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妁女领袖宋氏三姊妹》的封面呩示的丛书名为“战时小丛书之四二”，但根据书末的广告，可断定应为“战时小丛刊之四二”这是封面设计者“飞”的失误。或者因为封面，包括扉瓦的内文分别在两个地方印，待到装订到一起时就产生了歧误出版“战时小丛刊”和“战时小丛书”的战时出版社是（（救亡日报》的图书编輯部，成立于1938年1月，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救亡曰报》被迫泮刊而同时伴办。战时出版社，是个总其成的蜗辑部门，各地大多有前冠域名的该社，如汉口战时出版社、广州战时出版社、桂林战时出版社、成都战时出版社，甚至在县份上也有，如浙江金华地区的永康在当时訧有一个战时出版社，还出过书，可参阅2000年第五期《浙江出版》上《晚清、民国时期浙江的出版机构》：文的附表《民国时期浙江省编印、出扳过图书（的）单位名录》，“战时小丛书”目前我只见到一本实物，“战时小丛刊”见到实物的较多。据一位新文学书话作者透露，说这两套丛书、丛刊合共有一百五六十种。然而，至今不见有人详细回頋这两套书的编印情况。这，只能表明从事此书业者以为在那个大热的战争年代，出两套配合时势斗争的书，仅仅是做了该做的事，不足挂齿。
郁达夫“工作热情很高”吗，
盛成一九八四年五月五日于北京”起草或是口述了一篇題为与达夫一起去台儿庄劳军》的文章，由“善文”螯理后收入1986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扳《回忆郁达夫》一书中。銮文说：
一九三八年三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达夫和我都被选为常务理爷，他还担任研究部（龚接：“部”为“蚊”主任，工作热情很高，我則协助老舍搞总务这儿，盛成“想当然”地臆定做“研究股主任”的郁达夫“工作热情很高然而稍晚些时胡风这个当年与郁达夫同在“研究股”任职的“副主任”却提供了据实的与文相反的回忆，不料，里皇巨卷《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又将盛说再播，令人不得不指出其讹。
初刊1985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的胡风《在武汉：抗战回忆录之二》的第六节写速由郎达夫和我担任研究眈，这是正面代表左派的左派人虽然，如郭沬若，田汉，阳賴：、冯乃超等，但都在第三厅担任了公职，没有时间来做文协的群众工作，部达夫是没有实职的计委，所以由他和我担任研究……郎这夫足老作家，不慣于做实际事务工作，然灸了研究主任的名义，但他并没有管事我只好请他叶工作出出主达他很洒，说他实在没有耐心坆组织性的工作，要我完全作主，连告诉他你不必我想，池肯担灸研主任的义，没有提出辞职，这沈算是W全大局了武汉大守，池就走了，后来听说他到新如坡去没有找到胡风和郁达夫当时就此事写下的曰记和书信，如果有，两人会是同样内容，因为他们都是从不做假的人，如果一定要取得郁氏本人自述为据，可将他1938年7月26日致刘开渠信中所言“我巳辞去政治部工作，只打算多写一点文章，从前未完之搞，于此时结束一下，对世事完全绝望，唯等待老死而巳”与胡风所忆互为应证。
胡风的上述回忆，经改变人祢后写入其夫人梅志的《胡风在武汉》第四节中，收入梅志著《花椒红了》一书中，倘若因为《新文学史料》和悔志的书在北京出版，不昜找见，那么仍由印行巨卷《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1996年10月版）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马蹄疾的《胡风传1989年6月），总不难找来一本翻翻吧？马著第129页有与胡风回忆完全一致的描述。上引郁达夫信中的“政治部工作”就是郁氏在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没有实职的设计委员”之职。
丁玲的《讽刺》
相当熟悉丁玲的周良沛1997年4月1日在昆明翠湖写了反驳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的《重读丁玲》，文中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头两三年丁玲谈到刘宾罹馨露社会问的报告文学时，丁玲这样说：“社会生活的各种问是终还是得靠党和政府才解决得了呀！“周良沛的文章枋刊1997年7月出刊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双月刊总箏六十六期，后又收入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印行的神电之间书，
丁玲从来都是对“党和政府”无条件地信任的，即便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落难之岁月，她也无不坚信“毛主席”和“觉中央”是“英明正碲”的，错漏所出之源，比如文艺界，丁玲訧以为是周扬。
1939年3月由西安“生活书店”出版的“西北战地眼务团丛书之九”丁玲自己的新著文集《一年，其中有一篇《讽刺》，全文仅四百芩个字，先泛说“讽刺”这一讲话方式“在某一神不准你说真话的时候”之必要，接着笔调一转但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是中国已经在畝高领袖之下进什丫神蚤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时蜈，中因已经頻帑了夂下、违反三民主又放高則之下人民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的自由，那衣凡有一切对政府对当局有意见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同一的立场，诚恳的建议，纵是还不免有误会的地方，也只能委婉详尽的去说明，以及用最減恳的工作态度去取得相信。而站在旁現的讽刿，或不负责的言论都不是我们应该取的了。因为讽刎只是一种在压迫下不能直说的变相的说法，有不得不加上伪装的苦衷的，
丁玲《讽刺》一文作于1938年更秋间，稍有历史文化常识的读者都知道文中说的“最高领袖”、“政府”和“当局”所指的具体内容。诚然，这篇《讽刺》是不会编入以后新印的任何一部丁玲文集、选集中的，恐怕《丁玲全集》也会不收此文吧？我倒希望在《丁玲全集》中完整地读到此文，否则“全”面了解丁玲将受损失。
读毛泽东《五四运动》
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8月初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五四运动》是一篇仅有一千二百字的短文，但因其内容的重要，如“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等著名论断就出自此篇，巳被视为毛氏代表作之一。
然而，这篇《五四运动》却连究竟写于何时以及最初刊于何处等基本问题，也无人详考，当然该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小小遺憾，我试就手头材料，作一点查考。
关于写怍时间和初刊发表处，上述初版《毛泽东选集》和1991年6月第二版《毛泽东选集》都在邂注中予以说明过，照录如下版：这足毛，泽东同志为延安的报纸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年的论文弟二版：“这足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用年的文幸对于此条題注的修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还有专门述说广，报纸’一词用得不大准螭。《五四运动》一文，是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写的。解放》周刊在当时也称，解放报但严格地说它是期刊。”改后的“机关报”和原来的“报纸”事实上仍是没有区别，“纪实”所述也不明其义。如果《解放》是装订成册的半月刊，就称为“机关刊物”戎“机关半月刊”好了，如果是一张对开或四开的印品，自然就是“报纸”
《五四运动》其实也不是最早交给《解放》的，而是为《中国青年》写的。
1939年初，不足二十七岁的冯文彬在陕西安吴以“中国青年社”的名义创办了《中国青年》，“原定二月间出版，因印刷上的困难”，迟至这年四月十六日才出刊，据查，冯文彬那时“在西青与安吴青训班工作”。“西青”即“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安吴青训班”指设在安吴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政治干部培训基地。《中国青年》最初估计只供“青训班”学习，刊名由毛泽东題写。初印创刊号问世，引起中国共产党决策核心圈内人的关注，觉得要好好利用这阵地为政治豭务，于是自第二期起“移延安”印行。
《中国青年》按意图定“半月刊”，1939年4月16曰新出创刊号样刊送到毛泽东等人手中时，他们就商议第二期的阵容，用现在的行话讲，“组槁”工作就开始了。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冯文彬写的，这一期看得出全由冯文彬一人组编；但到了第二期，虽然仍由冯文彬主事操办，却已是蘖体意见，而且以服从中共中央部署为旨，以纪念“五四”并宣言中共将实施以“五四”为青年节来庆贺了。
第二期《中国青年》在卷尾标明1939年5月1曰出版，这一期定为“五四特辑”，意在向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表示：中国共产觉不承认当局政府设定的“青年节”，“正式向政府，向社会，向全国青年团体提议，规定每年的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如此隆重的事件，当然不是冯文彬和“西北青救”团体所能议决的。
收归延安编印的《中国青年》第二期，按当年的排印所需时间，至少得十天以上，也就是说，该期藥槁要在1939年4月20日以前结束，这个日子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毛泽东《五四运动》一文的写作时间。细排毛泽东当时的日程，《五四运动》写于4月17日或18日较泠可信，如果能遍查当年在延安的有关人的曰记，会找见准确的记栽。
不仅《五四运动》并非为《觯放》而作，它的題目最初也不是《五四运动》在第二期《中国青年》里，毛泽东的短文与陈绍禹、洛11、陈云、李富春、刘少奇、林伯渠、罗迈、谢觉哉、杨松、陈达、吴黎平、艾思奇、张浩、朱宝庭、张琴秋、曹轶欧、冯文彬棑在一个专栏，栏目名为《五四运动的二十年，每个人的文章在编序号码后署名，毛泽东的文章编在最前面，这十八个人中，曹轶欧写了一首口号诗，当然是看在康生的面上才让她“上”这个中共圈内档次极高的专栏的》冯文彬的纪念文章排在最后，证实这一期仍以他为主编稿。
如果给毛泽东《五四运动》的文字变迁来一个说明，可将它分为三个“版本”《中国青年》初刊本、毛选二卷一版版本、毛选二卷二钣版本。仔细考察这三个版本，毛选二卷一版改动淛补较丰富，毛选二卷二版略有技术性订正，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选集》的编印，当然属于政治大事，除了毛泽东本人字斟句酌地修改外，还有一个专门班子集体讨论定槁，最后再请语法专家、标点符号专家、文字专家各负其责地为《毛泽东选集》“整容”。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研究毛泽东著述的版本变化，都是有必要的，下面择要罗列并说明《五四运动》一文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一版中的版本变化情况。
《五四运动》共五个自然段，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在修改时，结构上没动，仍保留原来的自然段落划分。
全文纯文字处理，主要有两点：一是将“与”换成“和”、将“之”换成“的”；二是补上配套使用的介词，如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补充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刪节共有五处，最多字数的一处有五十多个字，在第二段。这五处刪节，去掉的都是类似演讲时即兴发挥反复式的文字，是应该刪去的。
补入的部分只有三处，但极其重要第二段“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后补加“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第三段，在“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后补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还有一处补加在第四段开始，补入“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与此相应，接下去一句删去“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失致，就是这个原因”。这些补加，是五十年代以后的毛泽东思想，万不可在引用时这样说广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
改换的字句有’几十处，有一些是纯文字调螫如改換“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为“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有一些则是重要名词的准确表述如改換“戊戌政变”为“戊戌维新”、改換“真正的三民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为“真正的革命者”。
熟悉毛泽东《五四运动》在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发生的版本变化，可以发现毛泽东一些观点的阶段性发屣。这对于无论是研究者、教学工作者，或者一般的读者，都相当有意义。
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五四运动》，和第一版是一致的，用的是厗纸型，但废除了軍注释，而且挖改了两个字。挖改“成份”为“成分”，挖改“努呵”为“努力啊”。这两处挖改，新闻出版有关人员该引为范例，就是说成分是正确的搭配，不要使用“成份”这不规范的搭配；作为句尾感叹字的“啊”不要用“呵”。编校报、刊、书，是一字一句的琐细做工，应该极其小心才好。《毛泽东选集》的各版终订，值导认真仿效。
张恨水《八十一梦》的版本在
“五四”至1949年10月这三十年间产生的中国新文学名著的版本叙述方面，最为混乱不清者莫过于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了。即便现在，仍可从一些本该严谨的公开正規出版物上，不断发现关于（八十一梦》版本叙述的错误。这些错误较为常见的有两种：一是说整部怍品只写了九个梦，二是说作品最初连载时因某人恐吓才致使作者被迫结朿全篛并愤而写下《楔子鼠齿下的剩余》以回击当局对《八十一梦》的扼杀。后一种说法不仅没有条件知道实情的晚辈人包括张恨水的子女这么讲，连与作者同时代的老同事、老朋友如张友鸾也这么讲。至于前一种说法，便是中国新文学所谓“研究界”的通病了又急于多出成果同时又懒得多肴点材料，只好就巳知的说。两种误传的不断扩散，导致《八十一梦》的版本实况在作品问世已逾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为人全知。为了不浪费篇幅，下文只正面述说，不做“拨乱”的工作。
张恨水三十年代末从南京来到重庆，当年连栽《八十一梦》的《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在“中华民国三十年冬尽于陪部”为《八十一梦》初版单行本写的《序言》说作者的“懕望”是“愿意贴紧在这抗战司令台下，不梓任何艰苦，尽他所尽的一份力量”。到了重庆，张恨水看到的抗战胜利以后的“情状”是什么呢？他看到了訧对同事们说，说了就写，写出来的就是连栽于1939年12月1日至1941年4月25曰重庆《新民报》上的（八十一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