你会想不到这信出于一位80多岁高龄、患帕金森症的老人之手，而且思路欢快，是我读到的1976年后巴金书信杰作之一，排印出来刚刚为大32开本的一个Page。
在征集的同时，利闬晚间安宁的环境（我由于调入以坐班为主的出版部门之前巳有15年的夜间办公习惯，白天一般无法靜心做笔墨活路），在妻子（她是历史研究者）的协助下，我对巴金书信开始了整理注释，这是一道速度很缓慢而且也急不得的工序。经过几十封四十、五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巴金书信手迹的辨认，我已熟悉了巴金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时期的构字特性，极匆忙时写下的外文连写般的草书手体，我一眼就可认出。但写信时间却成了一大难关。巴金书信，除个别信件，一般都只写月、曰，有的仅仅写了某曰，年份、月份都待考。我运用十多年来练就的考证工夫，根据多种线索，基本上弄全了年、月、日，略有错讹处，巴老审订时作了纠正，从而使由我辑注并兼任责编的第一本巴金书信集《巴金书简（补编）》能以较为完整的面貌问世。但这项工作我并未完美尽责，个别脱缺着的时间，全怪我偷懒所致。如《巴金书简（初编）》第83页致沙汀的那封信，空着的月份其实不难补上，只要到四川歌舞团请教请教老演员，或查阅一下1960年成都地区报纸上刊登的剧院演出节目预告，从《刘三姐》由四川歌舞团在成都演出的月份便可推定这信的写作确切时间。可是，我未这样做，固然有诸多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懒惰是无法否认的。
《巴金书简（初编）》出版后，北京《人民日报》和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很快刊出书评，并荣获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纪念奖。根据读者（特别是巴金研究者）的迫切要求，我对来不及编入《初编》的巴金书信继续整理，有几十封整理注释抄件已送请巴老过目（巴老卧在病床亲自加写了一些极珍贵的注文），拟辑《巴金书简（二篇）》。
最近，鉴于一些新的情况，我有了新的计划：准备把由我辑注经巴老审订的全部巴金书信，再与手迹认真核校，不改不删，详加考证、注释，并附上巴金写给我的全部信件，出一部印制精良的《巴金书简》，以纪念一代文化伟人与一个普通编辑兼业余研究者的交往。
我希望我的这个心愿能于巴老楗在时实现。
二
1986年7月29日，在《《无题集》后记》中，巴金深情地向读者说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十天之后的8月9曰，巴金把这篇后记寄给一直坚持首次披载《隨想录》的香港《文汇报）/，同时给该报主编曾敏之先生写了一封短信，信末曰随想录出年我就搁笔了，我实在疲劳这是事实，历史的重负和时代的责任感，使巴金老人处于过度劳累的思考状态，当我在成都和上海见到巴金时，老人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善良、真诚，便是疲劳。在我们国家，当不少人尤其是以笔为舌的诸如记者、作家等在唯以回避的现实面前，纷纷用“遗忘和说谎”作“前导”（鲁迅语）的时候，是巴金不顾一切利害关系地拒绝讲空话、大话和假话一点一滴”地工作，做“可以做”和“应当做”的事。在我们这个“扣建遗毒严重”和“领导方面未能以身作则，起了很坏的影响”的社会环境远非优越的国度里，巴金老人像衔石填海的精卫、像涅盘前聚木自焚以求新生的凤凰，他用擅抖着的病弱的手一笔一划地每天几百个字地写完了五十万言的不朽巨著《随想录》，他说着人们想说而来不及说或不懕意说、不敢说甚或反对说的真话，十几亿中国人的惨痛思考，却凝聚在一位没人搀扶或离了拐杖连路都走不稳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心中而沉甸甸地迫压着、磨折着：巴金老人能不疲惓吗？！
巴金的“搁笔”是应当被理解的，但每一个酷爱真理和正义的人，却无不希望甚至渴求能多多听到巴金的声音。曾敏之先生得知巴金宣布“搁笔”的函示，立即复信向巴金吐露了惋惜之情。没有让广大读者以及曾先生失望，巴金再复曾敏之的信中，令人欣喜地宣布：
搁笔后不写文幸，但可以写写短信。为了国家，有话总得讲出来，讲话的人%了，听话的人多了，大家掏出心来，才会有欣炚向荣的景象：
在接待记者的公开场合，巴金也重申过上述意思：
我们要说真话，不能沉默，我茧然一时难写文章，但也想以书信形式抒支己见，
巴金所说的“书信”，不是常常看到的那种存心拿来公开的夹杂着不必说而照例又不得不说的书信体文字，巴金书信只想到“抒发己见”。在谈及我承担辑注任务的《巴金书简（初编）》（已出）的一封私信中，巴金说：
人写信，如果想到要在自己生前支表，那就只会販卖一些“大路货连牢骚也不敢夂了，有什么意思！
比《随想录》更直接，巴金“搁笔”后写的书信闪耀着作为一代文化巨人严峻的思考锋芒。收入《巴金书简（二编）》中的一些信件，堪称重要的人类思想史料和历史性文献。比如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1987年春天，巴金在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我已搁笔，不再作文，可是枯子不肯沐息，蝥天想前想，想到《家，民祛的前途，总是故心不下……我很疲劳，但有时也在恝这令问題：什么烊一种才是中知识分子的典？
这个难以绕开的问題，巴金在“很疲劳”的状况下仍不伴地思索，长文《怀念从文》或许是老人的思索成果之一，在这篇长文的结黾，巴金说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遯不了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是中华锖神的主要承传和重塑系统，他们的整体素质（即巴金所谓的“典型”如何，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实在是关系极大，巴金焦灼地思考，我们是不是也该分担这思考的重负哪怕仅伩一星一点呢？
巴金在书信中说真话，还体现在他无条件地维护历史真实上。在一封写给研究者的信中，他说：
我的阼品一旦发表，就不妇我个人所有，这不是什么财富，只是它们起或好或坏的作用，读者就有权批利它们，我不能千涉，也不能反对……
巴金多次说明他只能把与真实情况有出入的订正一下，另一封写给出版社编辑的信中，巴金不同意把他写于1978年的文章中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改成：伟大的人民理由是这样改“似乎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不符合当时的气氛同时那时蜈“我的思想还不曾解放到那样”。巴金尊重历史真实的精神，几乎令某些为自己“创作”光荣历史的人无地自容。
巳经征收并辑入《巴金书简（二编）中的书信既有大量珍贵的史料，也体现着巴金近十多年一贯倡导的反封建、讲寞话的大无畏精神。上引的有关书信都由巴金亲自审阅过，待《巴金书简（二编）》出版，读者可以进一步饱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