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大约从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始，被半岛上的历代政权所利用和信奉。历经统一新罗、高丽的发展，朝鲜半岛儒学在朝鲜时期臻至鼎盛。朝鲜王朝的治国理念中摒弃了高丽王朝作为精神支柱的佛教，以儒学为根本指导，从上至下地整顿了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制度、行政体系、生活规范等，使得儒学对朝鲜半岛的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远比佛教更为深刻和广泛。尤其在“朱子学”传入以后，朝鲜儒学者在其基础上发展出的“性理学”成为朝鲜的立国基石，朝鲜社会从国家大政到家庭琐事，无不受其左右，建筑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朝鲜半岛的官学与书院建筑，作为儒学研究和教育、推广的机构，既是其建筑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亦对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其产生、兴盛和衰落的历程，是与朝鲜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朝鲜半岛儒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儒学教育机构的官学和书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纵观朝鲜半岛儒学教育建筑发展史，其官学与书院基本上是跟随中国的发展轨迹而演进。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出于国家政治的需要，将“太学”的设立作为以中国为蓝本、建立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一环，开始在贵族阶层推行儒学教育；到高丽时期，除了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的“太学”（称为成均馆）外，亦逐步在各地方设立作为官学的乡校。朝鲜初期，在朝廷的大力推动下，很短一段时间内各地乡校的设立就已相当普遍。随着形势的变化，到朝鲜中期，作为私学的书院随着官学的逐步衰微而开始蓬勃发展，进而对朝鲜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朝鲜后期，官学进一步衰落，书院亦受到打击，朝鲜的儒学发展逐渐失去了活力；而官学和书院建筑亦随着朝鲜王朝的消亡，而停止了在历史舞台上的演出。
7.1朝鲜半岛的古代官学
7.1.1三国、统一新罗时代之官学
中国儒学的相关思想和理论，很早就对朝鲜半岛产生了影响。汉武帝设“汉四郡”（公元前108年），在汉廷的直接统治和大量汉民进入的情况下，儒家典籍和儒学思想在汉郡以及此后的乐浪、带方等地区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但儒学在朝鲜半岛可以实证的发展史，韩国学界公认始于高句丽时期。出于国家政权强化的需要，当时的高句丽统治阶层积极、主动地吸纳了儒家学说；朝鲜半岛上最早设立的官学，也在高句丽出现。《三国史记》卷第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条载：“二年，夏六月，秦王符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立太学教育子弟。”小兽林王二年，即公元372年，在中原为南北朝时期。
在统治者的提倡下，儒学教育之风在高句丽逐渐兴起。除太学之外，地方上也纷纷设立学堂（非官学而是私立的“扃堂”），《旧唐书·高丽条》云：“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林》《字统》，又有文选太爱重之。”
百济早期与中国交往不便，因此儒学的引入要略晚于高句丽。但是，在迄今可查的相关文献中，百济并没有留下设立儒学教育机构的直接记录。但考虑到其文化与南朝关系密切，可以推想百济也设有类似太学的机构，以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较之高句丽与百济，新罗的儒学引进最晚，其官学始设的时间亦不能确定。从文献记录来分析，可能是先并未设立太学，而是将王室子弟直接送入中国求学。关于新罗的留学生，朝鲜半岛最初的记录见于《三国史记》卷第五，新罗本纪第五，善德女王条：“九年（642），夏五月，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而能确证新罗设立国学的文献记录，最早见于《三国史记》卷第八，新罗本纪第八，神文王条载：“二年（682）六月，立国学，置卿一人，又置工匠府监一人，彩典监一人。”《三国史记》卷第九，新罗本纪第九，景德王条载：“六年（749），春正月，置国学诸业博士助教。”可见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此时新罗之太学，尚在不断地完善之中。
从以上零星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高句丽、新罗在国家体系完备的过程中，积极地引入了中国之制，设立太学、“教育子弟”，百济亦可能如此。但是，对于这些“太学”的具体构成、建筑形态和在城市中的位置则无从知晓。此外，三国时代各地方官学存在与否，也难以证实。考虑到当时朝鲜半岛儒学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可能各地方并不需要设立官学；而京中的太学，只是在以中国为范本进行封建国家体系整备的过程中，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环而设立，政治意义大于实际功能。在朝鲜半岛与中国进行的文化交流中，一般是上层建筑，如宫殿、王家寺刹等最先受到影响，而至于在民间和地方的普及，在时间和广度、深度上往往要滞后许多，因此如果高句丽、新罗在京中太学设立甚早，而地方官学很晚才出现，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7.1.2高丽时代的官学
朝鲜半岛进入高丽时代之后，关于其官学的文献记载相对丰富起来。《高丽史》载，成宗二年（983），朝廷自宋求来“文宣王庙图”“祭器图”“七十二贤赞记”；成宗十一年（992）在开京创设国子监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对此《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6中有如下记述：“国子监旧在南会宾门内，前有大门，旁曰国子监，中建宣王殿、两庑，辟斋舍，以处诸生。”宣宗八年（1091），又在宣圣殿壁上绘七十二贤像；肃宗六年（1011）增建左右廊，廊内绘六十一子、二十一贤像。睿宗四年（1109），增建七斋，九年（1114）立国学。开京的国子监在蒙古入侵时被毁，忠穆王元年（1345）再建，改称崇文馆，即后来的开城成均馆。
开城成均馆所在地原是高丽文宗的别宫一一大明宫，后来改为接待中国使臣的顺天馆，其后又改为崇文馆，用以收藏儒家经典。在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后，又按《周礼》“掌成均之法典，以治建国之学政”之语，取名成均馆，成为高丽的最高学府和掌管各地官学之机构。
开城成均馆位于松岳山东麓，依南北向中轴线配置主要建筑。整个建筑群布局一如中国之制但结构大为简化，按功能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庙，南部为学。庙的区域以大成殿为核心，殿南左右分列东、西庑。朝鲜半岛文庙与中国文庙的不同之处在于，东侧厢房（东庑）供奉中国儒学者的神位，而西侧厢房（西庑）供奉新罗以来的朝鲜半岛学者神位。而高丽时期文庙与朝鲜时期文庙的区别在于，高丽时期的文庙大成殿内供奉孔子的画像或者塑像，但朝鲜时期只供奉孔子的神位。讲学空间以明伦堂为中心，明伦堂东有香室，西有尊经阁，前面配置东斋、西斋。全盛时整个成均馆有建筑200余间。进入朝鲜时代，在汉城创建新的成均馆之后，开城成均馆就沦为地方乡校而失去了昔日的地位。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有建于1602年的大成殿和西斋、1605年的东西庑及明伦堂、1610年的东斋等。大成殿面阔5间（14.7m），进深3间（9.75m），庑殿顶；明伦堂面阔5间（19.3m），进深3间（9.34m），悬山屋顶。现存的这些建筑虽然都重建于朝鲜时期，但总体布局仍然维持了高丽时代的格局。
高丽除了在开京设立成均馆作为全国儒学教育机构的总管外，亦开始在各地设置乡校作为官学，用于教化地方、培养人才。地方官学的设立可追溯到高丽中期。《高丽史》卷七十四载：“仁宗五年（1127）三月，召诸州立学，以广教导。”据此可知，最迟在高丽仁宗五年，朝鲜半岛就已开始在各地设立乡校，内均设文庙，形成“庙学合一”的乡校制度。但高丽时期的乡校均毁于自然灾害或兵火，无迹可觅，因此其具体的布局和建筑形制如何并无实例可考，但因其制度乃是从中国导入，其乡校建筑与中国元代的府学、县学应颇为相似，而且因传统的持续性，与朝鲜时代的乡校，差别应该不大。
7.1.3朝鲜时期的官学
7.1.3.1汉城成均馆
朝鲜一朝以儒立国，因此对儒学教育相当重视，在政权初立、国事未定之际就开始建造汉城文庙、国学，至朝鲜太祖七年（1398），位于汉城崇教坊内的文庙及国学竣工，仍然沿用了高丽旧名，称为成均馆，亦称“太学”，有时候也按中国古制称之为“泮宫”。自高丽太宗起，朝廷定期为成均馆拨付经费与奴婢等，定期举行盛大的祭祀，王世子必须入馆就读，此后成为定制。成均馆的最高领导者“大司成”为正三品，其下设祭酒、乐正、直讲、博士、学正、学录、学谕等职；儒生定员150名，1429年扩大为200名。朝鲜时期，成均馆还得历代国王赐地，地产遍及国内。
经过若干次的焚毁和重建，今天我们看到的汉城成均馆是壬辰倭乱焚毁后、宣祖时期再建而成，但据推测与初创时的布局形式并无多大出入。汉城成均馆采用的是南庙北学的布局，与明代南京、北京国子监的“左庙右学”以及高丽成均馆的“南学北庙”布局均不相同；可以看出朝鲜成均馆对孔子祭祀问题的重视，是在其教育功能之上的。虽然就总体而言，朝鲜半岛的古代建筑并不像中国那样严格追求轴线与对称，但成均馆是事关国家威权礼仪的建筑，其核心空间（祭祀和讲学空间）仍然强调轴线对称的配置形式。南北中轴线上从南至北依次配置大门、大成殿、明伦堂等主要建筑，两侧对称配置东庑、西庑，东斋、西斋等建筑。在成均馆的东北角，配置有尊经阁、享官亭等。这些辅助性建筑，因为其功能次要，布局形态也相应地自由了些。由于明朝在嘉靖九年（1530）诏令天下，在文庙大成殿后须建启圣祠，而汉城成均馆因文庙北部为讲学空间，难以新增建筑，最后只得在成均馆之西北角另行择地建造了启圣祠。
与中国文庙相比，汉城的文庙表现出自身的一些布局上的特点：其结构比较简单，文庙仅有一进院落，而且不设泮池等。这种简化是朝鲜半岛在引入中国建筑文化时常见的现象。又出于与中国间的等级关系，其建筑的屋顶形式、规模等均比北京文庙等级要低，例如祭祀空间的核心建筑—大成殿，采用的是单檐歇山顶，面阔只有五间，遵循了与中国的“礼”的等级秩序。
现存的大成殿重建于宣祖三十五年（1602），带前廊（韩国称退间），作为礼拜空间。斗拱内外均出2跳，拱只的做法比较接近中国明代官式建筑，无彩画，以俭素为美。大成殿内供奉孔子、四圣十哲及宋朝六贤的位牌。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半岛的宫殿、寺刹建筑中，很少有带前廊者，而各地的大成殿，则因举行祭祀礼仪的需要，一般都如中国建筑那样带有前廊，这也是朝鲜文庙大成殿区别与其他类型的木构建筑的重要特点。
讲学空间的核心建筑——明伦堂，创建于宣祖三十九年（1606），后世对其局部有所改动，并在原建筑两侧对称加建了斋室。明伦堂面阔3间、进深3间，
单檐悬山屋顶，斗拱采用翼工形式。东西斋屋顶较之为低，外端部屋顶采用歇山顶（这种屋顶的自由组合的形式在朝鲜时期的建筑中多有所见）。
7.1.3.2朝鲜的乡校
朝鲜王朝以儒立国、以儒治国，自视为儒学社会，因此较之此前的各时期，朝鲜对儒学教育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朝廷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以教化百姓，广大儒生则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身官僚阶层的机会，因此儒学教育在朝鲜时期始终兴盛不衰。与中国的制度相同，朝鲜的最高教育机构为国学（成均馆），儒生要通过严格的考试方能进入；其下则由各级乡校担负起中级教育的功能；而乡校的下一级教育机构，则为各村的书堂、私塾，起到启蒙教育的作用。
朝鲜时代各地的乡校，大部分都设立于太祖至世宗时期。朝鲜太祖对儒学教育高度重视，从其即位之年起，即将各地乡校的有无、优劣作为地方官员考评的重要指标之一。朝廷派遣教授、训导在各地巡回，督导儒学教育。在不懈的努力下，据《东国舆地胜览》载，至成宗十七年（1488）时，朝鲜已然达到了“一邑一乡校”的程度，共有328所，虽然历经岁月消磨和战祸摧残，到今天仅在韩国境内仍留存有乡校231所，可见朝鲜对加强儒学教育并以此巩固其集权统治的重视程度。有关文献记录表明，乡校首先在开城、庆州、全州等大城市设立，以后逐渐普及到全国。现存朝鲜初期的代表性乡校如全州乡校、庆州乡校、罗州乡校、江陵乡校等。
朝鲜中期以后，随着作为民间教学机构的书院的兴起（详见下文）、乡校教育功能的弱化、政治的干扰频繁以及行政区划变更等因素，作为官学的乡校日渐衰落。到了朝鲜后期，乡校更趋势微，其儒学教育功能，徒具象征意义罢了；在极端条件下，甚至出现了某些地方乡校被废弃的情况。
朝鲜时期的乡校，与元、明的地方官学略有差异，往往配置在邑城之外的近郊（一般不超过四里之地），成为地方行政管理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之所以要位于城外，目的是为了避开繁杂的城市环境，营造安静的学习氛围，而且还可获得比较宽松的用地条件。由于朝鲜多山，因此乡校多建于山地或丘陵地带，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记载，全朝鲜近三百余所乡校之中，仅有10余所位于平地，比例微乎其微。丘陵用地条件，造成了乡校建筑的一些特色，比如在平面布局上仍然保持轴线对称，因为这是儒家伦理秩序的需要；但建筑多用干阑式的楼阁。
乡校作为祭祀先贤、传播儒学的场所，总体布局自然是根据严格的伦理秩序而来。而其布局方式，基本上是对中国元、明时期官学的一种简化，这种简化的主要方式是保留最基本的祭祀和讲学格局，削减大量附属建筑和设施。自15世纪末期始，以大成殿与东、西庑构成祭祀空间，明伦堂与东、西斋构成讲学空间的乡校制度就固定下来。除这两个主要空间外，乡校一般还设有祭器库、尊经阁、校直舍、风化楼等附属建筑。为数众多的乡校作为国家儒学教育系统的基本单元，其空间构成基本上是汉城成均馆的微缩版，形制基本相似，但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表现出一些特别的处理，如江陵乡校建有面阔九间的巨大楼阁，以观赏四周的风景。当然，这样具有特殊性的处理手法，在作为官学的乡校中，毕竟是不多见的。
无论是成均馆还是乡校建筑，布局的根本概念是性理学中“敬”的秩序层次。性理学大师李退溪视“敬”为“圣学”，以强调其重要性。“敬”的思想就成为朝鲜儒学建筑，无论是文庙、宗庙、家庙还是乡校、书院等的绝对精神规范和建造指导。在相同的指导原则下，又因对儒学的理解、宗派的特点、具体的地形和经济条件，确定了各地乡校建筑布局的某些局部特征。
1.庙、学关系
